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2月中旬，徐树铮从国外回来，兴高采烈地来见段。段一见他，显得挺不高兴，仿佛说：“这时候你回来干什么？”撵他快走。小徐在京住了不过几天，于12月底离开北京乘坐专车南下。没想到专车开到廊坊，便发生了事故。当时报纸上登载说是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替父报仇，其实谁都知道是冯玉祥的主意。当时一股空气对小徐不利，老段当然早有耳闻，所以见徐回到北京，立刻催他快走，不料最后还是难逃别人的毒手。小徐是老段一生中最宠信的人物，竟在他身任执政的期间，又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糊里糊涂被人杀掉了，段祺瑞如何能够不气？由于徐树铮的死，老段鼻子又气歪过一回，大半天不能正过来。
老段当了执政，真是号令不出国门一步，执政的风光只表现在出门的时候净净街而已。所以连他的内弟吴光新都看出苗头来了，借着到日本观操的名义，一去不复返了。
段祺瑞的执政下台以后，第三次到天津过寓公生活，这一次住在日租界须磨街，和王揖唐的公馆正对面。
南门仓的公馆只留下一个赵文贵带着几个人照看，全家上上下下都跟老段到了天津。段下野以后，公馆的规模也缩小了。厨房里面只剩下八九个人。当差打杂的，连看门的在内，不过十来个人。原来太太小姐们一个屋里就有三四个老妈子，现在也就是一两个人。他的总管孙荣贵在民国5年就死了，以后换过秦瑞廷、李庆云等几个人。他每次换总管，都是从老人里面找。这次到天津，总管周克勤又走了，公馆里面当差的老的老，小的小，要不然就是目不识丁，不能够写写算算，实在找不出人来了，才派我给他当总管。
过去在北京的时候，家务事都由张夫人做主，现在老段比过去认真了，每月的日常开支，如柴米油盐以及烟卷茶叶之类，都要一天一天记在账本上，每月送给他过目。当时他的生活费用，光是这些日常开支，每月大概在五六百块钱以上，在他说来，那已经是十分节约的了。我给他管这本小账，一管就是两年多。
1928年，段祺瑞带着张夫人和二姨太到大连住了不少，公馆里的人们仍旧住在天津日租界。他的几个年轻的姨太太们平素就背着老段常常出去听戏、看电影，老段走后，就更肆无忌惮了，经常打扮得花枝招展，出去逛公园，划船，天天晚上要到深更半夜才回来。我一看这样搞下去，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这个责任我可担负不起，就规定每天晚上11点上门。关照姨太太们，出门的时候，务必在11点以前回来，过了11点，上了门，任凭是谁我可就不开了。执政不在家，门户不得不格外小心。
前面说过，老段一生气，鼻子就歪了，所以人家都管他叫歪鼻子。起先我还不相信，后来亲眼看见过几回，才知道不是别人捏造的。不过，由于我个人的缘故，惹他动了回大气，甚至气歪了鼻子，十几年来只有一次，我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那是1929年，段祺瑞从大连回来以后不久，忽然吩咐我把他的三姨太太(我们平时称她作刘三的那位)送回北京。我当然遵命办理，把刘三送到朝阳门里南小街竹竿巷她的娘家。见着了她的妈，我们称呼她刘老太太，临走时，我说：“明天我就回天津，您有什么事没有？”她们娘儿俩什么话都没有说，第二天一早我就回到天津，向老段复命。老段说：“以后每月给她寄30块钱去。”下一个月，我当然照办，并把这笔开支记在账本上面“付三姨太太30元”。月底，我照例把账本送给老段审核。他看着看着，忽然把账本一扔，什么话不说，鼻子立刻就歪了。我一看他动了真气，也不知道哪笔账写得不对，也不敢问，心想等下去，不是等着挨揍吗？只好把账本拾起，放在他桌子上，悄悄溜了出来。隔了一天，我得去领账本呀，又到他房里去了。他看见我，指着账本说：“以后不许叫她三姨太太，写刘氏。”我当然唯唯称是，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为什么不许称三姨太太而要改称刘氏呢？过后听老妈子们议论，才知道刘三不规矩，事机不密，被老头子发觉，把她休回去了。而且说也奇怪，和刘三胡搞的，不是外人，竟是段宏业的儿子大旺。刘三走后，她生的儿子十二仍旧留在公馆里，由奶妈抚养着。
