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技术学习，实行各类人员专业化。管仲将全体居民按士农工商分成四大类，“勿使杂处”，以防见异思迁。他认为“成民之事”，须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安排特定的工作环境，“处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四民分处，就是强调专业分工。社会分工，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分工愈细，技术愈精，劳动效果愈好，关键是技术，因此，要求每一个专业工作者学习和提高技术是头等重要的。对于如何有效地学习专业技术，管仲主张从少年时代开始，由专业化家庭培养。他说：“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从小学习，易于培养热爱专业的思想感情，在专业化家庭学习，可以发挥环境影响的作用。父兄教授，耳提面命，可以收到显著成效。
管仲对齐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及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齐国的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于其他诸侯国，成为当时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后来他辅助齐桓公扬国威于四方，成为天下公认的霸主。从此以后，齐国“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出现“大国之君，莫之能御”的强盛局面。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评论管仲政绩时指出：“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在于他顺乎时代和民意。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管仲执政四十年，地位稳如泰山，不仅得到了齐桓公的信赖，也得到了各级官员和人民的支持。
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群雄争强，各国都想通过一系列的变法举措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比如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虽然这些变法也达到了一定的富强目的，但并不彻底。
此时，有一位卫国国君的后裔，名叫公孙鞅，他少好刑名之学，热心法家学说，拜了当时的名士尸佼为师，专门研究以法治国的学问。他还一心向往李悝、吴起等法家先贤的改革事业，尤其对于李悝的《法经》怀有浓厚的兴趣。
然而当时的卫国已经成为魏国的附属国，公孙鞅眼见自己已无法在自己的祖国施展抱负，于是20多岁的他便只身来到了魏国，希望能够在魏国一展自己的雄才。
到达魏国后，公孙鞅先是向魏王进行了一番游说，结果反被当时的魏国丞相公叔痤看中，于是他当即就被封了“中庶子”的官职，专门负责管理魏国公族的事务。公叔痤心知这公孙鞅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就准备进一步向魏王举荐他，可不巧的是，公叔痤竟一下子病倒了。他在临死前对魏王说：“公孙鞅可是个大才，大王可以让他接替我的丞相之位；如果大王不能任用他，那么就请大王一定要杀掉他，否则后患无穷!”最终，魏王却并没有把公叔痤的话放在心上。
后来，秦孝公为了振兴秦国，于是向全天下广发《求贤令》，欲以赤诚的态度招揽天下贤才。公孙鞅也看到了这道《求贤令》，他在对魏国失望之余，于是便怀揣着法家先贤李悝的《法经》匆匆赶去了秦国。
公孙鞅到达秦国后，经人介绍，与秦孝公一连进行了三次对话，一次比一次热烈。孝公非常赞叹公孙鞅的才能，于是决定重用他。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命公孙鞅为“左庶长”(秦爵位为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开始在秦国实行一系列变法举措。
在变法之初，以老臣甘龙为首的秦国贵族保守派出来竭力抵制，但由于孝公的极力支持，变法便得以顺利地推行了下去。
公孙鞅先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变法改革，历时二十余载。在变法之初，公孙鞅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招“徙木立信”的妙计，以争取老百姓对新法的信任。他第一次改革的重点是清除秦国的贵族势力和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其大体内容是：(1)废除秦国的世卿世禄制，而实行二十级的军功爵；(2)奖励军功，禁止私斗；(3)实行户籍制度和“连坐法”；(4)鼓励耕织，发展经济。
这一次变法进行了十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秦国逐渐变得富裕和强大起来。公孙鞅也因为变法有功而被提升为大良造(第十六级爵位)。为了进一步巩固封建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同时公孙鞅又开始主持了秦国的第二次变法。这一次变法的大致内容是：(1)推行县制；(2)废井田，开阡陌；(3)制定秦律；(4)统一度量衡；(5)烧诗书，禁游学，实行愚民政策。此次变法的成效也很大，公孙鞅还因此被分封在了商地，所以后人又把他称为“商鞅”。
商鞅变法改革近二十年，取得了突破性的功绩，它彻底改变了秦国的落后面貌：“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此次变法对内打击了旧贵族的保守势力，促进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和国力的增强。秦国终于由一个被中原诸侯国视为夷翟之邦的国度，而一跃成为了令关东诸国闻之胆寒的虎狼之国，从此“诸侯卑秦”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后来，商鞅还几次率军对外出征，也开展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结果都取得了成功。它使得魏、赵两国不敢再轻视秦国，还收回了部分河西之地。由此，商鞅将一个落后的秦国变为了发展中的秦国，为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灭六国而统一中国的秦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孝文帝改革
