战士们很快就缴下了敌人手中的武器。面对跪在地上发抖的敌人，侦察员巴增允说道：“你们还怪聪明哩！想利用这里的这些大石头和树丛作护身符进行顽抗，它能保住你们吗？连蒋介石指挥的几百万军队都保不住，这几堆烂石头能保住你们吗？石头硬打不烂，你们的脑袋也打不烂吗？不信咱就试试！”说完，他把枪栓一拉，把对面的一个俘虏吓得面如土色，连说：“长官，试不得，试不得！”巴增允只想开个玩笑，却吓得俘虏们差点丢了魂。
经过一小时的战斗，8名侦察兵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共俘敌24人（其中打伤9人），打死7人，共31人，其中尉官5人。缴获轻机枪一挺，卡宾枪3支，冲锋枪2支，手枪5支，还有大批弹药。另外缴获军马5匹（其中坐骑2匹，驮马3匹），还有其他一些物资。
战士们对缴获的3个马驮子进行了检查，里面全是些食品，有腌猪肉、牛干巴、老熊肉、麂子肉、马鹿肉、干笋、干鱼等，另外还有两小罐包谷酒，两大箱香烟。
战士们在阵地上对俘虏进行了扼要审问。他们先问一个上身没穿军服的中年人：“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们是93师278团2营的，被分配去执行任务，”那人回答。
“你本人是干什么的？”
“……”对方没有回答。这时另外一个小官模样的俘虏赶紧接上说：“他是我们的营长。”
“嗬，不错嘛，还是个营长呢！”侦察兵李强说。接着他又交待起我军的俘虏政策来：“不要怕，不管是当兵的，还是当官的，只要放下武器，一律宽大不杀。”又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这里干什么？”
“我们是奉命去勐阿阻击贵军‘边纵’游击队的。没接上火又命令我们返回南峤集合待命，正好也就可以回来过大年。临回来时，我们想到不能这样空着手回来见上司，于是就从老百姓那里弄了这些山货，作为给上司的拜年礼品。想不到上司没见到，却当了你们的俘虏！”
侦察兵们将俘虏押回县政府大院。在走进围墙侧门时，一个腿部负伤了的年轻敌兵，背靠围墙侧门坐着一动不动，歪戴着帽子，耷拉着脑袋，将一支步枪平放在大腿上，哭丧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待侦察兵走到他跟前，他抬起头来望了望，好像要说什么但又不敢说。巴增允上前收缴了他的枪，对他说：“跟着我们走吧，不要怕，解放军宽大俘虏，只要放下武器，一律不杀。”看他年龄尚小，又加了一句：“走吧，小鬼，不用怕，我们不会杀你的。”
那俘虏想站起来，却因被打伤了腿而站不起来：巴增允俯下身去把他拉了起来，搀扶着他走。边走边问：
“多大啦？”
“十八岁。”
“哪里人？”
“云南的。”
巴增允将这名年轻俘虏一直扶到院子中央，扶他坐好，然后又叫医生来给他清洗伤口并进行了包扎，还讲了一些安慰话。
那俘虏见解放军没有伤害他的迹象，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不住地与侦察兵讲起话来：
“你们解放军可真好。开始我怕你们杀我，因为我们当官的说：只要被解放军抓住就非杀不可。你们却待我亲如兄弟。
“你们解放军真厉害啊，正当我们包围院子时，我就害怕得要命。我跟在他们后面，当我刚跨进围墙的小门时，就听到院子里大声喊道：‘老子来啦！缴枪不杀！’那声音好大啊，像雷鸣一般。大家拼命地往后退，我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便听到前面有人喊：‘解放军！解放军！’我还没看清解放军是什么样儿，一颗子弹已打在我的左腿上，解放军也冲到我的面前来啦，吓得我赶快往右边的墙跟脚躲。我听到解放军喊‘缴枪不杀’，我赶快把枪举在头顶上。可你们解放军是一股劲地往外追，往外冲，谁也顾不上来缴我的枪。我不敢动，不敢跑，而且腿已经伤了，也跑不了，只好静静地在这里干等着，直到你们返回来才把我的枪收了。”
二十八、永生的战士
