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原是袁世凯底下三十六镇中的第二十七镇，虽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但也属于北洋，所以段、张的关系本是北洋的老关系。不但如此，段祺瑞从头到尾是个亲日派，奉张也是亲日的，所以在对日的关系上，段、张早已成为好搭档。不过在对内的派系斗争中，段、张的进一步亲密，则是起源于1918年秦皇岛的劫械。那时段派正在大事扩充实力，特别是徐树铮正在大搞其西北边防军。而段的政敌冯国璋也不示弱，正在千方百计地搞军队。恰好冯国璋从国外购进一批军械，将在秦皇岛卸下，事为徐树铮所侦知，乃以日本士官同学关系跟杨宇霆秘密商议，议定由奉军派兵去秦皇岛劫械瓜分。结果劫械成功，平分了军械，从此段、张成了亲密的伙伴。1920年曹、吴倒段之役，奉张虽与曹、吴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奉张只是在段派濒临倒台的时刻才进军关内，唾手而得京、津，表面上参加了倒段，实际只不过是从曹、吴手中夺取胜利的果实。奉张这一行动，段派暗中是欢迎的，因为如果奉张不来，不但段派的家底将全部落入曹、吴手中，而且北京政府的政权也将为曹、吴所独占，这对段派是不利的。事后段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即可想见段、张的关系并未中断。因此到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段、张之间更是信使不绝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计议如何反对曹、吴。当时段派失意政客给段四面八方跑腿的人是很多的。以我所知，联奉的主将是他的亲戚吴光新，联冯的主将则是我的亲戚贾德耀。我所知道的有关段派的一鳞半爪，很多就是由贾口中得来的。此外，孙、段之间也早有联系，不过我只知道主要的引线人是许世英。
作战经过
浙沪联军打响第一炮
反直之战，最后打败曹、吴的是我们奉军，但第一炮是段派的卢永祥和何丰林的浙沪联军打响的，浙沪联军和孙中山的北伐军起了巨大的牵制作用。因此在说到直、奉两军的决战以前，不能不先简单扼要地提一提浙沪联军和北伐军。
1924年9月初，卢永祥一面通电就任浙沪联军总司令，同时即与齐燮元军在上海附近打响第一炮。我还记得很清楚，卢永祥打响第一炮的第二天，张作霖就通电响应，并且立即开始军事行动，第三天孙中山也就发表宣言，宣布即日移师北指。可见孙、段、张的联合早已成熟，军事方面也早有成议。我们奉军的胜利，与孙、段的配合，从头到尾都是分不开的。
卢永祥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统、段派嫡系，始终拥段，算是段派的最后一点实力，因此以齐燮元为首的苏、皖、赣、闽四省的曹、吴势力步步进迫，必欲去此眼中之钉，而段氏也正为此更加积极地四面八方策动反对曹、吴。当时齐燮元和孙传芳等借口反对卢、何扩充军队，从苏、皖、赣、闽四面进兵压迫，由此点燃战争之火。苏、皖、赣、闽四省的军队原已很多，再加上山东、河南、湖北三省的军队又源源南下援苏，卢、何孤悬华东一隅，众寡不敌，原难持久，所以战事从9月初旬开始，至10月中旬，即以卢、何的失败而告结束。后来卢永祥经由日本来到奉天，由我们奉军护送南回。行军途中，我听到卢氏左右讲述浙沪作战经过颇详，这里约略叙述其中影响全局的一个关键所在。
据说战事初期，陈乐山所部在宜兴方面，何丰林所部在上海附近，都打得很好，而且占了优势。失败原因在于怀疑浙军通敌，过早放弃浙江。卢、何军队的部署是将自己嫡系的军队全部用来对苏对皖，而以浙军潘国纲所部用作对闽对赣，因为事前估计闽、赣方面不至于很快就有激烈的战斗。可是出乎意料，孙传芳亲率福建军队联合江西军队很快就占领庆元，接着又占领衢州，浙军节节败退，杭垣不稳，因此怀疑浙军全部通敌。而杭州城内又无亲信军队，乃仓猝离杭，并将陈乐山所部由宜兴撤至嘉兴，用以保护上海。这实际就是放弃了浙江，战局由此逆转，并且一蹶不振，终于无可挽回。其实，浙军通敌的只是当时的警察厅长夏超和很少一部分军队，而张载扬和潘国纲所部浙军，极大部分并未通敌。所以当时只要沉着应付，浙江的局面还不是没有可为的。这当中重要的失误是杭州没有留置亲信的部队，因而一闻风声就仓皇退出，造成过早放弃浙江的严重错误，否则战事可能持续到奉直两军在山海关决战胜负分晓的时候。我们大家相谈之下，都觉得很可惜。
与江浙战争同时，孙中山领导的北伐军也有所进展，先后曾由樊钟秀所部和程潜所部一度攻入江西的南部和湖南的宜章。不过北伐军为后方的陈炯明和广州的商团所牵制，不能全力以赴，所以直接的战果是不大的。但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不但直接威胁湘、赣，而且川、滇、黔各省亦有所牵动，声势浩大，与卢、何同样，也牵制了长江以南曹、吴方面的很多军队。
