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历史的篇章，人们会看到，在中华民族历史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变法。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志士仁人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变革社会，针砭时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们之中，有的追求真理，百折不挠；有的壮志未酬，奋斗不息;有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无数次革新与变法的实践说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文明史也是一部变革史。
子产改革
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公子发之子，名公孙侨。在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执政的子皮见他能干，就让子产代替自己，并从旁大力支持子产。郑国在春秋时是战祸最剧的国家，而内部大族多，斗争激烈。子产初当政时，派贵族伯石去为国家办一件事，伯石竟要求先许愿给他土地作报偿才去。子产同意，说这是要先安定大族的办法。
子产执政21年，在他执政期间对内政进行改革。
子产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项。其一是作封洫。“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沟。作封洫的目的，是清查田亩。郑国的一夫百亩的井田制度，已遭破坏。在子驷当政时，就“为田洫”作过一次整顿，使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等四家贵族“丧田”，即他们多侵占的土地被迫交出来，子产的“作封洫”是这一措施的继续。“作封洫”就是清查全国土地，划定田界，多占者没收，不足者补足一夫百亩的基本数字。子产在使耕者有其田的同时，实行“庐井有伍”的制度，即将居民用什伍的制度编制起来，以便于管理调动。
其二是作丘赋。郑简公二十八年，子产“作丘赋”。“作丘赋”的性质与晋国“作州兵”、鲁国“作丘甲”的性质相同，是对野鄙中的奴隶征收军赋。野鄙中的人缴军赋，说明他们已有当兵权。郑国的这一变革，也使旧时的国野制度泯除，有利于奴隶的解放。
其三是铸刑书。郑简公三十年郑子产铸刑书，将法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子产铸刑书比晋国赵鞅铸刑鼎要早23年。他是我国第一位将刑律公布于众的人。当时晋国的大臣叔向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子产去了一封信，对他的这一行动给以严厉的指责，说：“原先我把你看做学习的榜样，现在令我失望了。过去的君主按照习惯审理案子，没有什么刑法条文，怕民众据条文争论不休。若是民众知道了法律条文，就对在高位的人无所顾忌，而只以法律条文作根据，敢于同在上位的人争论，那就不可能治理好国家。”子产回信说：“像你所说的那样长久之计，我没有能力做到。我是要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反映了子产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的决心。
子产的改革，得到郑国百姓的拥护，百姓编着歌唱道：“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国在子产执政时期，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成功，他多次顶住了晋、楚的强权外交，保卫了郑国利益和独立的尊严。
春秋时期，文化辉煌灿烂，人才辈出，多的是能征善战的英雄、纵横捭阖的谋士、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人们推举子产为“春秋第一人”，评价是非常高的。他让饱受战火和内乱摧残的郑国井然有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大概是他颇受好评的最重要理由。
管仲改革
管仲，字夷吾，春秋时期颍上人。少时家贫，曾以经营小商为生，长期活动在社会下层，比较了解民众，后来因鲍叔牙的推荐，得到齐桓公的重用。他为了齐国的富强，以大半生的精力，从事改革，在历史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春秋战国之交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分界线，是奴隶主阶级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转变时期。而战国时期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人心思治的时代，也是竞相发展、急剧变革的时代。春秋时期的齐国，虽与晋、楚、秦同属强盛诸侯，但在管仲任政以前，危机四伏，公室腐败无能，情况十分严重。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的局面，使齐国转危为安，齐桓公不记私仇，唯才是任，在他即位后不久就恭迎管仲于郊外，任命他为宰相，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是非常成功的改革。