2月17日下午，乌龟山的这一场战斗，是一场仓促的遭遇战，由于思想上的麻痹，使敌人竟能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包围了乌龟山，并有少数敌人冲进了县政府大院，幸亏被我方及早发现，我军行动的迅速和作战的勇猛，才很快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夺取了胜利，共歼灭敌人（包括打死的和俘虏的）200余人。这样，把当天清晨和下午的两次战斗歼灭敌人的数字加在一起，便达到了700余人，这的确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下午的这场战斗，由于是仓促应战，事先未作准备，所以未能对敌人形成包围以便聚而歼之，使得一部分敌人（数百人）乘机逃脱。半个多月后，即1950年3月5日，“边纵”9支队政治部主任唐登岷在写给方仲伯、张华俊等思普地委领导的信中用这样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了这次战斗：
“……当时我军轻敌，太平观念，毫不在乎，这部残匪直闯入县政府后门（师部所在）始发觉是敌人，（但敌尚不知我为解放军）。仓惶应战，敌胆怯被击退，并略有俘获。如我有警戒，及早发觉后，当可全歼，实在可惜！……”
在这里，有必要专门记述一下，当天清晨特别是下午这两次战斗中我方牺牲的同志的情况。
这两次战斗我军共牺牲了多少同志？史料上没有记载。1994—1995年修建西双版纳解放纪念碑时，对这个情况进行过调查，但也没有得到确切的数字。这里只能记述一些零星的情况。
原13军37师师部有一名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干事叫王永春，他在解放后根据调查的材料写了《智取南峤》一文，文中提到“这一仗，我军伤亡很大，消耗的弹药也比较多”“双方进行了反复冲杀，甚至还进行了白刃格斗。”
当年曾跟随野战军部队一起行军到达南峤，在攻打乌龟山战斗中被安排去救护伤员的“边纵”佛海民工团的两位女同志，李兰生和吴萍，在她们所写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我军战友牺牲的情况：
李兰生写道：“……战斗结束，我们几个女同志投入紧张的护理工作，我护理的两位解放军是河南人。两位战士都是腹部受伤，当时医疗条件太差，缺乏医药，没有条件做手术，终因伤势过重而牺牲，他们在解放祖国的西南边疆最后一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吴萍回忆说：“这次南峤歼击战我方也有一些伤亡，伤员当即由我们用盐水清洗上药包扎后就及时转送普洱医治。最使我一生难忘的是一位解放军战友，年龄只16岁，叫赵恒山。他在战斗中勇猛顽强，不幸被敌人子弹打着下身，因流血过多，脸色苍白，我们用盐水帮他洗了伤口，包扎好，把当时最金贵的药品消炎针水也给他打了，但由于设备技术条件差，不会做手术，以致伤口感染发起高烧。这位为了全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为了边疆各族人民而勇猛杀敌的年轻战友，由于伤势过重不幸于1950年2月17日下午4点10分牺牲，直到今天，他那勇猛战斗的雄姿，坚定的革命意志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经常呈现在我记忆的长河中，使我一直怀念着这位祖国优秀的儿女。”
当年亲自参加了乌龟山战斗的野战军老战士巴增允，48年后在谈到当时我军人员伤亡情况时说：“那两次战斗共牺牲了多少同志，我说不上。这里我只能提供一个情况，就是2月17日下午的那次战斗结束后，114团2营有一个排的排长到师指挥部找到吴师长哭诉：‘我这个排，打了那么多仗，没有多少伤亡，这次却差不多被打光了，牺牲了10多名战士呀，呜……’吴效闵、赵培宪等首长听了这位排长的哭诉，心情非常难过，我在一旁听着也差点掉下眼泪。”
