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现代派的写作当中，存在着一大批类似布洛赫的作家，他们在进行诗学言说的同时也进行哲学和科学研究。这实际上也是二十世纪诗学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即艺术创作者总是力图让作品承载大量、甚至过于沉重的思想，也就是说艺术创作者总是不断地用理性思维影响自己的艺术思维。在一个人类与艺术都面临严重困境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作家们虽然身处其中，但是却一直保持着清醒且敏锐的意识。所以，这类作家往往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同时也进行高度的哲学思辨。例如托马斯·曼的随笔与卡夫卡的日记。而作为“旧奥地利最后一位通才”，渊博的知识和素养、对于时代困境的哲学思考与诗学艺术的表现形式，这三者的结合在布洛赫这里表现的尤为显着。在他晚年的一封信中，布洛赫告诉对方，他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认识论方面以及其他学术着作写完，因为他认为这些比文学更为重要。但是同时他也指出，关于世界的思性认识（denkerischeErkenntnis）与诗性认识（dichterischeErkenntnis）却有着共同的根：“所有创造性的思维过程都是以对新的现实关联的预感为开始的，那些在预感中隐隐约约出现的东西在折磨着人，而所有的创造性活动都是为了摆脱这种折磨，证明自己。这一点既适用于数学，美术，同时也适用于音乐创作。而不管是什么领域，那最初的预感因其自身的非理性特点而是富于诗意的（lyrisch），而对预感的处理，也包括艺术创作，则追求的是理性的最大化。关于因此而产生的各种产物、特别是系统的类型我在这里不想谈论。我所关注的是包含在每一种创造活动中的那无法消除的诗意的剩余，就是在数学领域也是如此，它们也无法被系统化。一个思想者越不拘泥于教条，他身上所保留的诗意剩余就越多。在这方面，尼采就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而那些我无法用认识论、数学等来加以安置的东西，就成为了长篇小说。”
上述的文字构成了布洛赫写作（包括哲学与心理学写作）的基本态度。布洛赫思想的中心就是对现实的关注，或者准确的说，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布洛赫认为，所有的创造性思维关注的都是“新的现实关联”，即在新时代背景下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世界的联系。在一篇题为《诗的神话遗产》（DiemythischeErbschaftderDichtung）的文章当中，布洛赫提出，神话与逻各斯是人把握世界的最基本的两种方式。“神话与逻各斯诞生于人的基本结构，对于人而言，它们就代表了无时间的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人类所有的成就，无论是语言、展示还是行动的方式，都是在神话与逻各斯之中，并且同它们一道通过世代的链条而流传下去，以便这些成就能够为新的一代所理解，或者至少能够被翻译出来。也不仅是因为跨越无数时代的人类种族可以得以成为统一的整体，人类成就的无时间性可以得到确保。除此之外，通过它们，对于人类自我的无时间性的预知也得到了确保，这个预知也就是那种因时间得到克服而带来的安全感。而正是这种感觉彻底打动了康德，所以他才会说出‘头顶的璀璨星空与心中的道德法则’那句名言。”
上面这段文字实际上暴露出布洛赫思想的几个重要特点：一、布洛赫所走的道路是一条追求绝对和永恒的道路，也就是要达到无时间性和摆脱时间的束缚的道路。因为追求绝对与无时间性，所以他所反对的就必然是相对与死亡。布洛赫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这里讲述的是一个问题的历史，这个问题恰好与我同龄，这个问题在我的眼前不停地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自传。这个问题就是绝对的丧失的问题，是相对主义的问题，在相对主义那里，已经没有绝对的真理，绝对的价值，也没有绝对的伦理，简单地说，那就是作为问题与现象出现的那个巨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洛赫这里所谓“绝对的丧失的问题”实质上指的正是虚无主义造成的欧洲文化的困境。而死亡则是布洛赫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布洛赫认为，只有认识死亡，才能够真正的克服死亡并达到非时间性。二、在布洛赫看来，人类追求绝对与无时间性只有两种选择，即神话与逻各斯。而作为一个通才，布洛赫在自己的身上培养出这两方面截然相反的才华，并且一直试图去将它们融合在一处。而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张力造成了布洛赫写作的根本特点。