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我从日本士官毕业回国之后，担任保定军官学校队长之职。保定军校历任校长，从第一任蒋方震起，直到孙树林为止，都是士官出身的人。1922年曹、吴得势之后，改派张鸿绪为校长。张是北洋老武备出身，接任校长后，有意排挤士官一派，因小过开除了士官派的戴联玺和杨正治，激起风潮，结果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他去。他们一般都是从人事关系即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选择去向，其中钱大钧和黄琪翔等少数人去广东，戴联玺、杨正治、赵巽、梁济和毛福成等20余人则去东北投向奉军，我也是去东北的一个。
当时奉军以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姜登选和郭松龄等为核心，大事招兵买马，大量吸收各国陆军留学生和国内陆大、保定军校等出身的军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内各方面担任军职的人。他们吸收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凭着各人的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从四面八方一个个地招揽进去。我个人就是通过当时在三八旅中担任炮兵团长的日本士官同期同学邹作华的关系而被招揽的。我选定去东北这条路，当时除了同学援引之外，自己有三个目的：第一，我学的是骑兵，认为去东北正好施展自己的所长；第二，我脑子里的假想敌国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国防第一线；第三，为了自己有带兵的机会。这第三个目的特别重要，因为当时北洋军阀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谋之类的幕僚，独有奉军与此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我记得1923年我从东北回到北京结婚时，我的叔岳父贾德耀对我说：“你在东北是个中校，如果愿意转到冯的方面来，可以立即升为上校。”问我意下如何？我就直截了当地以在东北有机会带兵，而冯的方面无此机会为词回绝了他，并且得到他的谅解。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奉军的招兵买马究竟是为的什么，去东北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是为什么去的。
我是1922年7月到东北的。一到东北，仅由三八旅的副官长高纪毅接待，还没有见到过统帅部的任何主要人物就被分配在当时的陆军东北讲武堂担任教官兼队长之职。我任职之后，慢慢地摸清了各方面的人事关系和整军经武的具体内容，今就记忆所及，概述于下。
首先，我要谈谈奉军新旧两派的消长。旧派的主要人物就是人们熟知的张景惠、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鳞等跟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众好汉。新派人物是杨宇霆起的头。杨是东北法库人，日本士官八期毕业，为人精明干练，勇于负责，从1918年继张作相为统帅部的总参议，始终得到张作霖的特殊信任。就是由杨宇霆先后吸收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戢翼翘、臧式毅、于国翰、熙洽、王树常、于珍、邢士廉等成了新派的骨干。后来张学良又以少帅的身份列入新派的首脑，并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新军主力三、八旅旅长。从此新派逐步抬头，逐步壮大，终于成为以后整个东北军的主体。然而新派之所以能压倒旧派，也并不是偶然的，其中至少有两件事值得一提。1922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升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之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升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之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虽然王升文团长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使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退让。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事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且逐步伸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
其次谈谈整军经武的重要机构和重要的人事部署。第一个重要机构是陆军整理处，这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的整编以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主办。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因此由张作霖自兼统监，下设副监多人，新、旧两派都有，但实际负责的是副监姜登选、韩鳞春和参谋长张学良。第二个重要机构是陆军东北讲武堂。这是军官的教育和训练机构，由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监督，并由中日两个陆大毕业的福建人萧其煊以教育长名义代张学良负责，下面的教官和队长就是以我们从保定军校转过来的20余人为中心的。我个人也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较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第三个重要机构是三、八旅整编的二、六旅。三、八旅在杨柳青和山海关两役损失甚重，整编为二、六旅后，不但人员枪械补充齐全，而且官兵都经过挑选，装备又全部是最新式的，所以把它作为全军的示范部队，仍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旅长。无论整编前的三、八旅还是整编后的二、六旅两旅都是不分家的，并且一直都由郭松龄负实际责任。以后郭松龄倒戈，妄想取代张氏的地位，他凭的就是这个资本。第四个重要机构是东北兵工厂。这厂由杨宇霆兼任督办，早已设立，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规模不大。以后则大事扩充，不但能制造一般枪械弹药，而且能造山炮、野炮，尤其是增设了一个八二口径的追击炮厂，炮筒皆以自来水管名义进口改装，价廉物美，后来在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效能。最后一个重要机构是东北航空队，由张学良主管。东北航空队原由1920年倒段之役瓜分段派的空军而来，但以后东北航空队改用了欧战以后法国的最新飞机，教官和教材也都是法国的，而曹、吴的飞机则仍旧是段派遗留下来的陈旧之物，没有什么翻新。此外还有训练军士的教导队和吉、黑两省轮训旧派军队下级军官的军官养成所等，不必细述。
再次谈谈军事方面一些比较重要的措施。重要措施之一是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改由军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军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内的各国陆军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副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我也就是凭了这一条后来得到带兵机会的。此外军需、军械和军法等都做到了独立，补充也是统一的，并且按季校阅评分，升迁有严格的规定，经常以部队与部队间的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作为主要训练课程，因此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确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