根据上面几位同志回忆的情况可知，在2月17日乌龟山的两次战斗中，我军牺牲的人数至少是一、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没有留下名字。由于部队打完仗后就要撤走，他们被就地安埋，长眠在遥远的边疆——西双版纳乌龟山上。由于年代久远，现在人们已经无法知晓他们掩埋的地点，更不要说找到他们的墓碑。1995年2月落成的西双版纳解放纪念碑背面镌刻的《革命烈士名录》中，也没有他们的名字，因为人们已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前面提到的16岁战士赵恒山烈士的名字，也没有被刻上去。但是，在乌龟山战役中牺牲的烈士们，在解放整个西双版纳而牺牲的烈士们，不管是留下姓名还是未留下姓名的，历史将永远记住你们！西双版纳人民将永远记住你们！你们的英灵将与西双版纳的壮丽山河同存！
二十九、飞来了一架飞机
战斗结束。我军在对俘虏进行审讯的时候，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国民党飞机可能飞来南峤机场降落，来接这里的国民党部队飞往台湾。大家立即作好了截机的准备：在机场内埋伏了部队，根据俘虏的口供，设置了让飞机降落的联络信号，即摆放好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2月17日下午四、五点钟，正当我军清理完战场，收理好战利品的时候，天空忽然响起了“隆隆”的响声。那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大家看清了，是一架飞机！那飞机在南峤坝子上空盘旋，越飞越低，最后连机翼上印着的青天白日徽号都能看清楚。埋伏在机场的我军战士屏住呼吸，准备接收这件特殊的战利品。可惜这架敌机在南峤坝子上空盘旋了数圈后，并没有往下降落，而是匆匆飞走了。可能是俘虏的口供不实，联络信号摆放得不合要求，被飞机上的敌人看出了破绽。眼看着快要到口的“肥肉”又飞走了，大家都感到很可惜。
三十、又抓了两名俘虏
2月17日下午，在南峤碰上的这一场遭遇战，给我军指战员上了一堂极好的教育课，大家再不敢麻痹大意。战斗结束后，在部队驻地——南峤县政府大院加强了岗哨并派出了巡逻队，大家还对大院内的各栋房子进行了认真地搜查。
当天下午五点来钟，部队已吃过晚饭，大家正在休息。侦察员巴增允老是对他们居住的这栋楼房放心不下，总担心哪里还藏有敌人，于是，他端起冲锋枪，对楼上楼下的各间屋子检查了一遍，未发现敌人。但他心中仍然还有疑问：这栋县政府大院原来是国民党93师师部和278团团部的所在地，今天早上打了一仗，敌人就跑光啦？没有留下一兵一卒吗？于是，他又对楼下的几间房子重新进行了仔细搜查。
他搜查了第一间屋，没有。又走进第二间搜查，也没有。当他走进第三间屋时，只见屋内乱七八糟地摆满了东西，坛坛罐罐，水桶扁担什么都有，还有一张双人床。估计这是旧政府工作人员的住房，但已长时间没有住人，满屋子都是灰尘和蜘蛛网，脏得一塌糊涂。
“越是这种肮脏的地方越容易被忽视，越容易出漏洞！”巴增允这样想。于是，他右手提枪，左手扒开面前的蜘蛛网，钻进屋内，对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件物件都进行了仔细搜查。
他走到那张双人床前面，趴下身子往床底下察看，只见里面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在这些杂乱的东西中，夹着一双皮鞋，而且堆放的方式显得很特别：鞋面朝里，鞋底朝外，鞋尖朝下，鞋跟朝上。
“奇怪，皮鞋怎么会这么个放法？”巴增允的脑子不停地思索着：“那鞋子肯定是被人穿在脚上的，床底下肯定藏有人！”
于是，他迅速退出门外，将身体紧贴在门外左边的墙上，然后随手扣动扳机，往屋内连射了几发子弹，并大声问道：“什么人？快出来，缴枪不杀！”