他既是诗人也是思想家，他的一生一直在试图完成双重的使命。正是两者之间无好消解的令人痛苦的矛盾使得布洛赫成为了一个“勉强为之的诗人”。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布洛赫的诸多身份当中，他首先是一个伦理学者，他的思想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人性”（Humanit·t）。对于人和人的尊严的关注让他把思想、而不是艺术放在了首位。布洛赫认识到，为了援救陷入困境中的整个人类，人们必须尽可能采用各种有效的手段。而“艺术”在他看来对于真实生活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帮助。作为科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布洛赫一直在寻找直接有效的手段来帮助人类摆脱困境。而这种对于“诗”的保留态度也同样体现在了作家笔下垂死的古罗马诗人身上，维吉尔正是出于对诗的绝望而决定焚毁自己的《埃涅阿斯纪》。
布洛赫的思想与创作，或者说逻各斯与神话构成了他的世界的两极，他既向往真理的绝对又执着于艺术的瞬间，他的目光在两极之间游移。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将这两极融合为一体。而这个目标只能在无限与绝对的领域内得到实现。虽然他的目标是为了追求绝对，但是他却生在一个人类陷入困境的时代。或者应该这样说，虽然神话和逻各斯是他的绝对目标，但是他所遭遇的却是一个绝对真实与终极价值遭受质疑的“价值崩溃”的时代。这样的困境将会培养出作家怎样的气质？而这样的气质又会使作家产生怎样的思想？而产生的思想又会对作家的作品有怎样的影响？所以，要了解布洛赫的作品，我们首先就要深入布洛赫的思想世界，了解他对于人与世界的内在感受，了解其思想的精神意向结构，了解他哲学思想与艺术理论之间的互动且统一的关系。
自我现象学
我们说过，“人性”是布洛赫思想中的关键词，也是其精神意向结构的一个基本构成质素。他的哲学思想从根本上说就围绕着“人”这个中心词展开。人的存在境遇与时代处境可以说是布洛赫思想的关注中心。而这首先就表现在围绕人的超验意识所建立起来的唯心主义的“自我现象学”。
布洛赫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来源就是欧洲大陆的唯理论，尤其是近代西方哲学从笛卡尔就提出来的“主体性”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自我”（dasIch）的关注一直也是康德以来德国唯心主义的思想传统，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而布洛赫的思想则因为融合了上述多位哲学家的思想传统而呈现出折衷主义色彩，而这就表现在他继承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传统，接受了叔本华的文化悲观主义论调，并且发扬了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价值思想。而布洛赫赖以融合上述哲学传统的基础或平台就是他的“自我现象学”，这里所说的“自我”（或主体）正是布洛赫哲学思想的基础，他正是以“自我”为出发点对世界展开思考的。在这里，布洛赫秉承唯心主义的思维传统，将自我放诸于世界“之前”，或者说将“自我”看作是更为本原的东西，而“世界”则是由自我派生而来。对于布洛赫而言，唯心主义是唯一的理论可能性：
在三千年前，当那个包罗一切的句子“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被思考出来并被记下来的时候，（……）自我向绝对的孤独的发展就已经完成了，因为那个作为整个西方唯心主义从柏拉图到笛卡尔再到康德的先行之见的句子，它恰恰为意识的自由意志所解释。意识的自由意志也就是这样一种思维的自由意志，该思维惊讶于自身被严格局限的存在，同时它也深知，处于它那牢不可破的孤绝之境中，就注定要将所有的存在都吸纳到其自身当中：作为整个世界的容器，变成创造世界的镜子，如果没有它，那么世界对于人类而言就根本不存在。世界在这样的认识中不断地诞生。在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之后，上帝也让人将这创世之举不断重复下去，他也把创造责任永远交托给了认识，他把人的认识和自己的认识统一起来。
