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弃神”（Entg·tterung）乃是现代世界最为本质的现象，世界的图景被非基督化了，现代世界成了上帝与诸神的离弃之地。而神秘主义与灵智主义（Gnosis）的重新盛行正是人们回归传统价值与思维方式、尝试重新修复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积极体现。简单来说，神秘主义与灵智主义的意义内涵就在于，帮助无助的主体重新忆起其精神灵魂的超验来源与形而上基础，让人们从“无神”的现代深渊与黑暗时代中走出来，重新走向神性。
然而，穿过黑暗的虚无荒原返还神性故土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找寻者在其中将遇到极大的阻碍或者诱惑。而在我们的诗人布洛赫看来，最大的障碍乃在于人必须面临突兀而来的死亡。死亡问题是困扰现代人灵魂的一个根本问题，在死亡问题上的迷惘与彷徨正是黑夜时代之所以贫困的根本原因：“时代之所以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居有他们的本质。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蔽起来了。人们还没有学会去爱。时代之所以贫困乃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之本质的无蔽。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所同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了。只要它们所共属一体的领域是存在之深渊，那么就有遮蔽。”痛苦、死亡与爱所同属的那个本质领域指的正是神圣的上帝，上帝的自行隐匿造成了人的存在被虚无的黑暗深渊所遮蔽，而人也因此无从认识痛苦、死亡与爱的本质，从而对于痛苦与死亡变得无法承受，对爱变得无动于衷。
“现代文化的基本主题是世界丧失神圣维度和永恒维度后，人面临横亘眼前、转瞬即到的死亡，陷入无比的焦虑和绝望。”这焦虑并不是恐惧，而是“那种惧怕虚无的奇怪感情。那自行显现出来作为我们惧怕对象被感受到的正是虚无。面对虚无的焦虑焦虑就是处于极不安全状态中的我们的存在本身。”焦虑实质上是人的有限性的体现，人之所以有限乃是因为“否定”贯穿于他的存在的核心，这个作为存在的基本而出现的否定指的就是死亡与虚无。所以现代文化的根本命题就是，人如何克服这个基本形态的“否定”，如何突破否定的有限性藩篱，实现真正的超越。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布洛赫也敏感地注意到了死亡问题的核心性与根本性。纲举目张，死亡问题的解决，就意味着人对无所不在的虚无主义的胜利。而其笔下的维吉尔由一位审美诗人向救赎诗人的转变，实际上正是诗人心路历程的艺术再现，是布洛赫寻找解决死亡问题良方的诗的追问。
维吉尔向救赎诗人的转变同时也是布洛赫诗学主张的体现，因为布洛赫本人正是一位救赎诗人，他对于诗的伦理功能与宗教性的坚持就是明证。在《维吉尔之死》当中，布洛赫就小说的主题、即死亡这一人的存在的原初问题展开诗意追问。而其所找到的答案就是通过爱与“死亡认识”来克服死亡与焦虑。布洛赫的这一主张实际上正是其向西方宗教传统、特别是神秘主义传统回归的表现。首先，“爱”乃是基督教文化的根本精神，它不仅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精神，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是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它从耶稣基督为人类献身的神学意义上获得神性的光辉，它是人类终极性的天命，是人类的自我拯救之道。而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那样，维吉尔关于人类存在与真实的终极思考，正是围绕“爱”这一精神核心展开的。其次，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因为无法认识死亡，所以才会变得焦虑，变得对死亡无法承受。所以克服焦虑，进而克服死亡与虚无的最佳办法就是“死亡认识”。维吉尔所谓的“死亡认识”指的就是“从总体上把握人向死亡的存在，即从身体、感情和认知等各个层面上进行把握。在布洛赫看来，“死亡认识”首先要以奥尔菲斯（Orpheus）意识为前提，即诗人首先要进入深渊，经历地狱的煎熬与黑暗的漂泊，然后才能从困境中找到神性的基础，感知到神性的光芒。
