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汉朝旧制，武帝自己也无从发挥作用。因为天下文书资料从汉初以来都保存在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寺，宰相才干差，固然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文书资料，而武帝在宫中离两府较远，参考他们的意见很不方便，必然要影响到汉武帝的决策。正因如此，汉武帝为实现自己的抱负，逐步想办法弥补旧制度的不足。他即位的第一年就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且亲自询问古今治国得失，应对者达百余人。由于实行这一措施，几年当中全国各地上书言得失的读书人多达千余人。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又发诏令“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这次对策者又有百余人。汉武帝因为朝廷多事，所以要广泛听取全国士人的谋略。当时士人主父偃上书汉武帝，早上上书，晚上就得到了召见，与徐乐、严安一起被召见。汉武帝说：“你们以前都在哪里？为什么相见这么晚呢！”爱才若渴之状溢于言表。当时东方朔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达到3000牍，两个侍从才能把这些竹简搬动。东方朔上书是否有高明见解，史书并未记载，然而武帝竟花了两个月时间把奏牍耐心读完，可见他是如何注意听取四方士人的意见。这样，汉武帝把主父偃、严助等人补充进中朝，就大大弥补了几个宰相所提供的谋略之不足。
大臣主父偃，一年当中就得到了四次升迁，成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汉武帝提拔到中朝的官吏往往出身一般地主，有才干，多智谋，可以给武帝制定内外政策、提供宝贵意见。同时为了共同研究和决策需要，丞相、御史两府保管的一部分资料也逐渐转归近臣尚书令。同时这些“腹心之臣”因为常在左右，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召见，共商对策。加上他们官位低，礼节简便，甚至可以“俳优畜之”。特别重要的是，在重大决策上还可以让他们与宰相大臣辩论。通过辩论，既可对双方建议的利弊再作衡量，然后决定取舍；同时如果这些近臣正确，以此方式否定宰相大臣意见也比较委婉。汉武帝将有才干而身份低的人置于左右，弥补了宰相权力被削弱后的不足。后来昭帝、宣帝的中朝官以及重用尚书的制度，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汉武帝对待大臣近于苛刻，即便是充任宰相的官吏也时常因为惊恐而自杀。在武帝一朝，更换罢免处死的宰相及其他高级官吏非常多。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和以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进行斗争，最终妥协，只好将正在重用的大臣赵绾、王臧下狱，逼迫二人自杀。武帝怪罪大臣王恢，王恢居然惊恐自杀。魏其侯窦婴和丞相田蚡争斗，汉武帝使大臣灌夫被满门抄斩，窦婴被斩首示众且灭族。汉武帝在位54年，名列三公九卿者多遭杀戮，仅三公之首的丞相就被处死8位，且都是满门抄斩或灭族的严厉惩罚，其他被杀者更多。对此汉武帝和大臣汲黯曾有一段精彩的对白。汉武帝招贤，常感人才不足，但是他一旦稍有不满，便诛杀文人士子，从不宽恕。汲黯进谏说：“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汉武帝笑着对汲黯说：“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汉武帝在中央打击了宰相的权力后，在地方设置“刺史”，加强监察制度。秦朝时，每郡设置监察御史一人，以监察地方，西汉初年废除。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稳定，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官僚、豪强、大族，他们肆意侵吞土地，盘剥贫民，互相勾结，横行乡里，使汉王朝的许多政令得不到推行。为了限制地方官吏的权力，监督他们的行为，整顿地方秩序，汉武帝开始加强监察制度。
李世民：文治武功均有大作为
唐太宗李世民，少年英雄，起兵反隋，建立唐朝之后，为了夺取皇位，他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和亲弟弟。之后，为了治理好国家，他在用人上，外不避仇，内不避亲。统军驭将，恩威并用。对降将和少数民族将领，能竭诚相待，委以重任。在位期间，选贤任能，兼听纳谏，文治武功均有建树。
为帝位，射杀自己的亲哥哥
在唐高祖李渊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秦王李世民在统一全国的疆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在朝野上下的威信也与日俱增。在征战中，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如尉迟敬德、李靖、房玄龄等，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文武兼备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他的哥哥皇太子李建成的嫉妒，同时也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李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太子集团，两人合谋对付李世民。而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逐渐产生了觊觎帝位的野心，于是李世民与太子李建成的争权活动便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