从上述这段引文我们可以得出三层含义：首先，布洛赫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形而上学”（Ich-Metaphysik）。他所谓的自我也就是“超验的意识”（transzendentalesBewusstsein），它是纯粹的，无时间性的（zeitlos）。其次，关于这个“自我”有两个基本特征可以把握，即“自我的绝对孤独”（dieabsoluteEinsamkeitdesIchs）和“意志自由”（dieAutonomie）。这也是“自我”最为原初、最为本原的特质。再次，对于“认识”（dieErkenntnis）的关注是布洛赫一生最基本的活动，而“认识论”则是布洛赫之所以从事哲学和文学的一个最根本的推动力，它在布洛赫哲学思想当中占据了最为重要的位置。当然，这实际上也是德国唯心主义的一个传统，在哲学因为康德“哥白尼式的革命”而由“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之后，德国唯心主义普遍认为，“发现正确的认识方法，就会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的确，哲学就是认识论。因此，哲学也是绝对的科学，它解释一切，唯有它能够解释一切：仅仅是关于事实的经验的知识不是实在的知识，关于自然和历史的经验的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在布洛赫那里，认识实际上体现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即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自我”与“世界”之间只有通过“认识”才能发生联系。世界是在自我的认识当中产生的。或者说，只有通过认识，“世界”才对“自我”具有意义。
布洛赫认为，关于“自我”的最基本的表述就是：“自我是绝对孤独的”。这是“自我”的最本质的特征，同时也是布洛赫哲学思想构建的基石。虽然布洛赫后来在给女友的信中宣称，早在八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唯心主义的体验”，有了“唯心主义式的孤独的体验”。但是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布洛赫有关“孤独的自我”或“自我的孤独”的概念实际上是来自当时奥地利极富影响的哲学和心理学怪杰魏宁格（OttoWeininger）。早在1914年，布洛赫在一篇题为《伦理》的书评当中首次阐明了自己哲学构建的基石，他认为，“关于孤独的认识，是一切精神活动的源泉和试金石”。在那里，他就直接引用了魏宁格名着《性别与性格》（GeschlechtundCharakter）中的话来论述“自我孤独”：“有关整个种类可能灭绝的想法，似乎是最恐怖的念头，而在这一异常的恐惧之中不仅仅包含了对于个体永生的最大的怀疑这一恐惧不仅是令人绝望的对宗教的否定：人们通过这一恐惧同时也证明了自己根本无法离群索居。作如是想的人，他在死亡、或者说孤独面前就不会那么恐惧和胆怯了。”在布洛赫那里，绝对的孤独与纯粹意识（即自我）一样都是超验的，无时间性的，位于一切价值的彼岸。而与绝对孤独和纯粹意识相对，还存在着“经验生活”这样一个范畴，这个“经验生活”指的并不是实际的人的经验性的生活，而是“柏拉图主义意义上的经验生活的理型”（dieplatonischeIdeeempirischenLebens）。“绝对的孤独，这一上帝与纯粹意识的意志自由，也要进入到‘经验的人的柏拉图理型’当中去，它将不断被满怀恐惧的灵魂不断地体验，这就是注定在孤独中死去的人们的无指向的孤独。”我们注意到，与魏宁格一样，布洛赫也看到了死亡与孤独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布洛赫看来，超验的绝对孤独必然与“经验生活的柏拉图理型”发生关系，发生的方式就是灵魂必然在“经验生活理型”中体验绝对孤独，而绝对孤独在“经验生活理型”中被体验到的形式就是死亡。或者可以简单的说，灵魂体验死亡的同时就是在体验绝对孤独。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布洛赫哲学里面的存在主义色彩。而这同时也是布洛赫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他的价值理论和美学思想都是建构在此基础上的，他曾经断言：“如果没有孤独自我的那种柏拉图式的、充满神性的原初体验，那么人们就无法进行哲学思考。”在这里，他所谓的“原初体验”指的就是死亡。
当布洛赫把死亡定义为“柏拉图式的、充满神性的原初体验”时，这个定义事实上也暴露出他哲学思想除唯心主义之外的另外一个传统，即神学传统，乃至神秘主义传统。1933年，自认为已经建立了全面的价值理论的布洛赫向友人宣称，他“彻底地认识到”，“哲学只有在神学框架下才拥有可能性，哲学只有在神学的价值体系内才具有科学力量和准确性”。在他看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遗忘过这一点，即哲学本应该成为神学，神学承载着它一切的渴望。笛卡尔如此，斯宾诺莎如此，莱布尼茨如此，康德也是如此，克尔凯廓尔如此，而引人注目的是，新康德主义的科恩以及胡塞尔也是如此。”而在这篇题为《精神与时代精神》（GeistundZeitgeist）报告中，布洛赫也从神学的角度批判了实证主义将哲学“世俗化”的倾向，他认为：“那种反哲学的、实证主义的精神态度从生活那里夺去了它最为核心的视角——无论现在这一视角被称作是上帝还是逻各斯，但是它就叫做上帝——而代之以数不清的其他视角。”上面这句话同时也向我们证明了布洛赫哲学的宗教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