从布洛赫辩证的人类学观点来看，在人的“自我”存在深处，无限总是与虚无相伴，这正是人的有限性的体现，因为肯定与否定互相贯穿于人的整个存在。在这两极之间，在无限与虚无之间，就是人类自身责任的广阔空间。人的存在是神性与泥土性的双重混合体，人的自我既可能飞升入“无限”，也可能堕落入“深渊”。而在神性光芒熄灭的黑夜时代里，人丧失了“你之世界”，自身的神性被虚无的深渊遮蔽起来，人只能受着自然的泥土欲望的左右，在单一的“它之世界”中留连徘徊。在这一时代的困境中，布洛赫追问到了神秘主义这一答案，即人惟有去除泥土欲望之“假我”，找回永恒的“神性真我”才能走出时代的深渊。布洛赫深信，人只有“通过对自身灵魂的自我认识来找到和发现神性”，而这同时也是“艺术的人本任务、人性任务、认识任务，同时也是艺术的存在理由。”
自我认识与死亡认识以及确立“我－你关系”的神圣之爱正是维吉尔得以发现并找回自身神性的关键。而维吉尔也由此摆脱了“单层面人”的窘境，重新返回上帝怀抱中的精神故土。我们重新描述一下维吉尔的心路历程，以便更为清楚地把握神秘主义者布洛赫的思维脉搏。
维吉尔最初因为死亡的迫近而陷入焦虑与恐惧之中，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发现自己丧失了纯真的“同一性”，丧失了“爱”的能力，根本没有能力承担任何责任，也根本无法得到任何真实的认识。而在经历了地狱般的穷巷、广场以及“虚无三重唱”之后，他的“自傲”与“自足意志”被一点一点地粉碎，而只剩下一个忏悔的灵魂，他的“自我曾经丧失了自己，人性也被夺去，只余下虚无，只余下灵魂最为赤裸的裸罪，以致现在的灵魂只是一个赤裸的、悔恨的空无。”
忏悔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它使得诗人既丧失自我，又复得自我。失掉的乃是虚妄自足之“假我”，复得的乃是正遍的神性“真我”。忏悔使人在完全失掉自身的同时在上帝的恩典带来的圣灵中重新找到自己。在忏悔中，诗人重新回忆起早已被人遗忘的“你之世界”，重新获得了“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二重世界感觉，他在“它之世界”之外重新获得了“导向永恒”的“第二种记忆”与“第二种语言”。“你之世界”的重现使得诗人在虚无中重新发现了“爱之真实”，他的自我也因此得以由“赤裸的空无”重新扩展为无限与永恒。此时的维吉尔终于认识到，人性跌入世界的黑夜乃是宿命的结果，“真实跌入虚无之中，为的是获得重生，现在应该将真实从虚无中带回家了。”只有通过彻底的“虚妄自我”，维吉尔才能够达到真正的自我认识，才能够真正然自我与“无限”接轨，消除主客体之间的隔阂，只有进入虚无的深渊，诗人才能够迎来真正的转机，获得超越与救赎。只有在“爱”的涤荡下，死亡的焦虑才能转化为神秘的“狂喜”（Ekstase），获得与上帝、与万物水乳交融的感觉。
在西方，“神秘主义”（Mystik）一词出自希腊语动词myein，即“闭上眼睛”。之所以要闭上眼睛，乃是出自对通过感官从现象世界获得真理的失望。不过，神秘主义并不像怀疑主义那样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它仅仅主张闭上肉体的眼睛，同时却主张睁开心灵的眼睛，使心灵的眼睛不受现象世界的熙熙攘攘所干扰，从而返回自我，在心灵的静观中达到真理、智慧。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观点来看，为了获得神性经验的奇迹，人必须“弃绝”自己和所有非属神的事物，这也就是埃克哈特所谓的“孤寂”或“我死”之路，而“孤寂”正是入道之门。人只有“弃绝”他的自我以及一切生物性的存在，他才能够重新找回他的神性本质和其为“神圣誓约”所规定的真正的使命。维吉尔的自我正是通过“忏悔”放弃了一切不属神的事物，从而得以由“悔恨的空无”中重新扩展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神秘主义的主张与观点具有相互矛盾的特点：一方面，神秘主义者都认为上帝或道存在于万物之中，但另一方面却又否认认识万物就是认识上帝或道；他们一方面宣称上帝或道是不可认识的，另一方面却又把体认上帝或道看作是人生的最高任务和最高目标。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手段和目的之间的这种矛盾迫使神秘主义哲学（无论是西方基督教神秘主义，还是中国的老庄哲学）都把在一种神秘的体验中与上帝或道合一，即“神人合一”或“天人合一”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神人合一的途径是“狂喜”。“狂喜”在希腊文中的原意为”站出去”、”置于自身之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狂喜与“闭上眼睛”实际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说，闭上眼睛是狂喜的必要前提，狂喜则是闭上眼睛的目的。闭上眼睛使灵魂失去对当前一切的意识，甚至失去对自我的意识，完全达到无物无我的狂喜境界，在理性的直观中专注于神，达到与神的直接合一，它同时也是至善、至美、至福的境界，是人生的最高目的。“狂喜”的思想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着述中。