齐国春秋时期居“五霸”之首，战国时期为“七雄”之一，由初封时方圆百里的小国，发展到后来“膏壤二千里”“粟如丘山”的东方大国。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管仲提出了整治内政，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行政区域管理改革。“叁其国”，就是把国都划分成二十一乡，其中工商乡六个；士（农）乡十五个。“鄙”指乡村。“伍五其鄙”，即在全国乡村设立为五属区，分别由五个大夫管理。为了有效控制全国居民，管仲还提出了“四民分业定居”的理论，即按照人口的职业划定固定的地域，把国家大体上分为三部分，划定界域，作为农工商地区，为群臣设立三卿，为工匠设置三族，为商贾设置三乡，为泽设立三虞，为山设立三衡。郊野可观察土地的好坏，定出赋税等级，百姓就不会迁徙。然后，以三十家为一邑，每邑设一司官。十邑为一卒，每卒设一卒师。十卒为一乡，每乡设一乡师。三乡为一县，每县设一县师。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来负责管理。每年初由五大夫将属内情况向国君汇报，督察其功过。这样，全国就形成统一的整体，使士、农、工、商各居其所，各司其事，各安其业，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管仲知人善用，在用人上，他注重三个原则：一是被任用者的德行与其爵位是否相称；二是被任用者的功劳与其赏禄是否相称；三是被任用者的才能与其官职是否相称。管仲把这三原则称为“三本”，认为能否把握这三原则是一个国家能否治理的关键。他在任相之初就向齐桓公提出任用“五杰”。他说，建成一座大厦，不是靠一根木材，茫茫大海，也不是只有一条流向它的河流，要实现霸业，必须任用能人。他从人的所长出发，量才善用，发挥其长。他推荐了进退有礼、动静有仪、善于辞令的隰朋为大司行，开荒辟地，充分利用地力多打粮食的宁越为大司田、勇敢善战的王子成父为大司马、公正判决官司的宾须无为大司理、敢犯言直谏的东郭牙为大谏官。管仲还推荐了卫国的一个农夫宁戚为大夫，与管仲一同管理国政。管仲说，不知道谁是贤能之人，会妨害霸业；知道了，却不能任用他们，会妨害霸业；给了相当的职务，又不信任他们，会妨害霸业；信任了，又让小人参与其中，会妨害霸业。
制定官吏“三选法”。首先由乡长和属大夫荐举贤才，再经中央长官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最后，国君面试，“訾相其质”，确认“足以比成事，诚可立而授之”官者，“升以为上卿之赞”﹙助理﹚。此法实施的结果是“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民皆勉为善”，从而逐渐形成了安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风气。“乡不越长，朝不越爵，罢士无伍，罢女无家”。人们不贪“一朝之便”，而“有终岁之计”，务立“终身之功”。
在军事体制改革上，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也就是把军令寓于内政之中，寓兵于农，兵民合一，把军事组织和行政组织有机结合起来，平时生产，战时从征。以五家为一轨，轨设轨长，十轨为一里，里设司里。四里为连，连设连长。十连为乡，乡设乡良人。在十五个士乡中，每五乡设一军，每军一万人，作为国家的常备军。为了提高整体战斗力，在鄙野的五属五十个县也建立了相应的军事组织，每年利用农闲时间进行军事训练。这样既扩大了兵源，又增强了军力。经过军事体制的改革，齐国最终建立了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为了解决铠甲兵器不足的问题，规定那些犯重罪的人用犀牛铠甲和一支车戟赎罪，犯轻罪的用带有花纹的皮盾和一支车戟赎罪，小罪处以罚金，宽宥嫌疑罪。要求诉讼的再三禁阻，如不改变，造成讼案，双方各出一束箭。收集起来的金属，好的用来铸造剑戟，在狗马身上试用，差一点的，用来铸造农具，这样，铠甲兵器就会充足。
在外交政策上，管仲指出内政是外交的基础，内政不修则难以取得外交上的成功。他提出与邻国亲近的政策，管仲说：“审察我国边境，归还那些侵占来的土地，整顿边界，不接受领国的钱财，准备大量的毛皮布帛作为厚礼，常常聘问看望诸侯，使四邻安定，他们就会亲近我国了。派遣八十个外访人士，给他们提供车马衣裘，多带资财布帛，使他们周游四方各国，号召天下贤能的人来齐国做官。毛皮布帛，是人们喜爱之物，使人民卖给四方各地，观察一个国家上层人士和下层百姓的爱好，选择那些有过失的小国来攻打它，可以增加我国的土地；选择那些荒淫的乱国来讨伐它，可以树立我们的威望。这样一来，天不诸侯就会一起来齐国朝见了。然后，率诸侯来侍奉周王，霸主之名，自然就是桓公的了。不过称霸天下是件大事，切不可轻举妄动。当前的任务是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同四邻搞好关系。”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管仲通过“三选法”擢用长吏，“禄贤能”，五鄙之内，从属到邑，逐级隶属，层层对上恭职，最终统于国君。国君责令属大夫“各保治尔所，毋或淫怠而不听治”。丰功者赏，寡功者罚。管仲规定，属大夫必须年初向国君“复事”﹙即述职﹚，这首开战国时代官吏“上计”制度之先河。管仲确实是我国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管仲强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能否安定，人民能否守法，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在他看来，纲常名教，伦理道德，“国之四维”等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的发展决定的。这是他经济改革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管仲对齐桓公说：“君若想成为霸主成大事，必从其本事做起。”齐桓公问：“何为本?”管仲说：“齐国百姓，是君之本。”
管仲的民本思想，确立“予之为取”的政治原则为纲领，以人性唯利论为依据，以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思想及其措施为基本内容，从民“四欲”，去民“四恶”，以此来换取民心，政通人和，政权巩固。因此，他把发展经济当做治国的第一要务，并采取了许多“富民”的经济政策。他说：“夫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当政者应正视客观事实，因势利导，满足人们的合理要求，为民“圉之以害，牵之以利”。
