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年，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用“人人平等”四个大字，推翻了隔离在黑人与白人之间那道矗立百年的不平等高墙，从此黑人有了在公众场合发言的权利。这种对平等的追求，是站在社会底层的人民为树立人权与崇尚自由的一种新突破。
如今，“平等”这两个字，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日渐成为一种嘲讽与不确信的存在。“平等”的背后，往往藏匿着人们在面对现实生活的无奈时所产生的悲恸与同情，并且这种情绪日渐在“平等”中长成为一种悲悯的替代品。
2008年汶川地震，柴静被派往前线，偶然碰到一家人，决定跟他们回家。在没有通讯的情况下，无法做实况转播，当时主编在电话里向柴静问道：“你想要做什么？”柴静第一次回答：“不知道。”
在大山中彷徨的几日，柴静是有什么拍什么，没有就不拍。拿回去的素材也几乎没有连续的情节，只是每天的日常琐事。可是，《杨柳坪七日》播出后，却有观众写信说自己看一遍哭一遍，那种镜头下所采用的平实叙述的事件太让人同情。
观众同情是因为拿自己的处境与受难者的处境相互比对之后，油然而发的同情心。但是柴静却认为，这种同情，是建立在不平等对比上的一种天然的情绪，并不是站在同等角度的理解与关怀。
柴静说过，她以前也不知道什么叫平等，一说到平等就好像要在镜头面前故作姿态。但是后来在采访李阳家暴事件，看到他的妻子Kim拿出了一张贴着玫瑰花的她与丈夫的合影后，她才从这个干枯的花瓣中受到了刺激。以前她觉得人是人，我是我，到那一瞬间，才觉得没有人我之分，人跟我一样，对自身完整的愿望是一样的，对幸福的憧憬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出生在这儿，他这样生活；我出生在那儿，那样生活。
“所以什么是平等？平等不是去悲悯或者同情，平等是我和你都共同身处在相近的生活当中，你所经受的，我必然经受。当我们在共同为生存挣扎的时候，我们就是平等的。”跳出思维的边框，站在自己所采访的真实事件面前，这便是柴静对“平等”的全新认识。
采访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心灵交流，不论是从受访人的角度，还是采访记者的角度，当摄像镜头往前一摆，录音机一开，这个时候，万物静寂，听得见的只是现场两个人之间搏动有力的心。也只有在这时，彼此才能真正地站在对等的角度进行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平等不是悲悯或同情，如果一开始就因为感官上的情绪波动来定位对方，那么就无法真正看清受访者的内心。只有当彼此都站在同一个高度时，才能用真正平等的目光去权衡发生在受访者身上的事实，看清受访者不愿展现甚至有些抵触的另一片心境。
耶稣说人要互相爱，对于贫苦者要同情，这是西方现代慈善的基础。而在真正的新闻播报中，对于一个记者来讲，决不能仅靠自己内心的感触就去随意判断一件事情的好坏，不论这件事情是多么触动人心。
柴静曾经采访过一个汶川地震中被压在废墟下五十多个小时的姑娘。这位姑娘截肢后在病床上画了一幅画，内容是她自己被压在废墟之下的情景，画像只能看到脸，但是那张脸上睁得很大的眼睛却透露着“绝望与希望”的复杂神情。姑娘表明自己画这幅画的原因是因为后来玉树地震发生，别人要她给灾民画画来展览，她最终决定画自己，因为她认为“这样才是对他们的安慰”。
柴静明白：“只有同样经历过无边黑暗的人，才真正有资格说：‘我理解你。’”因为只有当彼此都怀有同样的心境时，才能更加熟悉对方心中所想，才能真正理解对方。
从平等中生出来的是关怀，从不平等中生出来的才是悲悯与仁爱。如果你的心中被同情占满，那么你所站的位置一定是偏高的。从人文角度来讲，你的确是颇具爱心，但是你的这份爱心却并不能抵达对方心中深处，真正抚慰对方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