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价值设定源于主体对于死亡以及世界的非理性状态的恐惧。当个体面对无比庞大的黑暗空间之时，个体所能追求的就是尽可能扩大自己的价值小圈子，同时将这一价值小圈子从属于更大的价值领域，因为更大的价值领域就意味着更多的熟知的东西和更大的被照亮的区域。而每一个这样的价值领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艺术，都有这样一个逻辑结构，即为个别的价值行为提供理由，同时将这些价值行为加以系统化。布洛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使用“价值体系”这个词汇的。而每个价值体系也一样追求尽可能扩大自己的价值领域，从事将自己从属于更大规模的价值圈子。那个统领所有这些价值领域的某个最大的价值圈就是总价值体系。一般承担总价值体系这个角色的都是那些伟大的宗教，例如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神学体系。从上面可以看出，每个价值体系、乃至每一种价值都在追求一种自我的绝对化，这实际上是“自由自我的一个投射（Projektion）”，而每个价值主体都试图在自己的价值体系内扮演“上帝”的角色。在绝对化的大旗之下，实际体现出来的是，自由的自我在面对世界黑暗的非理性状态时，力图通过理性尽可能扩大理性光芒的范围，射破更多的黑暗，将尽可能多的未知转化为已知，从而达到与死亡和孤独的行而上恐惧相抗衡的目的。
但是在布洛赫看来，绝对的价值与绝对的真理一样都是不可达到的。价值系统的这种神性的绝对只有一种实现的可能性，那就是“让世界上所有的现象都归属于具有塑造能力的价值意志，所有的价值都聚集于一个共同的体系，而生活的非理性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上都转化为理性的认识，转化为理性的形式（Form）”。但是这样一种绝对性是无法实现的，这是因为世界之中有绝对的无价值的存在，也就是死亡。由于死亡这一绝对的无价值的存在，人的思维与行动都因此被相对化和局限化了。所以，人所追求的只能是真理或价值的“最大化”，而不是“绝对化”。而在经验世界里，人对死亡的确知是源于人的时间感觉，因为人确实地知道“时间终结于死亡”。所以，价值的相对性和局限性植根于人的心理时间以及时间的流动。为了与之对抗，人的一切“塑造行动”都力图将种种价值次序整理为一种价值的同时性（Wertgleichzeitigkeit），也就是创造一个价值体系。但是无论怎样的价值体系都无法实现绝对化，完美的价值目标是不存在的，价值体系只能无限接近，但是根本无法达到那一神性的价值或价值体系的绝对化。
价值主体一直在希冀一个绝对的体系，世界所有的价值都从属于一个“同时性”的总体系，世界也因此表现为彻底明亮的、被救赎的世界。对于怀有这样的希冀的价值主体而言，价值及价值体系的无法绝对化无疑是一个极大地打击，伴随而来的则是极大地失望。因为他们深知，死亡根本无法被扬弃，这也就意味着形而上的对于孤独和死亡的恐惧根本无法被彻底清除。尽管存在着极大地失望，但是“对于救世主的渴望，对于英雄的渴望”却从未消逝，希望“这些英雄在其他的价值领域面前成功地保卫自己的价值领域，同时将其提升，使之具有绝对性和总体性”。所谓总体性也就意味着所有价值的统一以及死亡的扬弃，因为所有的未知和未定型者都已经转化为具有一定形式的存在。在历史上，这样的英雄就表现为宗教的救世主，他是“某个包罗所有的宗教价值域的中心”。
一方面是对于无限的渴望与追求，另一方面是对于相对和局限的确知，布洛赫哲学的乌托邦就定位在这之间。我们可以把布洛赫这种关于绝对体系的思想称为一种乌托邦，一种表现为宗教和末世论形式的乌托邦，一种关于“死亡可以被扬弃、可以被克服”的乌托邦。而这种对于救世主的乌托邦式的渴望恰恰成为了对于孤独和死亡的形而上的恐惧的反面。布洛赫正是利用这种乌托邦式的渴望来与世界的混乱和“恶”作斗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人才会把布洛赫视为一个伦理学者（Ethiker）和一个伦理作家。
历史哲学与价值的崩溃（ZerfallderWerte）
正如上面所言，人的一切行动（Handlung）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塑造”（Formung）。而塑造必然意味着对某一客体的塑造，而在布洛赫的哲学里面，作为客体出现的只能是外部世界，或者说“非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一切行动，即“塑造”，实质上都是“对世界的塑造”（Weltformung）。塑造本身体现的就是自我与世界的联系，即把具有时间性的外部世界引入到无时间性的自我的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文化的一切成绩”都是“对世界的塑造”。而在布洛赫看来，“对世界的塑造”只能从价值的角度得以完成，因为“价值是人类行动最为普遍的范畴，自我的行为就是不断的价值追求，除此之外，它根本没有其他的行动方式”。