枪响时，床底下那双皮鞋底好像轻微地动了一下，但枪声过后却又没有什么反映。于是，巴增允又连射了几发子弹，接着又喊道：“解放军优待俘虏，缴枪不杀。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要甩手榴弹啦！”
一听说要甩手榴弹，床底下便有声音传了出来：“别，别！我出来，我出来！”
“快出来！”巴增允紧靠在门边，手握冲锋枪命令道。
“是，我尽快出来！”床底下的声音答道。但由于床底下乱七八糟堆的东西太多，加上估计那人在床底下躲藏的时间太长，手脚已麻木不灵，所以老不见出来。当他的头从床底下钻出来的时候，那样子真叫人好笑：满头满脸尽是灰尘，并挂满了蜘蛛网，已不像个人样。他先爬出前半个身子，然后再慢慢地把后半个身子挪了出来。然后就双膝跪地，连连磕头，嘴里说道：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我没有枪。”
巴增允说：“快起来，只要你不反抗，我就不会杀你。你没有枪，那你是干什么的？是哪个部队的？”
那俘虏勉强支撑着发抖的身子，慢慢地靠墙站了起来，说：“我是93师278团团部的勤务兵，他们看我年纪小，叫我带着自己的东西和他们洗脸、吃饭工具就行了，主要是伺侯他们，所以没有枪。”
也许是因为那屋子又脏又潮湿的原故，那个俘虏浑身上下被弄得全是灰尘。特别是那张脸，除了那两只眼睛轱辘直转和说话时可看到他白色的牙齿外，其他部分全是灰，仿佛是从煤窑里爬出来的。
“你为什么要躲在这肮脏的床底下？”巴增允又问。
“我也不想躲在这又脏又臭、又潮湿的床底下，是我们黄参谋叫我这样做的。今天大清早仗一打响，他就对我说：你藏到那个床底下去，那里最安全。你暂时忍耐一下，解放军打完仗就会走，不会在这里住，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就来找你。如果我没有来，你就到东山坡那棵大树底下去找我，如果我不在，你就在那附近等我。藏在这里比藏在山上更安全！’
俘虏说出了一个“黄参谋”，于是巴增允赶快追问：“你说的黄参谋他现在在哪里？”
俘虏开始紧张起来，往地下一跪，又磕起头来，结结巴巴地说：
“我……我不知道，真……真的不知道。当时他对我说完就走了，因解放军打来，心里都很害怕，我也顾不上多问他。我讲的是实话，请长官饶命！”
“好吧，你快起来，我不杀你，但你要老实，如果不老实，我就在这里给你钻个洞厂巴增允用枪指着他的头说。
在床底下捉俘虏，这对巴增允来讲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1947年冬，地点在河南郏县。当时他所在的部队与国民党15师打了整整16个小时的争夺战。他正在一位老乡家休息，为了保证安全，他对这老乡家的屋里屋外进行了搜查，结果在老乡家的大床底下发现了一块红布条，他顺藤摸瓜，搜出了一名敌军司号员，那红布条刚好拴在他身上的军号上。事隔两年后，他又在南峤县政府宿舍的大床底下又搜出一名敌军的勤务兵，想不到天底下竟会有这样巧的事！
巴增允抓到了眼前这个勤务兵，但他的脑子里老还想着那个“黄参谋”。从刚才俘虏的口供分析，那个“黄参谋”一定也藏起来啦，而且看来不会走得太远，很可能就藏在附近，他不是对勤务兵说：“藏在这里比藏在山上更安全吗？”说不定他就藏在这栋大楼内。只要他真藏在这栋大楼内，我就非把他搜出来不可！
巴增允把俘虏押到楼上侦察班住处，大伙一见便高兴地说：
“小巴，你从哪里弄来这样一个活宝贝？”
“是我从楼下一间屋子内弄出来的……先交给你们看管一下，我还有点事要办。”
巴增允说完，又下楼去了。他想：楼上各间屋子现都住满了我们的人，不可能藏着敌人；要有问题就在楼下。楼下的屋子虽说都已搜查过了，恐怕还不彻底，我得再仔细查一查。楼下的屋子，前面的几间刚才已复查过，看来不会有问题，现在我要认真查一查最后的几间。
他搜查了倒数第三间，不见“黄参谋”的踪影；搜查了倒数第二间，也一无所获。就剩最后一间了，巴增允心情有点紧张起来：会不会又落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