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他们不是开疆拓土打江山的帝王，但却充分发挥其文治武功的威力，让臣下为其出力和卖命。他们是将江山守成做得最好的一代帝王，从而开创了一代盛世。
刘彻：对皇权的巩固无出其右
汉武帝刘彻是一位睿智的皇帝，他在自己力量还很单薄的时候，依靠姑母的帮助登上了帝位。上位伊始，他就施行推恩令，削弱诸王的权力。他还削弱宰相的权力以加强皇权。
在姑母帮助下问鼎皇位
汉武帝在中国历史的链条上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华夏文化的链条上同样是个关键的环节。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汉武帝继位之初正是黄老之术盛行之时。汉代立国初年，由于连年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国库空虚，人民需要休养生息。高祖在位时由于天下尚未平定，国家的安定处于首要地位，因而无暇顾及文化建设。文帝在吕氏之乱中侥幸登基，诚惶诚恐，只好韬光养晦，力求天下安定，于是崇尚清静无为，黄老思想是其自然的选择。汉景帝秉承文帝之制，加之国力虚弱，含蕴内敛仍然是其必然的选择。随着文帝、景帝的休养生息，初生的汉王朝已经积蓄起了较为雄厚的实力，国家的财力逐渐厚实，民生日渐好转，至武帝即位之时汉王朝像一位恢复了元气的巨人一样开始生机勃发了。
汉武帝顺应时势一改无为而治的国策，转而倡导主张入世的儒学，广招天下儒生，起用董仲舒，采纳其“独尊儒术”的思想，从而使先秦以来备受压抑的儒家学说顺理成章地占据了统治地位，开创了儒学立国的先河。汉武帝“独尊儒术”不仅在当时十分必要，而且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汉武帝时期，是大汉帝国的鼎盛时期。它的政治空前稳定，经济空前繁荣，疆域空前辽阔，政权空前巩固，它使一大批风流人物脱颖而出、永垂青史，如大经学家、政论家董仲舒，大史学家司马迁，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大农学家赵过，大探险家张骞，大音乐家李延年……人才济济，犹如璀璨的群星，映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
汉武帝刘彻，是景帝刘启之子，但并非长子，他能够登上皇位，不能不说是他母亲的功劳。刘彻的母亲王夫人是个富有心计、极怀远见的女人。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怀了孕，但她并没有马上告诉当时尚是太子的刘启。她知道刘启很相信梦，一天太子又来到她的寝宫。一觉醒来，王夫人依偎在太子的怀中说：“妾夜来做了一个梦，梦见日入怀中。”太子大喜，说道：“这是好征兆，你将要得贵人，我自此不与你同房，以验此梦。”一个月后太子来问王夫人是否怀孕。王夫人就悄悄地告诉太子，说她果真怀孕了。太子连忙向上苍叩头不已，便把此事记在了心上。不久刘启梦到汉高祖从天上飘然而下，对刘启说：“王美人将得子，可把他的名字叫做彘。”从此，刘启对王夫人另眼相看。公元前156年七月七日，王夫人果然生下了一个男孩。时已登基为景帝的刘启，思及高祖托梦，立即给这个男孩起名刘彘。景帝十分喜爱此子，令人精心护养。刘彘三岁时，景帝将他抱于膝上，抚摸着他的头对他说：“吾儿愿意做天子吗？”刘彘用稚嫩的声音回答道：“当天子由天不由儿，儿愿每日在宫中父皇前玩耍，但不能失做子之道。”汉景帝听后大为惊讶，三岁顽童，竟然能说出此言，此儿确非一般人可比。汉景帝更加注意对他的训导了。立太子时，本欲立此子为太子，碍于他不是长子，只好把太子之位给了栗姬所生的刘荣，而封刘彘为胶东王。工于心计的王夫人心里虽不是滋味，但并没有显露出来，而是要等待机会伺机而动。
机会不久就来临了。汉景帝有个胞姐馆陶长公主嫖生有一女，名阿娇，她本欲将阿娇嫁给太子刘荣，却被栗姬一口回绝。长公主虽气恼，但想到母以子贵，将来栗姬贵为皇太后，也就暗暗把怨愤压在心底。王夫人知道了这件事，便去讨好长公主，表现出极为同情的样子。长公主于是对王夫人大有好感，又想起当年刘彘曾说过“若得阿娇为妻，当以金屋藏之”的话，加之她本也喜欢刘彘，王夫人又很贤惠，于是向王夫人提出两家儿女的婚事，王夫人满口答应。长公主又请求景帝同意，景帝答应了这门婚事。从此，长公主与王夫人过从甚密。二人一个欲使儿子成为太子，另一个欲让女儿成为太子妃，便计议起如何夺取东宫的阴谋来。长公主仗着姐姐的身份，经常到景帝那里夸奖刘彘聪颖慧悟，并向景帝煽风：“栗姬为人太忌妒，听说她经常用巫术诅咒其他妃嫔，这样的人恐怕不能母仪天下吧。”景帝本非常宠爱栗姬，但听了长公主的话，思量试探一下栗姬。一次栗姬要求景帝立她为皇后，景帝就对她说：“我近年身体不好，怕难久于人世，立你为后没有问题，但有一事相托，就是我死后，你要好好地照看我的众嫔妃和诸皇子们。”栗姬见景帝这个也放不下，那个也挂念，于是妒意大发，说道：“我不管那么多事，今皇上专爱于我，却对她们牵肠挂肚，是何道理？”景帝听了她的话，产生了憎恶之心。当栗姬再次要求立她为后时，汉景帝便生气地说道：“你等着吧。”栗姬便大骂景帝是老狗。汉景帝一气之下，披衣而出，自此，栗姬便失宠了。
