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贫困同时也反映在艺术上。作为诗人，维吉尔的罪就在于：“对于世界的盲目，对于世界中的神性的盲目，对于同类身上的神性的盲目，他们沉醉于孤独之中，只能够看到自身的拟神性，似乎这就已经是他们唯一的特征了，以至于他们越来越多地把他们那种渴望得到承认的自我神化变成了自己创作的内容，这是对神性和艺术的背叛，这是背叛，因为艺术品因此成了非艺术品，成了掩饰艺术家虚荣的不纯洁的外衣。”而真正的诗则应该是救赎的，使人能够回应上帝的恩典行动，让人的生命与价值本源重新恢复意义联系，重新寻回自身生命中纯粹、真实、永恒的神性：“通过对自身灵魂的自我认识来找到和发现神性，这是艺术的人本任务、人性任务、认识任务，同时也是艺术的存在理由。”
在世界贫困的黑夜时代，“上帝死了”之后，体现“我-你”关系的“关系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人因此成了“单层面的人”，只生活在表面的经验世界（“它之世界”）之中。徘徊流连在黑夜之中的“单层面的人”逐渐遗忘了真正的价值本源，遗忘了“永恒之你”的上帝，遗忘了自己真正的精神故土。万幸的是，诗人维吉尔终于在那三个都市男女的虚无主义式的尖笑中认识到了自己的罪，终于回忆起了“创造的誓约”，回忆起了被遗忘的精神故土。我们知道，回忆乃是基督教精神的一个重要概念，基督教精神的回忆就是忏悔。诗人的自我要返回与上帝的原初关系就必须通过忏悔，而忏悔使罪感中的人的生命感觉重新回到生命的神性源头，并将罪感推向爱感，重新导向神圣的爱的“我-你”关系。在忏悔中，诗人重新回忆起早已被人遗忘的“你之世界”，于是，维吉尔终于摆脱了“单层面人”的窘境，重新获得了“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二重世界感觉，他在“它之世界”之外又获得了“导向永恒”的“第二种记忆”与“第二种语言”，那是属于“你之世界”的“记忆”和“语言”。于是，在找回了失去的记忆与语言之后，维吉尔真正的“返回神性的归乡之旅”也随之开始了。
在夜晚的沉思中，维吉尔认识到，“爱”即是“诚恳助人之行动”。在爱之关系中，人须要爱他人（Nebenmensch），须要伸出援助之手，与他人一起承担其命运，将“未曾被爱之人”与自己紧紧联系在一起，用自己的存在去包容他人的存在，让它们水乳交融，紧密相连。只有这样，人与他人才能重获神性，才能真正克服横亘在我们面前的突兀的死亡。在维吉尔看来，只有爱中才孕育着真正的创造的力量，这力量将把分离了的“我”与世界重新聚合起来，人也将重新以神性为惟一尺度：“只存在一个法则，那就是心之法则！只存在一种真实，那就是爱的真实！”重新认识到“永恒之你”，即“未知上帝”的存在的维吉尔，就象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人突然见到了光亮，他的心情是那样的激动，那样的妙不可言，因为他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找到了前行的方向，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他的同胞，没有忘记在黑夜里苦痛挣扎的同类，没有忘记唤醒那些沉睡在虚无之夜的人们，因为“爱”本身就意味着“帮助他人，唤醒他人”，所以他才会大声疾呼：“睁开向爱的双眼吧！”
睁开了向爱的双眼的“我”看到的将是浑然天成的景象：万有皆栖居于上帝的灿烂光华中，在“我”与“你”相遇的那一刹那，存在者之间因为偶然性而产生的差异顿然消失，一切的丑陋、卑微不过是命运的任意捉弄，而“我”则超越这时间与宿命与他者之“你”相遇。因为，尽管他者不过是有限有待的相对物，但他者的“你”却是超越这由冷酷的因果律所宰制的宇宙的绝对存在者。此时此刻，“你”即是统摄万有的世界，而“我”以我全部的生命相遇“你”那备受煎熬、饱受摧残的灵魂，“我”因你的每一痛苦、每一欢乐而颤栗，“我”的整个存在都沉浸在“你”的绚烂光华里。“我”与“你之世界”的关系因此直接无间，他人的整个存在也沉浸在“我”的“你”散发的夺目光辉中，再也没有什么横亘在主客体之间的鸿沟，“我-你”关系将人带出一切概念体系、天赋良知、梦幻想象、目的意图、企望欲求、是非真伪等等中介性的障碍，将人置于与世界的那一霎那间的相遇，在这种纯粹现时的相遇中，人对世界存在之伟大神奇蓦然而生敬仰爱慕之情，神秘诗意油然而生：“不可思议的，我们栖居于万有相互玉成之浩渺人生中”。