最后还不能不提财政经济方面的情形。奉军以关外一隅之地，与关内据有大半个中国的曹、吴对抗，凭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呢？原来东北农产物丰富，特别是有大宗的大豆出口，因此经常是一个出超的地区。奉军就是凭了这个出超的条件，加上自己在东北的政治淫威，发行了一种不兑换的奉票，这种奉票起了很大的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发行可兑换的纸币，通常要有三分之一的现金或相等于三分之一现金的实物作为储备，否则纸币不能稳定。可是发行不兑换的奉票，虽然也要出超这个物质基础作为条件，但其数额可以远低于三分之一，即以同样数额的现金或实物作为储备，可以发行更多的纸币(当然不是没有限制)。东北的财政能够承担那样巨额的支出，秘诀就在这里。此外还要提到一件事。大家知道，奉军与日本帝国主义是互相矛盾又互有勾结的，东北的财政经济有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援呢？我没有主管过这方面的事情，不敢下断语。
以上就是奉军整军经武的梗概，奉军经过这样的整军经武，仅仅两年工夫，就改变了全军的面貌，由过去绿林式的乌合之众一跃而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
孙、段、张的结合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奉张一面整军经武，一面即与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段祺瑞进行结合。
当时东北方面负责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是河北人，日本士官五期毕业。民国初年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时，他任朱的参谋长，后来朱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南南北北人缘甚好。当时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就是先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阉，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关于姜、谭互派信使和韩麟春的广州之行，详情我已记忆不详。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汪精卫和伍朝枢的北来，分述如下。
汪精卫是1923年秋来到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的。据说汪精卫首先提出军事方面的方案，即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汪精卫接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讨伐曹、吴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军事上如何打垮曹、吴，至于打垮曹、吴后如何解决政治问题，其实胸中尚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觉得问题重要。因此当时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糊的，大意是说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既未明确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也未明确表示反对，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当作是个悬案。
伍朝枢是1924年初夏来到东北。我不但参与接待伍朝枢的工作，而且因为我会说广东话，经常都是由我陪他见客，陪他参观兵工厂、航空队和讲武堂等军事机构。我从伍朝枢参观各军事机构的认真细致和不厌其详地问起有关军事的各项详情看来，估计他此来除进一步联系有关讨伐曹、吴的具体步骤之外，还负有考察奉军的实力，要向孙中山汇报奉军到底有多么大的战斗力和多么大的作战把握等重要使命。因此我在接待中，总是有意识地尽可能让他多看到、多知道一些足以显示奉军实力的东西。可是有一桩事情被他难住了。有一天，他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和语气问我：“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我当时心里很奇怪，觉得他问起别的都很内行，独有这一问，却问得没来由。因为，老实说，当时绝大多数的奉军官兵，对三民主义都是毫无所知的，哪里谈得上信仰不信仰呢！因此我没有思索就天真地回答说：“我们奉军官兵只有少帅等极少数的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信仰二字是谈不到的。”不想这一回答给了他很大的震动，他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我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这一来我才知道他的问话很严重，但我话已说出，收不回来，只好老老实实地说出我自己的见解。我大意是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也就能打仗，并且举了一些不相干的事例。伍朝枢听了我的解释，紧皱着眉头，不发一语。我看得出他对我的回答是很失望的，但我心里还不相信自己的说法有什么大错处。事后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张学良，他却满不在乎地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
以上就是有关孙、张结合的一些片断。这当中关于姜登选与谭延闾的联系和孙中山先派汪精卫北来，我还保存着两封信的照片：一封是孙中山回张学良的，另一封是谭延闿给姜登选的。这两封原信都是姜登选被害后从他的遗物中捡出的。当时我们捡到这两封信，大家很高兴，把它摄影洗了几十份，分给各高级将领作为纪念。我的一份保存至今，还很完好，现在把它附在这里。当韩麟春去广州拜会孙中山的时候，除带去张作霖的信外，张学良也另有信给他带去，所以孙中山也另有回信给张学良。当时张学良之所以要另自备函，是因为那时张学良不但已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点新思想。我还记得张学良在东北陆军整理处刊行的军事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革命”。我看了这个题目很新鲜，心想少帅也谈起革命来了，急忙读了下去。读后才知道他谈的革命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采用革命的名义就是为了推翻曹锟。这原是一种没有多大内容的最起码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奉军，就连这点最起码的思想也要算是可贵的。兹将这两封信的原文附录于后：
1．孙中山给张学良的回信
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请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
专复，敬颂台绥
孙文九月二十二日
2．谭延闾给姜登选的信
超六仁兄惠鉴：
不奉教久矣。曩晤东省来人，具道执事以迈众之才，树匡时之业，知贤豪固自不凡也。自顷成君济安来粤，复详近履，为之快慰。弟昨随中山先生来粤，国事蜩螗，无以自勉。惟有本此精诚，相与始终耳。一切近情，托石侯兄面达，不复言，专此，敬请勋安。
弟谭延闿启三月十六日
超六是姜登选字。成济安，湖南人，曾为北京世界日报记者。余人未悉至于段、张的结合，我直接的接触甚少，不过就当时奉军一般上层干部所能得知的情况，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