王夫人对此洞若观火，知道栗姬催逼立后弄得皇帝烦了，决定火上浇油，指使大臣去向景帝建议册立栗姬为后。大臣也认为后位不宜久空，即向景帝奏请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今太子母宜立为皇后。”汉景帝这时候正在气头上，对栗姬毫无好感，以为是栗姬指使的，顿时大怒，吼道：“什么母以子贵，我让你子不贵。”下旨废掉了刘荣太子之位，贬为临江王。可怜栗姬没有当上皇后，还因自己毁了儿子的太子之位，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怨恨而死。
太子被废，长公主和王夫人为刘彘夺储开始了积极行动，挫败了与景帝同母弟梁王夺储的企图。长公主又向景帝重提王夫人梦日之事，夸奖王夫人贤惠，景帝本就有立刘彘为太子的打算，今经长公主一提醒，立刘彘之意遂决，于是发布诏令，立王夫人为皇后，12天后，立刘彘为太子。景帝因他“圣彻过人”将他改名字为刘彻。到了公元前141年正月，汉景帝驾崩于未央宫，当天，太子刘彻即位。从此开始了他辉煌壮阔的一生。
削弱诸王，施行推恩令
汉武帝在位54年，占整个西汉王朝1/4的时间。他即位之初，西汉王朝在文帝、景帝的治理下，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已出现了少有的盛世。
“七国之乱”被平息之后，各诸侯王国的势力大大削弱了。但这些高祖的后代们，仍然拥有尊崇无比的地位，他们常常有恃无恐，败坏法纪。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挑拨离间，煽动各侯王，助长他们的膨胀欲望。特别是各侯王政治权力被削弱后，依然可在封国内收取“衣食租税”，有着雄厚的经济力量。大量的租税被各侯王分食，而中央的经济力量显得薄弱。汉武帝时时都想彻底剥夺这些侯王们的势力，但无奈“刘氏为王”是祖上的遗训，如果强行废除，有可能导致汉景帝时代七国之乱的覆辙。对于彻底削藩和废藩，汉武帝苦苦思索良策。
公元前127年，大臣主父偃向汉武帝献“推恩”之策。他说：“古时候虽然分封诸侯，但封地都很小，只有百里左右，天子容易控制他们。而今天的诸侯国，往往城池数十个，范围几千里，中央对他们宽和，他们就骄奢淫乱；对他们严厉，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反抗；如果采用强硬手段削藩，诸侯会联合起来反叛。景帝时晁错推行的策略就是先例。如今，每个诸侯王都有十几个儿子，而只有其中的嫡长子才有继承权，其他子弟虽然也是诸侯王的骨肉，却分不到一尺封地。臣建议陛下：诏令全国诸侯王，允许他们把土地分封给所有的子弟，恩泽所有子弟，谓之‘推恩’。这样，诸侯们高兴，所有子孙都得到封地，大家也都高兴。人人喜得所愿，从上到下都会对陛下感恩不尽的。实际上，这是分解各诸侯国势力的一种最好策略。诸侯王国越分越小，不用几代，最后都将成为平民百姓。”
汉武帝非常欣赏主父偃的这一策略。在接到这一上书后的一个月，立即向全国颁布了《推恩令》，命令各诸侯王在各自的封国内分封其子弟为“列侯”，由皇帝给予名号。各诸侯王接到《推恩令》，有的高兴，也有的产生忧虑，但又提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得按令执行。只有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招结宾客”，暗造兵器，图谋不轨。汉武帝立即下令，逮捕二王，二王自知无法对抗中央，相继自杀，两国也被降格为郡，由中央直接管辖。
实行《推恩令》削弱诸侯力量，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见效。汉武帝急于求成，不断地寻找机会，惩治诸侯，根除分裂势力。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有名的“酎金事件”。
“酎”，是一种在每年正月酿造，到八月饮用的醇酒。按汉朝的制度，皇帝每年八月要到宗庙主持大祭，叫做“饮酎”。饮酎时，所有参加祭祀的诸侯王都要奉献助祭的黄金，称为“酎金”。酎金的数量按各侯王国人口的多少计算。不少侯王在每年奉献酎金的时候，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少充多。公元前112年八月，祭祀时又有不少侯王像以前一样弄虚作假。汉武帝早就想在这上面做文章，立即抓住这一时机，叫少府官吏测定每个侯王酎金的成色和数量，发现不少侯王胆大妄为，欺瞒朝廷。汉代是以“孝治天下”的时代，对祖宗祭祀不诚，是最大的不孝。汉武帝抓住这点制造舆论，立即宣布：106个侯王，因“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被剥夺爵位。
