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华盛顿与杜波依斯的对立
布克·T·华盛顿和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是重建后最具影响力的两位黑人领袖，尤其是华盛顿，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美国黑人的代言人。杜波依斯在1903年曾写道，“在1876年以后的美国黑人历史中，最突出的事件显然是布克·华盛顿先生的崛起”。华盛顿和杜波依斯，一个现实保守，一个理想激进，他们在思想领域里的交锋反映了黑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化的道路上艰难摸索的历程。
一、社会政治观点的对立
华盛顿的社会哲学和种族观点是顺从适应和渐进主义，他对社会平等不感兴趣，认为要求黑白平等是极端主义者愚昧的想法。他认为解决种族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是黑人与南方的白人地主和资本家结成联盟，黑人对自己从属地位的接受必将最终赢得真正的“隔离但平等”。
华盛顿从现实主义出发，反对黑人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强调黑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增强经济实力。1898年他在写给路易斯安那制宪会议的信中说，他不是政治家，他一直建议自己的种族“去关心财产、智慧和品德的获得，把它们看成是良好公民的必要基础，而不是去关注政治鼓动”。他认为“黑人需要的远不是使其想到痛苦和政治权利的东西”，而是土地、财产和家园。只要拥有基督徒应该具备的良好品德，通过努力工作，黑人最终会获得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对华盛顿而言，黑人要想在“物竞天择”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去，就必须向白人证明自己对白人、对南方、对整个国家都有用处。
如果黑人的地种得好，棉花的产量高，白人农民不仅会尊重他，还会向他求教。如果黑人掌握了某种技艺，白人雇主就会认识到他的价值。如果他不断积累财产并交税，如果他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并可以借钱给白人，阻隔白人同黑人交往的肤色障碍就会被消除。一句话，如果黑人与拥有财富联在一起，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变化，白人不但不会厌弃黑人，而且相反，会尊重黑人。
华盛顿在1895年的亚特兰大棉业展览会上对4万听众（大多是白人）就其社会政治观和种族观进行了阐述。他说黑人在利用自由的益处时站在了错误的出发点上，他们不是从利用土地、开展贸易和获取家园出发，而是从政治出发。美国黑人应该关心的是谋生的实用的技能，而不是什么社会平等。“我们这一个种族中最聪明的人都懂得，关于社会地位平等问题的议论是极其愚蠢的。”黑人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去求得经济的繁荣，因为，“凡是对于世界市场有一定贡献的人，决不会长期受到排斥的。”“……把我们工业上、商业上、公民生活、宗教生活和你们的交织成一片，就好像这两个种族的利益是共同的一个。在一切纯属社会性的事物中，我们能像五个手指那样地分开；但在一切对共同进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事情中，我们又可以像一只手一样成为一个整体。”他告诫自己的同胞说：“对我们种族中那些相信在异乡可以改善自己处境的人们，或那些低估同南方白人，你们的邻居培养友好关系重要性的人们，我要说‘就地投下你的水桶吧’——在以各种果断的方式同我们周围的各种族人民交朋友中投下你的水桶。在农业、机械、商业、家务劳动和各行各业中投下它吧。”
华盛顿在亚特兰大棉展会上讲话中所表达的黑人对经济繁荣的重视、对政治权利的放弃以及对南方白人的忠诚赢得了南方白人和北方资本家的热烈欢迎，他们的恐惧消失了，他们看到不给予黑人政治和公民权利，南方的和平照样可以达到。华盛顿一时问成为受到黑白两族推崇的黑人领袖，甚至成为总统在黑人问题上的顾问。
对于白人，华盛顿告诫黑人既不能学俄国人和法国人以革命暴力的方式打倒之，也不能学印地安人举起战斧，“黑人必须安静地等待，必须有耐心，必须宽恕他们的敌人，将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于午夜的呻吟，寄托于歌曲和祈祷，寄托于对其正义事业的固有的信念。”对示威和各种政治鼓动，华盛顿表现出一贯的反对态度。1903年7月在“非裔美国人会议”上他讲道：“从长远来看，在尝试改变环境的过程中要赢得世界的尊重，整个种族或个体都要拥有最大的耐心、发挥最大的容忍力和自制力……我们有权以谨慎的明智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抱怨，但是如果我们屈从于某种诱惑相信仅仅反对我们的过错就能取代有助进步的、积极的行动，我们就将犯致命的错误……让我们不要忘记将重点放在向我们开放的机会上，特别是在这儿，在南方，在劳力、商业和教育上去追求有意义的增长……一英寸的进步要比一码的抱怨有价值得多。”