在《会饮篇》中，柏拉图以爱美为例描述了这种迷狂的境界。灵魂最初以个别的美少年为对象，逐步升级，一直到彻悟美的本体，进入神秘的狂喜的精神状态，不再留恋世上具体的美少年以及财富等感官享受，而沉醉在与神结合的境界中。西方神秘主义大宗师普洛提诺（Plotinus）进一步把“狂喜”作为人与神结合的唯一方式，认为人只有在狂喜状态中，才能借助于心灵之眼的静观直觉到上帝。而艾克哈特大师则认为，人必须通过静观而达到迷狂状态，在灵魂的闪光中借助于上帝的恩赐而达到与上帝“神秘的合一”（uniomystica）。在结合的最高阶段，全部的自我意识都消失了，灵魂陷入了神性的深渊，已与上帝结合为一体。总之，在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看来，人的灵魂只能借助于摆脱肉体、摆脱现象世界、摆脱自我，在一种无物无我的狂喜境界中与上帝合而为一。
综上所述，人惟有彻底放弃虚妄的“自傲”与“自足意志”，人的自我才能完完全全地与世界“同一”起来。“自我”与越多的“物”同一在一起，也即是“我”与越多的“你”同一起来，“自我”才能够越来越向无限扩展，越来越向“神性”靠近。也唯有如此，人才能够走向与上帝的“神秘的合一”，而“泰初之道”（即是上帝）也将在其灵魂中“证道”（ereignen），“那纯粹之道，超越于一切交流与意义之上，它是末后的也是初始的，强大有力而又主宰万物，令人恐惧又予人保护，仁慈而又行雷霆之怒，那是区分之道，那是誓约之道，那是纯粹之道”
布洛赫神秘经验的一个关键词是“回声”（Echo）。布洛赫认为，神性的回声会被“领悟的心灵”所接收，而在回声中被传送的乃是来自永恒的声音，这声音会被人的灵魂所接收。而人的灵魂将“心与思的渴望”转化为死亡认识。就这样，“外部回声”与“内部回声”，永恒的回声与灵魂的回声交汇在一处，从而形成神秘的同一：“外与内交织，自我与宇宙同一”。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此时诗人的罪得到了净化，他的灵魂回应了上帝的恩典行动，自己的生命与价值本源重新恢复了意义联系，重新寻回了自身灵魂中纯粹、真实、永恒的神性。
此时此刻，诗人的自我重新发现了自身灵魂内部存在的小宇宙，这小宇宙与外部的大宇宙结合为一体，人的自我也完完全全地与世界“同一”起来。而爱与真正的认识就来源于“自我”的这一“同一化过程”。“我”惟有与你成为“同一”，神圣的“爱”才能够玉立于你我之间。而神圣的爱的显现就是“真”，“真”的显现就是神圣恩典的到场。维吉尔体验到“爱之真实”，这就是达到了对真正的认识，真正的对于“真”的认识。诗人的自我与整个存在同一起来，甚至于死亡已经包含于生命的意义之中，而反过来，生命也包含在死亡的象征之中。这种与世界乃至世界中的万事万物的完全同一，也就意味着自我与宇宙的同一。而对维吉尔来说，这就是人最终所达到的超越与飞升，也就是神秘主义的“狂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秘主义就是自我与世界，自我与宇宙的和谐。人在万事万物那里都可以找到自己与他们的同一性。而这同样也适用于死亡。横亘在眼前的死亡让人产生无比的焦虑，而这焦虑迫使诗人找寻自己，并将他推向了“死亡认识”。正是通过“死亡认识”，布洛赫才能将因死亡而产生的焦虑与恐惧统统转化为神秘的“狂喜”。尽管留恋尘世，但是维吉尔却一直渴望死亡，因为死亡将为他开启同一性的大门。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维吉尔的死亡被表现为一种阶段性的“逆向生长”（Entwerden），它的每一个阶段都与上帝创世（Sch·pfung）的每一个阶段相对且相反。在创世的每一个点上，创世同时又重新返回，返入“再创世”与“重生”之中。通过死亡，初始与结尾，启程与返回被连接起来，成为一个循环的整体，而死亡也因此获得其意义。死亡乃是永恒运动的基本原则，它将古罗马诗人从一个界限引领到另外的界限，由出生引领向重生。
“死亡”一词对于布洛赫哲学的重要意义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探讨过了。在布洛赫那里，“死亡”具有辩证的多重意义：首先，布洛赫认为，死亡乃是“自为的无价值”（Unwertansich），是对生的最大威胁。其次，正因为死亡是“自为的无价值”，所以它也成了布洛赫认识论与价值论的根本出发点与动因。正是从死亡的消极层面出发，从其否弃价值的体验出发，布洛赫笔下的人物才真正了解到，什么是价值。死亡作为价值的反面而成为参照点，布洛赫正是从克服死亡出发来定义“价值”的。而在《维吉尔之死》里面，克服死亡的基本途径就是“消除假我”，否弃自我中一切的“自傲”和不属神的东西，在这之后，人才能够发现“爱”与真正的认识。再次，基于第二点的思考，死亡因此具有了伦理与价值功能：“死亡的本来面目乃是伟大的唤醒者。”死亡将人从黑夜的沉睡中唤醒，使其免于成为死寂无情的石头，转而在无神性的黑夜时代寻求重建与上帝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