这是汉武帝政治生涯中果断而成功的一次巩固政权的手段，一次解决了106个侯王。此后，汉武帝不断通过各种罪名削除藩国。燕王刘定国被问罪自杀，封国被废除。武帝派主父偃任齐国相，负责查问齐厉王刘次昌，齐厉王害怕，服毒自杀，燕国也灭掉。赵王刘彭祖上书武帝，因主父偃有贪污罪，武帝杀掉主父偃并灭族。以后又以“绝嗣无后除国”、“犯罪除国”等口实，削除了其他诸侯的王位。从此，诸侯王国一蹶不振，它们的存在，也仅仅成为一种形式。汉武帝在解决诸侯“拥土自雄”方面，手段确实比文、景二帝高明不少。
削弱相权以加强皇权
武帝时期，打开了建立“中朝”的源头，削弱丞相权力。“中朝”，亦称“内朝”，这是由皇帝身边的较低级的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的决策机构。不少侍从人员是出入于皇帝身边的宦官，虽然建立中朝有助于汉武帝的独立决策不被掣肘，削弱丞相权力，但是也为汉朝宦官进入决策层开创了恶劣的先河。中朝的建立，使得外朝的官员完全被弃之不顾，失去了对中央政策的影响力，只是奉行命令。
丞相，是秦代设置的官职，素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称，权倾朝野。所有国家大事，如制定法律、升降处置百官等，丞相都有决定大权，甚至有权斩杀其他官吏。汉武帝对丞相所拥有的权力非常不满，同时因为丞相的决策无法完全与武帝的心思相合，因此武帝频繁更换丞相，最终完全削弱了相权。他独揽中央大权，建立一个完全能属于自己控制的行政机构。
汉朝时期，皇帝在宫廷内接见大臣，处理国政，称为“内廷”。宫廷之外的事由丞相掌握，称为“外廷”。在内廷中任职的，一般都是些较为低级的官吏，他们是皇帝身边的办事人员。汉武帝为了削弱外廷大权，就开始重用“内廷”人员。这样，内廷中的尚书令就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尚书令原是少府的属下，只为皇帝管奏章文书。此时，大臣们的奏章不经尚书令便不能送到皇帝手中。中书令由宦官担任，原来只是侍候皇帝生活起居的，现在可以传达皇帝的口谕，丞相未听到中书令的传告，便不能面见皇帝。汉武帝又选了一些贤良充当文学侍从，如严助、主父偃等人，加以侍中、给侍中、常侍等头衔，出入宫廷，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另外一个原因是汉朝初年以来宰相制度越来越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巩固汉王朝统治，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汉武帝不得不对它做某些改革。
汉武帝以前，西汉王朝基本上是以黄老的清静无为思想制定国策，只求遵守刘邦、萧何定下的政策、法令、制度，皇帝垂拱深宫，由宰相主持日常政务。对宰相的要求不高，只要能照章办事就行，即使是武将也可以任用。从汉武帝开始，这种局面无法继续下去了。因为经过70年休养生息，经济恢复，国力强大，汉武帝又是一个雄才大略、不甘寂寞的君主。在他的指导下，内外政策发生剧变，需要对外发展，对主要辅佐自己执政的宰相要求也随之发生变化。
按照汉朝旧制度，君主、宰相之间见面次数较少。《汉书》记载：汉朝在武帝前期的帝王多数五日一听事，甚至在五日以上。间隔时间如此之长，对于迫切需要听取古今治国之道的武帝来说根本等不及。
为弥补这种缺陷，皇帝可以多次召见宰相议事，可是按照汉朝旧的礼节，“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在舆为下”，还有谒者为之赞唱。汉武帝不喜欢烦琐礼节，召见大臣常常不穿礼服，甚至见丞相都不戴冠；但是在汉朝礼制约束很大，武帝召见丞相只是偶尔不遵行，而且多数限于宴见；一般情况下丞相朝见商议政事，必得一丝不苟。由于限于礼制，汉武帝不会屡召宰相朝见。
最重要的是汉朝制度是以列侯为丞相。列侯多武将，不一定能胜任宰相之职；而且到文帝末年时期列侯已死亡殆尽，不得已任命关内侯申屠嘉为丞相，然后封列侯。列侯的第二代、三代多为纨绔子弟，除个别人有才干外，其他人才干往往较差。自申屠嘉死后，开封侯陶青、桃侯刘舍为丞相。汉武帝时代，柏至侯许昌、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先后为丞相。这些人的才能都属于中等，史书记载：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后来汉武帝不断更换宰相，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才能。一句话，按旧制任用的宰相多半不称职，起不到雄心勃勃的汉武帝的左膀右臂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