直奉两军的部署和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激战
我们翻开旧的地图，可以看到，由奉天进关不外两条路：一条是进山海关，另一条是出热河。山海关一路较近，较平坦，有现成的京奉铁路可以利用，交通运输颇为便利，这是进关的大道和捷径。出热河之线，可分为南路和北路。南路就是由北镇出朝阳，经凌源进喜峰口。这一路较远，交通运输亦较困难，但无论攻守，俱甚重要。因为对方若以重兵出朝阳，可以威胁锦州，使我锦州以下全军陷于绝境。北路就是由通辽出开鲁，经赤峰南下承德，或西至多伦，再进喜峰口以西各口。这是最远的一路，交通运输亦最困难，不过可以利用骑兵，也并不是没有可为的。
当时我军的战略，是集结主力的极大部分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准备在此给予敌军决定性的打击：即先从热河方面攻击前进，预定待热河方面前进到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的时候，然后在此发动主力进攻，以期三路齐头并进。我们采取这个战略，一则是因为当时热河方面的敌军较为空虚，二则为了预防敌军以重兵出朝阳断我后路，所以来一个出其不意，先发制人。
为了适应这一战略，我方作战部队共分六军，部署如下：(1)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两军共五个旅，外加骑炮各一团，共14个团，约5万余人，担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2)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共7个团，约3万人，担任热河南路。(3)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阚朝玺，共6个团，摆在锦州作为总预备队。(4)第五军军长吴俊升，第六军军长许兰州，副军长吴光新，以骑兵为主，担任热河北路。这个部署很显明，一、三两军是整个战略的重点，战争的胜负将决定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决战。
针对我军的部署，吴佩孚除自任为讨逆军总司令和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外，其作战部队分为三军：(1)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统率曹、吴嫡系主力的极大部分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线我军的主力。(2)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统率原驻热河各军对抗我热河南路的进军。(3)以冯玉祥及其所部为第三军，应付热河北路。同时以曹鍈、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鹗、阎治堂、张治公、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为十路援军司令，分别统率直、鲁、豫、鄂、陕、川等各省援军，并以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
上面说过，我军战略是先从热河攻击前进，前进到与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的时候，就发动山海关方面的主力进攻。热河方面，我军乘敌援军未到而原驻各军力薄的机会，以破竹之势于9月下旬即占领开鲁、朝阳，并于10月初旬直逼凌源、赤峰，与我山海关、九门口一线齐平，遂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展开敌我两军的主力大战。