公元624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叛乱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却听信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这无异于加剧了兄弟之间的争夺。公元626年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有一天夜里，李建成请李世民去饮酒。他在酒里偷偷放了毒药，李世民喝下去以后，心痛剧烈，吐了好多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更加紧了行动。他们在唐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想借父亲的手杀了他，并且想办法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秦王府，以削弱李世民的力量。
李唐宗室兄弟们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他，而李渊也同意了。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这件事被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他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李世民手下的几个亲信知道后，都劝李世民抢先动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免除后患，李世民至此已被逼上绝路。
公元626年六月三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的阴谋，还趁机告发他们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父亲的处理上，因为先前父亲总是偏袒太子集团，于是他果断部署了行动计划。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她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不会出什么意外。
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亲自带100多人埋伏在玄武门内。李建成和李元吉一同入朝，待走到临湖殿，发觉不对头，急忙拨马往回跑。李世民带领伏兵从后面追杀而来。李元吉情急之下向李世民连射三箭，无一射中。李世民只一箭就将李建成射死，尉迟敬德也射死了李元吉。东宫部将得到消息前来报仇，和秦王的部队在玄武门外发生激烈战斗，尉迟敬德将二人的头割下示众，李建成的兵马见大势已去，当即溃散。李世民大将尉迟敬德手抄矛进见高祖，称太子作乱，已被剿平，李渊非常惶恐。李世民跪见父亲，将事情经过上奏。3天后，李世民被立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2个月后，李渊退位，李世民登基，是为唐太宗。
用人外不避仇，内不避亲
李世民即皇位之后第二年，改元“贞观”。当时，全国大规模的战争刚刚结束，政府对各地区的统治还不稳固。李世民为了尽快改变这一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治国用人之策，使贞观之年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最为突出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成为继汉朝“文景之治”之后又一段辉煌的岁月。
李世民执政之后，首先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制定一条什么样的“安人理国”之策。他“以古为镜”，认真总结了以往各个朝代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摈弃了“严刑治国”的观点，接受了魏征的建议。
李世民十分推崇汉朝的文、景二帝，他把文、景二帝看成治国安民的明君，并且尤为倾心于文帝“夫农，天下之本也”的重农思想。他认为要“先存百姓”，必须以重农为本。贞观二年（公元628），他对大臣们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民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营衣食”就是搞农业。他还说：“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天。”不注重农业是根本不行的。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重农政策。
李世民亲眼目睹了隋朝灭亡的全过程。鉴于此，李世民十分注意去奢省费，躬行节俭。为了限制役使民工，他还运用《唐律》，从刑法上加以约束。即对那些滥用人力者，要给予刑律处分。
李世民从重农为本的思想出发，努力克制自己的私欲，爱惜民力，并以此来教育众臣，以保证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晚年，他立李治(唐高宗)为皇太子，经常用这种思想来教育太子。如见太子吃饭，便说：“你要知道耕种的艰难，你才能常有饭吃。”如见骑马，便说：“你要知道马的劳苦，不用尽它的力气，你才能常常骑它。”如见乘船，便说：“水可以载船，也可覆船，民众好比水，君王好比船，船重载亦可翻覆。”