华盛顿妥协的渐进的社会政治观和种族观赢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尤其是世纪之交华盛顿的声誉达到了顶峰，但从华盛顿1895年在亚特兰大棉展会上发表演说起（他的演说被称之为“亚特兰大妥协”），就有人对华盛顿的社会政治观及倡导工业教育的塔斯克基计划提出质疑。进入20世纪后，对华盛顿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在华盛顿的反对者中最突出的便是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杜波依斯是美国杰出的黑人教育家、历史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曾求学于费克斯大学、哈佛大学和柏林大学，是美国第一位黑人博士。杜波依斯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出发，对华盛顿在人权和政治权利方面表现出的沉默和投降主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杜波依斯认为，美国的黑人，不管他身处何地，都应当和其他的美国人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法律及教育的机会和权利。黑人要采取诸如示威和罢工等激进方式争取政治权利及其他公民权利，不能妥协和顺从。华盛顿认为黑人的屈服会换来经济的利益，杜波依斯认为屈服的代价是黑人地位和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黑人向南方白人伸出棕榈枝的结果是黑人被剥夺了选举权，一系列黑人法将黑人置于法定的劣等公民地位。他从欧洲工人阶级的经验出发，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剥夺劳动者的选举权不但不会导致其经济地位的提升，相反只会导致其经济基础的瓦解。对于生活在种族歧视下的黑人，更需要选举权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并生存下去。没有政治斗争，黑人，主要是劳动群体，不可能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他进一步认为黑人对屈从地位的接受，从长远来看只会逐渐损害黑人种族的人性。他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出人们面对的偏见越甚，越会坚持自己的权利。他说：“在偏见强烈的其他时期，黑人的总的倾向是唤起了自我决断；在这个时期人们推崇屈服的方针。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其他种族和人民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所鼓吹的信条是，男子汉般的自尊远比土地和房屋有价值得多，一个自愿放弃这种自尊或停止争取它的民族根本不值得接受文明。”因此，尽管偏见导致的后果不可能“在号角的吹送下消失”，黑人获取权利的惟一出路依然是要不断地去争取。
在19世纪后期，“隔离但平等”从最高法院的裁决中获得了法律的依据，黑人和白人日趋成为两个世界。尽管华盛顿也曾反对过种族隔离，尤其是交通方面的隔离，但1895年后，他又认为如果设施上平等，隔离也没有什么不好。杜波依斯对种族隔离则表现出了鲜明的反对态度。“学校中黑人与白人的隔离，汽车上黑人与白人的隔离不是平等，也不可能做到平等，而且……目的也不是平等。”他说南方想要的不仅仅是黑人与白人的隔离，而是黑人对白人的依附。只要种族隔离存在，黑人就不可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对此黑人虽然可以暂时默认隔离，但不应放弃反抗，任何机会主义的做法都会被敌人所利用，最终有损于黑人种族的发展。
在黑人经济地位提升的途径上，杜波依斯与华盛顿也有着根本的分歧。鉴于黑人必须接受种族隔离现实的状况，杜波依斯认为黑人经济地位的提升决不能像华盛顿所提倡的那样，仅仅依赖于清教徒般的良好品德和刻苦工作，依赖于受过培训的大众，通过长期的但是均等的方式达到，而是要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一批“精英”——种族中最有智慧的1／10英才，来领导黑人走向繁荣。因为社会的改造和前进以及人民的幸福和尊严，都依赖于有眼光有知识的政治家，而只有一个种族中最优秀的人才能胜任这项崇高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