山海关与九门口之间，有一不可逾越的角山寺大山，因此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实际是两个战场：一个是山海关正面，另一个是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我军由郭松龄指挥第二、第六两旅，共六个团，担任山海关正面；韩麟春指挥第四、第十六两旅，共五个团，担任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另由一、三两军成立联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并以第十二旅三个团作为联军预备队。联军指挥部设在山海关东面的前所，我就在联军指挥部内担任作战科主任之职。我的职务原是对全线各段兵力的分配、部署和前进路线等作出初步安排，但在实际上，我的主要精力和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地形的侦察上。这是因为事前敌我两军划地分防，双方都只能在自己防地内测绘地图。这样，两方面的地图就接不上，要确定兵力分配和前进路线均有困难，所以不能不随时利用飞机经常在敌方上空盘旋侦察。说来惭愧，在山海关正面，我们自己没有可用的地图，倒是日本驻军却有二万五千分之一的精密地图，我们还借用了他们的。不过他们也只是借给我们查看查看，想要把它翻印就不答应了。
我还记得我们这一线是从10月初开始进攻的，一开始就用炽盛炮火全线猛攻，战斗甚为激烈，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山海关正面比较平坦，而九门口及其以北以西则山岭连绵不绝，因此我们原期望山海关正面能先得手，所以这方面兵力配备最多，战斗最激烈，而伤亡也最重，结果反而是九门口以北约3000米的黄土岭口首先突破，而山海关正面的敌军阵地则固若磐石，始终未能攻破。这件事引起我们指挥部内大家的激烈讨论。当时我们知道对方作战官兵很多都是能征惯战的部队，尤其是详细知道对方在指挥作战上负实际责任的参谋长是陆大毕业、保定军校有名的战术教官李藻麟。可是我军作战部队也并不弱，全是久经训练，装备优良，而且富有战斗经验的最精锐的部队。对方究竟是凭了什么能如此坚不可破呢？当时我们得不出结论。事后清理战场，加以分析研究，才知道山海关正面虽然地形比较平坦，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险要，但正可以利用倾斜缓慢的地形，发挥炽盛火力，彻底侧防消灭死角；加以散兵壕上掩盖坚固，顶得住我方炮火猛轰，使我步兵无法接近，因此看去易攻难守，实际却易守难攻。与此相反，九门口以北以西山岭连绵不绝，看去地形险要，运动困难，实际却是山岭愈高，死角愈大，小路山口愈多，步兵易于接近，只要分成数队，分进合击，是可以突破的。
影响全局的一架飞机和一个团
突破黄土岭口的是我军第十六旅的孙旭昌团。这个团原驻在兴城、绥中一带山地，平时由姜登选亲自掌握，对山地作战有很好的训练，加上步炮密切配合，因此战斗力甚强，尤其是善于山地攻坚战。孙旭昌团突破黄土岭口后侧击九门口之敌，因而接着也攻破了九门口。我们在联军指挥部内得到打开敌人这一缺口的情报，大家都很兴奋，认为必须尽一切可能扩大这一缺口的战果，用以影响全局。可是到了我们决定要调动我们的预备队用来扩大战果的时候，而我们所有的预备队共三个团竟早已全部为郭松龄擅自调去山海关正面作战。原来郭松龄在山海关正面姜女庙以西猛攻五眼城和吴家岭，连续多日，毫无进展，心里急了，就凭他背后有张学良这块硬板，不经由联军指挥部批准而径自调用了我们的预备队。我们指挥部内对此人人都很气愤，但又无可奈何。就在这种情况下，姜登选叫我随同去前方看看，有无别的办法可想。我们骑马由前所望北走去，先到九门口以西，看到韩鳞春正在九门口与石门寨之间隘路中的响水指挥炮兵作战。我们看到韩麟春满身灰土，头上的军帽朝后反戴着，正立在一个死角里拿着望远镜向前张望，背后还有几个弹坑，连自己用的饭锅也被打碎在一旁。他一看到我们，劈头就怪责我们为什么还不用上预备队。我们告诉他预备队已被郭松龄擅自调用的情况，他怨愤之余急促地说：“就在随便什么地方抽出一个团来用上也好呀！”
我们看到这种情形，知道这里是抽不出队伍来的，于是再往北走。北面就是孙旭昌团突破黄土岭口的那个纵队，正由参谋长戢翼翘指挥在石门寨以北山地与敌方的陕军张治公师对战，相持不下。我们往北走到一个叫做何庄的小地方，正好看到一架敌机从半空中掉下来，掉在敌我阵地中间稍偏敌方的一个山沟里。姜望着敌机高声说：“好呀！我们有了攻击的好机会了！”我也禁不住脱口而出：“对！我们可以发动猛攻抢飞机。”原来我方早有命令，若能夺获敌机一架，可以领赏10万元，因此以抢夺敌机为名，大可以激发士气。于是我们急急地找着了戢翼翘，同他说明这个意思，他也很赞成。大家商议之后，决定以抢飞机为名，一面下令全线总攻，一面抽出一个团专攻一点，突破它。当时我们抽来抽去，还是抽了孙旭昌这个团。我们先放出这个团突破一个高地之后，就让它回来休息，再遇到难攻的高地，又调它上去，攻克之后又再休息，休息后又再用上。如此连续攻击前进，再加上全线配合，我们就是这样一鼓作气，攻克了影响全局的战略要地石门寨。
这一进展，的确影响了全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