北魏王朝，始建于公元386年，为鲜卑人道武帝拓跋珪所建。西晋末年，拓跋力微之孙拓跋犄卢曾因帮助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匈奴人对抗有功，被西晋封为代公，进而封为代王。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即代王位，设官分职，制定刑法，国家机构逐步完备。到了386年初，拓跋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在云中盛乐宫称王，是年四月，自称魏王，改国号为魏。拓跋珪逐年发动战争，逐步占有今山西、河北大部分地区。398年农历十二月，拓跋珪定都平城（今大同），称皇帝。
北魏建立后，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471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即位之后，年龄尚小，冯太后执掌政权，她为巩固北魏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公元492年，冯太后去世，孝文帝亲政，他继续进行冯太后的事业，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终于使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华民族各民族间的关系有了重大的发展。
北魏的统治者鲜卑人在当时比汉族要落后。黄河流域是汉族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地区，也是汉族封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鲜卑人进入中原以后，要统治一个比自己先进很多的民族，便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租税繁多，徭役苛重。但这样的高压手段不仅没有制止住社会的动乱，反而激起了更加强烈的反抗。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北魏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更张，寻找维持统治的其他策略。
鲜卑人原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民族，一直过着游牧生活。北魏统治中原以后，便逐渐转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生活，但其封建王朝的一整套国家机构、官吏设置还处于相当不成熟、不完善阶段。魏孝文帝为了巩固政权，决定首先改革吏治，从政府官吏抓起。
魏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改革吏治，取消了不论政绩好坏均任职六年的规定，改为任期时间的长短要按政绩好坏决定，不称职的可以随时罢免，成绩显著的可以继续连任。这样，就使各级官吏把政绩的好坏，看成与自己仕途攸关的大事，迫使他们尽心守职，努力从政。公元484年，孝文帝开始推行“班禄”制，即所有官吏的俸禄一律由国家负责，不准官吏自行筹集。官吏的职责就是管理生产和民众，国家按官吏职位的高低发放俸禄。为了杜绝贪赃枉法，在“班百官之禄”的同时，又制定了惩治贪污的办法：官吏凡贪污绢满一匹者或敢于枉法者，一经查出，一律处死。
在推行“班禄制”当年秋天，魏孝文帝派出检查人员到全国各地巡察，考检举报违反规定的官吏，结果查出有四十多人贪赃。魏孝文帝得知以后，随即下令，全部处死。通过这样严厉的惩罚，整治了纲纪，北魏腐败的吏治很快得到改善，各级官吏奉公守法，贪赃枉法之事大大减少。
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魏孝文帝、冯太后不顾地主豪强和守旧势力的反对，决心限制豪强地主势力，争夺土地和农民。公元485年，孝文帝下达了均田令，并派大臣巡行各郡，会同各地官吏实行均田。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大族兼并土地。政府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的农民，并肯定了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权，使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生产积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又允许无地农民迁往他乡，这也有利于荒地的开发，有利于耕地面积的扩大。因此，均田制对于当时国家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均田制开始实行时，北魏还没有建立乡党制度，而是实行以宗族为单位的宗主督护制，三五十家共立一个户籍。大地主隐匿农户的情况很多，还有的宗主把持地方政权，凭借权力，降低自己的户等，使租税徭役几乎全落到那些没有宗族庇护的农民身上，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这些都使生产的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同时使国家的税租收入大大减少，因此，必须整理户籍，清查隐附人口。
公元486年，大臣李冲建议实行三长制，代替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实际上就是秦始皇创立的乡、亭、里、什、伍制的延续，这是汉族封建统治者实行已久的制度。三长制的内容是：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五里为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三长的主要责任是检查户口，征发徭役和兵役，征收赋税等。废除宗主督护制和实行三长制，是对世族豪强地主的一次沉重打击。有许多大臣本身就是隐匿农户的大地主，所以，他们纷纷起来反对李冲的建议。冯太后和魏孝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坚决采纳了李冲的建议。