段祺瑞的姨太太们由于我看家时期，门户太紧，当时嘴里虽然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可把我恨透了。等到刘三被老段休回北京，刘四、李五她们兔死狐悲，把这口毒气喷到我的身上，想在老段面前拨弄是非，又不敢自己出头。这几个姨太太平素都把姑奶奶捧得挺不错，就把姑奶奶鼓动出来，在老段面前告了我一状，说我没规矩，不把她们放在眼里，非把我撵走不可。老段起初还不听，可是这位姑奶奶说：“你要再留下他，那我就没法儿在公馆里住下去了。”这样老段才决定叫我回北京。张夫人听了，还问老段说：“你干嘛叫小王走呀！”老段说：“姑奶奶说的，要留下他，姑奶奶就要走了。我能让姑奶奶走吗？”这一来，张夫人当然不好再说什么了。于是我离开了天津段公馆回到北京闲住。
我回到北京有半年光景，有一天看见老段的四姨太太刘四坐着一辆洋车从铁狮子胡同走过。我很奇怪，向别人一打听，才知道刘四也和刘三一样，被老段打发回娘家了。后来听说刘四嫁给了一个在报馆做事的，日子过得还不坏。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到北京来，派人把我找去见他，说：“现在我在天津就了个小事，营业税处的处长，你给我帮忙去吧。”当然，我在家里闲住也住不起，段宏纲有这份好意，我自然挺感激，就随他到天津，在营业税处第一分处(英租界)当办事员。过了几个月，调到河北地纬路总处里在庶务上办事。又过了几个月，便派我到会计室担任会计主任。我虽然离开了段公馆，可是十几年的老人，没事的时候，短不了到段公馆里去串个门儿。
1931年，日本人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妄想吞并我国的东北四省。可是他们又不敢立即明目张胆地统治东北，很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找一个适当的人物，给他们做个傀儡。由于段祺瑞过去的地位和他同日本人的历史关系，就成了日本小鬼认为是最适当的对象之一。于是日本人如城口等等，便三三两两，陆续在须磨街段公馆出现。而老段的亲信，也有一些人如梁鸿志等，利欲熏心，希望老段再一次东山再起，也在一旁打边鼓，极力怂恿。
蒋介石风闻老段被日人包围，恐有不妥，便派人接段到南方去。这一天，段宏纲忽然把我找去说：“老头子已经答应老蒋到南边去了。我也决定跟他去。营业税处的事就委托你替我办交代。这里交代完了，宅子里一些零碎事，你也给料理料理。宅里有些人跟着到南边去，可是带不了这么些人，你发给他们每人三个月遣散费，让他们回家。还有租界里的自来水、电灯等等费用，也别欠人家的，一项一项还清了，就算你手续交代了。事情办完了，你也回北京去吧。咱们后会有期。”我听他说完，当然表示一定照办，还到段公馆里看看老段和张夫人。在他们动身那一天，我送他们到车站上，替他们张罗一切。张夫人，二、五两位姨太太，姑奶奶，上上下下一共几十口人，都随老段一同到南边去了。他们在上海住的是霞飞路陈调元的公馆。
老段走后，我先把段宏纲营业税处的交代办清，就到公馆里替他结束善后。这些佣人，有的跟随老段多年，很不愿意走。我费了好些唇舌，才把他们一个一个对付走了。再把水、电手续一一开销清楚，把房子交还房东，我也就离开天津回到北京来了。
1936年，段祺瑞死在上海，听说临终时还亲笔写了一个“八勿”遗嘱。当时蒋介石的意思是本想在南方给老段安葬，段宏业不同意，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坚持一定要运回北京来。当段的灵柩运到北京时，我也到车站去迎接。宋哲元、秦德纯等等华北政权的要人，以及老段生前的亲戚、门生、旧部，也纷纷到东车站来接灵。当时吴佩孚在四川、西北过了一段流亡生活已经回到北京，住在什锦花园。他平素虽然很少到段公馆走动，这一天也亲自到车站来迎接他这位老师的灵柩。