由上述的价值理论出发，布洛赫在创作《梦游人》之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哲学。布洛赫所理解的历史哲学事实上是一种关于历史的理论。这种历史理论并不等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它并不试图去探究历史的本质，去追寻历史的真相，而是去建立一个“现实模式”。这一现实模式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人们通过模式可以有效地认识历史现实；二是人们可以凭借模式的帮助对历史进程进行干预和改变。而这一历史理论并不自认为是全部真理，它与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利用实践来检验和完善理论。而作为现实模式，这一历史理论也是一个面向未来开放的模式，随时接受新理论的补充甚至是替代。
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众多（尤其是德语）诗人和哲学家一样，布洛赫在思想和创作上都受到了尼采的巨大影响。布洛赫是从尼采的遗作《权力意志》（DerWillezurMacht）认识并接受尼采的。在他看来，尼采就是整个现代世界的先知，正是他让欧洲认识到，上帝的牌位已经被砸烂，传统的伦理道德与宗教信仰已经彻底被颠覆，人们正处于一个面临严重的价值危机与困境的时代。正是他，尼采，惊醒了无数哲学家和诗人的迷梦，敏锐地指出，虚无主义，这一现代世界的痼疾，已经毒害并蔓延到整个欧洲文化的各个角落，而所有的传统价值都因此变得面目模糊和面目可疑。既然“上帝死了”，那么也就再没有什么绝对与真实的东西可以象康德所言那样作为人类行为最高的伦理与形而上的原则。所以尼采才会大声疾呼“重估一切的价值”。布洛赫正是在这一思想传统下开始他的历史哲学与价值理论思考的。
我们注意到，在布洛赫历史理论刚刚形成的那个时期，正是他对于文学的使命与小说的价值满怀信心的时期。在他看来，再没有比小说写作更有意义、更适合承载他的哲学与文化思考的工作了。于是在1931年，布洛赫创作完成了《梦游人》三部曲来阐发自己的历史理论与哲学思考。与同时期德语现代派文学的另外两部伟大作品《魔山》（托马斯·曼）和《没有个性的人》（罗伯特·穆齐尔）一样，《梦游人》也是一部探讨二十世纪初欧洲文化危机的长篇小说。但是与曼和穆齐尔不同的是，布洛赫并没有通过反思或人物对话等间接方式来表达作品的思想意义，与之相反，他在《梦游人》的第三部小说里面插入了十篇案语（Exkurs）来直接阐说自己的哲学思想。这十篇案语有一个共同的标题：《价值的崩溃》。
这是一篇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文化哲学随笔。虽然有证据表明，早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两卷分别出版于1918与1922年）问世的前十年，布洛赫就已经对文化的终结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并形成了文字，而且布洛赫还在1916至1920年间把它系统化，使之成为自己的价值与历史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事实上，布洛赫在维也纳的藏书与他在1920至1949年间的书信和随笔同时也告诉我们，斯宾格勒的这部杰作对他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与斯宾格勒一样，布洛赫也将欧洲中世纪、尤其是哥特时期视作是统一性文化高度繁荣的典范时期。与此同时，两人也都将二十世纪视为西方文化面临崩溃与死亡的时期。
在布洛赫与斯宾格勒那里，整个西方文化的鼎盛时代就是欧洲的中世纪，而这一观点实际上可以追溯到德国早期浪漫派。对于欧洲中世纪的推崇可以说是德国浪漫派的一个重要特点。诺瓦利斯（Novalis）在他的那篇名文《基督教或欧洲》（DieChristenheitoderEuropa）当中就把基督教统治下的中世纪欧洲描绘成和谐、宁静、充满诗意情趣的天国：“那曾是美妙而又灿烂的时代，那时的欧洲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度，在那块土地上曾经栖居着信奉基督教的人们。在那个广阔的宗教王国里，一个伟大的共同利益将相距遥远的行省连结在一起。”