由于李世民以重农为本，禁止滥征民力、大力兴修水利等一系列措施，贞观初年的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不断获得好收成。以昔日荒凉贫穷的山东为例，到贞观六七年时，已变得十分富庶。外出旅行，不用携带干粮、银钱，所到之处，均可得到吃喝，外出数月门户不必关闭，每斗米由原来的数十钱跌至二钱。这与李世民重农安民的治国之策是分不开的。
李世民统治时期人才济济，绝非偶然。他善于用人和纳谏，是他在政治上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他的用人之道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是非常突出的。他能够广泛吸收人才，包括敌对集团的人才。李世民征战时，吸收了原李密、王世充、窦建德集团的人才，吸收了瓦岗军的徐懋功、秦叔宝、程咬金等；在攻破刘武周时又吸收了大将尉迟敬德；在攻破窦建德集团时，吸收了张玄素等；在消灭李建成集团时，吸收了魏征等。
李世民为了政局的稳定，任用了隋朝的旧臣，对李渊集团的人才也恰当地做了安排，如李渊的心腹裴寂。此前，裴寂曾多次在李渊面前诋毁过李世民，但是他在李渊起兵时期也起了很大作用。魏征是前太子李建成手下有名的谋士，多次建议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可谓李世民的大仇人。但魏征为人耿直，有才干，是个忠臣，李世民不记前仇，任用他为谏议大夫。魏征不断向李世民提出好的建议，使李世民对他十分佩服，经常将魏征请入居室，询问得失，魏征愈来愈被重用。
李世民用人外不避仇，内不避亲。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舅，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大功，理当封高官，但历来外戚掌权会被众人攻击，因此，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本人为了避嫌，再三请求只担任一个空职衔。但长孙无忌确有宰相之才，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任命他为宰相。
公元626年八月，李世民当了皇帝，他当朝评定功爵官职，授房玄龄、杜如晦以重职。他的堂叔父李神通当庭抗议，他说：“太原起兵时，我第一个在关西响应。如今房玄龄、杜如晦光靠笔杆子就位列我之上，我不服！”李世民回答说：“叔父在关西首先响应起义，也是形势所逼。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叔父全军覆没为何不提？叔父是皇家至亲，我对叔父不吝惜一切，只是不能因私恩就同功臣一样滥行赏赐！”
公元631年，李世民令文武百官上书发表自己的见解。中郎常何上书，写了二十多条，条条有理有据，很有水平。常何是个武夫，素无学问，李世民便询问常何的上书奏章是谁写的，常何老实地供出不是自己写的，是他的一个门客、窘苦潦倒的书生马周写的。李世民立即召见马周，对马周的学问十分赏识。后来，将他一步步地提升到中书令的高级职位。
用人不疑是李世民获得属下拥戴的一个重要原因。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大将，他和另一大将寻相投降了李世民。不久寻相叛变，有人怀疑尉迟敬德也要叛变，就将他囚禁起来，并劝李世民将他杀掉。李世民命人释放了敬德。敬德十分感动，对李世民忠心耿耿，在历次战斗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李世民曾说，一旦国君对大臣怀疑，臣下就不敢畅所欲言，下情便难以上传。这样，要求臣僚们尽忠报国就不可能了！
一个人的才华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关键在于选用者的识拔能力。而选用者能不能选拔出真正的有才之士，主要在于选用者是否具有知人善任的才能。李世民十分注重对人才的全面了解，并不听信一面之词。他在选择一些重要官吏时，总是派人下去调查了解，并不凭自己的印象办事，也不轻信人言。了解之后，要加以使用，在使用中再加深了解。人有才能，就要使用，使用之后，发现恶迹，就须立即罢黜，不能姑息。用一个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个坏人，别的坏人就会竞相涌来，这样，吏治之风就会很快败坏下去。李世民认为，战争年代，用人可侧重看才能，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如魏征，“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魏征面无惧色，从容相告：“人臣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你肯定活不到今天！”太宗十分敬佩魏征这一忠直之举，立即委予官职。魏征不断受到重用，直至宰相职位。而参与江都兵变、杀死隋炀帝投降唐廷的军官裴虔通、牛方裕、薛世良等人，虽然也担任了唐朝的刺史，但太宗都将他们发配边疆，一个也没有受到重用，其因在于“无德”。
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他留下了辉耀千古的丰功伟业。李世民知人善任，取长舍短，推心待士，才行俱兼的选人用人方法，为贞观一代选拔了一大批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杰出人才。他对大臣的各项进步之言豁达地予以采纳，不独断专行，并且初步确立了互相监督的政治管理制度，规定法令甚至包括自己的旨意都要经过门下省审查，然后方可发布生效，这样可以杜绝错误政策对国家和百姓带来不良的影响和后果。在他统治时期，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重视教育，当时出现了国子学、太学学生云集的景象，在地方也有不少学校，当时的科举也更加规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