灵柩到站以后，先抬到西直门旁边一个庙里停放，迎灵的人分批前去上祭。第二天早晨就把灵柩运到西山卧佛寺，停放在该寺北屋西里间，砌了一段洋灰墙和外间隔断。段宏业当时也曾为他爸爸在八宝山等处找坟地，东看风水，西瞧地理，怎么也没看好一块合适的茔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进占华北。北京成了敌伪在华北统治的中心，日本的机关、军队、文武官员陆续进入北京，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便尽量占用北京原有的王公府第大小公馆，段祺瑞的南门仓公馆自然也被日本人看中了。由于段祺瑞生前和日本人有些因缘，遂由日人城口出面交涉，给了段家40万块钱将房产买下。
这天有个过去在段公馆里的旧同事来找我，说：“日本人催着段府上腾房呢。大爷(段宏业)派大旺来了，咱们去看看，顺便给帮帮忙，你看怎么样？”我想，多少年的关系，这也是份内的事，便和他一块儿到南门仓去。一进大门，看见赵文贵带着几个夫子忙得两脚朝天，还有段家几个亲戚在旁边跟着忙合。院子里点着了一堆火，大旺指挥着夫子们把许多书、报、文件，一堆一堆地抱着往火堆里扔，旁边还有几个人拿着小棍在火里拨弄着，免得火势太大，把房子点着了。老段60岁的时候，曾经办过一次60大庆，当时政府要人如吴佩孚、靳云鹏等等都送有诗文、对联，事后段公馆曾把它印成两册《延庆录》，粉纸铅印，装订得相当考究。这本《延庆录》印成以后，曾经分送给亲友们做为纪念，但公馆中还剩下不少，现在就一本一本送到火堆里烧化了。不但如此，连段祺瑞生前虔诚讽诵的佛经，也没有逃出这场劫数。我在旁边跟着招呼料理，信手一翻，看见一捆一捆的信件，拆开大致看看，都是过去军政要人和老段往来的私信，有许多是段本人亲笔写的。我当时自然不了解这些信件都是很宝贵的第一手文史资料，也送到了火堆里。大家正在忙乱的时候，有一个段家的亲戚，忽然从火堆里拿出一册很大的木版线装书，拿过来看了两眼，大声向大旺说：“这是你府上的家谱呀，也烧了么？我看应当留一留吧！”大旺点点头。但在书堆里找了半天，再也凑不成全部，大概已经放在火堆里烧成灰烬了。
公馆里的文件、书籍烧完以后，接着就把各种木器家具和房内摆设的古董玩物，陆陆续续抬到公馆门口一字排开陈列起来，于是大街上立刻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小市。北京城里的拍卖行、古玩店都派了有眼力的伙计前来瞧货。这些家具、古玩，很快就被这些商人们用很低的价钱成批买去。
日本人进入北京之后，不仅没有放过段祺瑞生前的公馆，而且也没有放过他死后停灵的所在。卧佛寺也被日本人征用了，催着段家把段祺瑞的灵柩移出去。段宏业找了许久，却没有找着一块满意的风水地，现在叫他移灵，当然更抓瞎了。幸而段祺瑞的三弟段子猷的儿子，曾给段子猷在西郊置了块坟地，于是就把段祺瑞的灵柩匆匆忙忙地从卧佛寺中起出，移到段子猷茔地南面，就靠着大道边埋葬了下去。有些和老段生前友好的人都感慨地说：“没想到老头子轰轰烈烈一辈子，死后会没有一块葬身的地方！”
1950年，我在街道上当养路大队长，参加劳动的人都在东四八条休息，我给他们送茶送水，突然一个青年人过来向我招呼。我乍一看，真愣住了，没认出是谁来。细一端详，才认出是段祺瑞的小儿子——十二，就是刘三所生的儿子。他本来是双胎，却只留下他一个，大名字叫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他的小名儿叫十二。原来他在解放后参加劳动，当了养路工人了。我和他攀谈了半天，才知道他又和他妈一块儿过呢。
我们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短不了谈些段公馆的事，张夫人死在上海了，二、五姨太送了老段的终。李五也回到北京娘家，改嫁别人了，段宏业在解放后不久就死了。大旺原来娶的是龚心湛的女儿，因为大旺又讨了个日本女人，就和原配离了婚。解放以后，大旺也死在天津了，留下两个男孩子。段宏业还有几个姨太太，也生了几个儿女，解放后都在天津上学，现在有的已经在小学里当教员了。
自从这次我和十二见面以后，又前后遇见过两次，听说他现在在郊外一个学校里当勤杂人员。
(王楚卿，李宜琛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