而布洛赫则从自己的价值理论出发对诺瓦利斯的“共同利益”作出了解释：在布洛赫看来，“中世纪拥有最为理想的价值中心，拥有一个统辖其他价值的最高价值：对基督教上帝的信仰。”所有的生活领域与价值系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医药卫生，都在这个广泛的宗教价值体系内拥有它逻辑和形式上的位置，它们共同拥有一个最高目标。而由于所有的价值系统都从属于一个共同的最高目标，同时进行价值设定的人们也有着相同的思维方式，所以不同的价值系统以及不同的人群之间有着共同的语言。在布洛赫看来，中世纪的世界秩序是清晰明了的，也是异常和谐的：“世界的秩序就是基督教会秩序的镜像，是一个永恒且无穷的和谐的翻版。而人及其所有的行为就构成了这个世界秩序的一部分。”根据自己的价值理论，布洛赫认为，一旦某个文化拥有一个统一的价值体系，那么该文化就会达到它的鼎盛时期。而一个价值体系之所以是统一且和谐的是因为，在这个体系内部的各种理性与非理性的力量之间的“相互渗透”达到了最大值，从而出现了一种“饱和的平衡状态”，这时的文化就会达到它的最高峰，同时表现为“完美的风格”。
但是伴随着文艺复兴的最终到来，中世纪文化开始出现崩溃，而这一情况又为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所激化。布洛赫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最核心的部分，即该文化的思维体系，或称“思维风格”（Denkstil），该文化的所有信仰问题、知识问题与人的行为问题都由这一思维风格所决定。而一旦该思维风格“到达了它无限性的边缘，同时它无法再用旧有的手段解决无限性的二律背反，因此它需要检验并修正自己的基础”，这个时候该文化就会开始出现崩溃。布洛赫认为，从文艺复兴开始，人类在科学上所面临的认识形势使得人们无法再像中世纪经院哲学那样将问题链条的最后动因交给“无限”或者“上帝”，而是试图在“局限的尘世”之中寻找答案。在肃清经院哲学的同时，伴随而来就是“面向直接客体的转向，换句话说，就是由柏拉图主义向实证主义的转向，由神之语言向物之语言的转向”。
作为中世纪文化的核心，以“思维风格”方式出现的经院哲学及其“维逻辑性”被宣告破产，而中世纪价值体系内部的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平衡也因此被打破，理性与非理性被生硬地剥离，思维与生活也因此变成了两个毫无关系的领域。一方面，在思维领域内，科学理性的发展使得人类进入了一个后宗教社会：“宇宙发生论不再以上帝为基础，而是建立在问题的永久延续性之上，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意识基础上，该意识认为问题可以一直被探询下去，没有终点。”人们的“思维风格”变成了纯形式的、数学式的思维，一种无风格的抽象的思维。另一方面，在生活领域内，天主教的价值体系分裂成无数个部分，无数个小的价值系统。这些系统原来都从属于宗教价值，但是随着天主教体系的崩溃，这些从属的价值系统失去了原本核心价值的统辖，开始各自为政。每个解脱了的价值系统都具有了自由意志，都用有了各自绝对的价值逻辑和目标。而每个价值行为也变成了纯粹的功能性行为：“战争就是战争，为艺术而艺术，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思考，生意就是生意。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所有这些说法都具有同样攻击性和激进性，具有着同样的对于形而上学的背弃，具有同样的针对事情的逻辑性，而且是只针对事情的可怖的逻辑性，既不右盼、也不左顾——噢，这一切就是这个时代的思维风格。”而作为价值设定的主体，人也因此成为了完全实用主义的、对于形而上学根本不感兴趣的职业人。在这个失去了核心价值的时代里，人们只能依托于某个以自身职业为代表的特定的价值系统，并且把该系统的价值目标作为追求的绝对目标。在这个价值崩溃的过程里，失去控制的各个价值系统都试图将自己绝对化，试图去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核心价值崩溃的过程也就是原来从属价值冲突与混乱的过程。而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一旦某个特定的非形而上的价值获得了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的优势地位，它都会“席卷这个世界”，并且将世界带入非理性的黑暗深渊。而在布洛赫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一价值冲突过程的血淋淋的表现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