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魏孝文帝又颁布了新租调制，即一夫一妻的家庭，每年交纳帛一匹、粟两石。这种新的租税征调制，既改变了租调负担轻重不均的情况，又限制了宗主大族对奴婢和耕牛的占有数量，可以把大批农民直接掌握在政府手中。因为对农民来说，按户所征的租税比以往减少了许多。
由于整顿吏治，实行均田制、三长制，北魏的经济有了很大恢复。各族人民辛勤劳动，开垦了大量荒地，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耕作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过去由于多年战乱而引起的田园荒芜、人烟稀少的景象很快得到改变。
北魏建国之初，定都于平城。平城地处西北边塞，气候寒冷，变化无常，春天黄沙滚滚，冬天白雪盖地，加上交通不便、土地贫瘠，常常发生灾荒。遇到灾情严重之年，平城满街都躺着饿死的人。京城尚且如此，荒凉的乡村饿死的人就更多了。北魏统一北方以后，随着形势变化，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开始逐步南移。平城作为都城，不仅其周边的农业生产条件差，而且在这里不易控制全国的局势，加上平城是鲜卑贵族的旧地，旧的习俗浓厚，保守势力很大，他们不愿意接受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极力反对改革。这一切都严重影响着北魏政权的巩固。魏孝文帝于491年亲政之后，为改变上述状况，又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
魏孝文帝经过深思熟虑，觉得迁都洛阳既能改变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又有利于控制整个国家，还可解脱一百多年来在平城形成的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羁绊和干扰，更有利于继续进行改革。洛阳地处中原地区，四周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交通十分便利，一直是汉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曾是东汉、西晋的京城。魏孝文帝经过周密计划，决定采取坚决措施，把都城迁至洛阳。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立即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推行汉化政策，以生产力水平高、文化发达的汉族去影响和改变生产力低下、文化相对落后的鲜卑民族，让鲜卑民族吸收汉族的长处，消除他们和汉族人民之间的差距，加强民族联系。迁都洛阳的当年，魏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贵族再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从装束上消除民族间的差异。
在政治制度上，他下诏废除了鲜卑旧制，起用王肃，参照南朝汉族封建政权的制度和秦、汉王朝的政治制度，对官制、法律、礼仪、典章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修订。
公元495年，魏孝文帝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要求一律讲汉语。第二年，魏孝文帝下诏改鲜卑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并以汉族的门第等级为榜样，定出相应的门第等级。魏孝文帝还设法使皇族和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按照门第等级的高低实行对等联姻，并以此为荣。这实际上是借联姻把两族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命运拴在一起，以此来巩固北魏王朝政权。
魏孝文帝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受到一些鲜卑贵族的反对，随着改革的深入，对立情绪越来越大，他采取坚决措施，排除了鲜卑贵族的保守势力，消除民族隔阂。
鲜卑人过去一直过着马背生活，游牧四方，剽悍善战，但缺乏文化修养，多武将，少文臣，重“武略”，轻“文治”。魏孝文帝在进行一系列改革的过程中，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因此，他任贤举能，广开才路，把一大批有才干的人集中在自己的周围。
北魏王朝虽然也按照汉族统治者的方法，建立了门阀制度，把鲜卑人和汉族地主按门第分为高低贵贱的等级，但魏孝文帝对西晋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一套等级制度并不是全盘接受。为了尽快选拔人才，魏孝文帝改变过去传统的考核制度，规定三年一考就决定升降。对五品以上的官员，他有时亲自进行考核。由于魏孝文帝礼贤下士，唯才是举，一大批人才成为他进行改革、推行汉化政策的重要力量。
魏孝文帝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中少有的政治改革家，也是促使中华民族各民族间团结融合、繁荣昌盛的杰出的风云人物。他在2岁时被立为皇太子，4岁登上皇位，24岁亲政。他抛弃狭隘的民族偏见，实行一系列的改革，使中国的北方出现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社会经济、文化有了明显好转，促进了鲜卑族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魏孝文帝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的弊政，有利于巩固北魏的统治，并且对安定社会环境、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比如班禄制、三长制、均田制等。而且这一系列改革，推动了北魏王朝政治和经济的向前发展，促进了鲜卑族同汉族的融合，使得鲜卑族进一步汉化。因此，魏孝文帝可称为是鲜卑骄子，是个开明君主，在各个民族融合、互学先进经验、推动历史发展方面，作出过很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