管仲的经济改革，首先着眼于农业税制，调整分配关系，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国古代的土地制度，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名义上为国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实际上是农村公社集体所有制，土地不准买卖，个人没有处置权。土地由国家主持分配到井、邑、社及书社等，实行劳役税制，结果使田园荒废，农业生产严重凋敝。针对这种现实，管仲果断地改革了分配形式，实行“相地而衰征”，废除了齐国保留的公田的劳役制，“相壤定籍”，按土地肥瘠面积大小核定赋税轻重的土地税收政策。“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为份地，改集体耕作为个体生产，这叫“均地分力”。管仲分地以耕，农民深知产量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家生活的好坏，故能自觉劳动。“相地而衰征”的结果是实物税取代了劳役税。劳役税集体交纳，耕作时相互观望，徒具形式，庄稼荒芜，国家税源枯竭，农民生活困苦。实物税，一家一户分别交纳，税额稳定，多收多得。
管仲认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坚持“相地衰征”“井田畴均”“无夺民时”三者并行。战国后期的商鞅变法，提出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买卖合法化。
管仲特别强调水利的地位和作用，把兴修水利看做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和旱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有严重影响，特别是水灾的危害最大。治理国家必须采取措施消除这五种自然灾害，才能确保农业丰收、国家繁荣昌盛。
管仲认为“除五害，以水为始”。水分干流、支流、季节河、人工河和湖泽五类。要根据不同水源的特点，因势利导，因地制宜，使其为灌溉和航运服务。治理水害必须防患于未然，统筹规划，综合治理。
重农抑工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共同国策，誉农为本业，贬工商为末业，歧视打击工商业者。管仲第一个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肯定了士农工商四民同属“国之石﹙硕﹚民”，把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提到跟农民和士同等高度，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罕见的。在此基础上，他主张发展工商业和发展农业并举，提出“溥本肇末”的著名观点，即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商业。本末有主次，但必须同等看重。管仲在强调粮食是“王者之本”“民之所归”的同时，充分认识到“无市则民乏”，发展工商业同样是社会所必须。因此，他坚持“与俗同好恶”。俗，实则是客观经济规律，“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是以“贵轻重，慎权衡”，“通货积财”。
管仲认为只要使农民收益提高三至五倍，则农民就会安心劳作，工商也不会遭到压抑，本末一并发展。同时，管仲强化了对“专营商品”盐和铁的税赋征管，使这两项的商业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两大支柱。除了盐铁之外，管仲采取的是完全的市场经济政策。“关几而不征，市正而不布”，商业税收几乎不征，市场运作国家极少干预，让市场决定商业的命运，让竞争决定谁是强者。
因地制宜，大兴鱼盐、山林、川泽之利，是管仲“本末并重”的经济思想在多方面发展生产的具体运用。“齐带山海，膏壤千里”，自然资源丰富。管仲主张放手让群众生产，国家收购，投入国内外市场出售，结果年收购量达十万八千钟，于盐业生产淡季，运销晋、宋、卫等，“得成金万一千余斤”。滨海产鱼，水产富饶，发展捕捞业，是开发财源、繁荣市场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管仲把国内销售之余的海味运往国外出卖，通之“于东莱”。管仲还认为山泽、沟渎所出，桑麻、百果、六畜等经济作物和家庭副业，也都是“国之富也”，应鼓励群众经营，“使民鬻之四方。”齐国向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其后中衰，管子修之”，收到了致富的良好效果。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视自己国家以外的列国为“外国”。为了让更多的商人来齐国经商，管仲推出优惠措施：“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即减少各种税费的征收。管仲请求齐桓公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们建筑住所，对于带着一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还免费供给食物；对于带着三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除了提供住所、食物，还免费提供马的饲料；对于带着五辆马车来齐国经商的商人，另外还有提供仆人为之服务的优惠条件。另外，管仲还在“国道”上每三十里就建立一个招待所，储备食物保证“外商”食品供应。
管仲利用市场调控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如垄断货币发行、实施盐铁专卖制度，控制重要生产资料、商品的价格，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