“我-你”关系的背后潜藏着的实际上是人与上帝的关系，每一个“我”与每一个“你”都沐浴在上帝的光辉之中，“我”与“你”因上帝而确保的关系将人引入崇高的神性世界，所有的存在都在“关系”中得到升华。对此，马丁·布伯有过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无限惟一性与无限包容性融为一体。进入绝对关系者不与任何个别物发生联系，无论是物体生灵，还是大地苍天；但万有皆汇融于关系之中。因为，进入纯粹关系并非是视万物为敝屣土芥，而是尊奉万物为“你”；非是遗弃世界，而是将其置在本真基础之上。漠视鄙弃世界无助于人接近上帝，看重贪恋世界也无助于人接近上帝。惟有把世界视为他者羁旅在他之现时中。“世界在此，上帝在彼”，这话乃属“它”之语言；“上帝在世界中”，这话属于另一种“它”之语言。不损减任何物，不离弃任何物，将万有以及整个世界皆纳入“你”，赋世界以权利，给世界以真理，不是任万有外在他而是让万有进入他，这才是充盈纯全之关系。
执着世界着无从接近上帝，抛弃世界者无从承仰上帝。惟有以其全部生命走出去与其“你”相遇者，惟有把世界之一切在者均视若“你”者方可接近那不可寻觅的他。
倘若你穷究万物及限在之生命，则你趋近无底深渊；倘若你无视万物及限在之生命，则你面对无限空虚；而倘若你圣化生命，则你与无限生机之上帝相遇。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布伯所谓的人与上帝的关系实际上乃是一种基督教神秘主义。他把上帝视为寓于万物和人心中的无限神秘，因此，他反对破坏万物生命的本真性的科学主义和虚无主义世界观，主张“圣化生命”、“与神相遇”的神秘主义世界观。在这种神秘主义的世界观所呈现的万物的纯净关系中，人感到自己既是被造者，又是创造者，既依赖天意，又享有自由。人不再被有限－无限的紧张关系所撕扯，而是合有限入于无限，与无限的宇宙神秘融为一体。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与隔阂将彻底消除。而这恰好与雅斯贝斯布洛关于“神秘主义”的定义相吻合：即对“主体－客体－分离”（dieSubjekt-Objekt-Spaltung）的扬弃。
而在布洛赫那里，我们也发现了同样的对于“神秘主义”的理解，神秘主义乃是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的“同一性”。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与“世界”因上帝的神恩而融合为一体，具有本真的同一性。同一性消除和破解了人与物、自我与世界之间存在的隔阂与壁垒，布洛赫希望通过对神秘主义的同一性的把握来重新找到或建构自我与世界的直接联系。事实上，布洛赫小说理论上对于总体性与统一性的追求也是与此息息相关的。
“虽然赫尔曼·布洛赫在他的理论着作中较少提及‘神秘主义’的问题，但是他的小说《维吉尔之死》却充满了神秘主义经验的特征。”根据神秘主义的定义，我们了解到，其最大的特征正是主体与客体分离的扬弃。而如何才能达到这一扬弃呢？这首先要从主客体为何分离谈起。自我与世界之所以出现隔阂乃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造成的，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意识到“自我”与世界的不同，意识到“自我”具有自由意志，这时自我与世界就对立起来了。正如《圣经》所描述的那样，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快乐的生活，自我与世界浑然一体，并不具有所谓“自我意识”（没有“羞耻感”和“辨别善恶”的能力）。但是偷食禁果使得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的不同，具有了“自我意识”。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人的“自我意识”的诞生同时也是“罪”产生的根源：罪的产生是由于人的意志自主与妄为，想取代上帝的位置（偷吃禁果是想要“如上帝”），终至于与上帝为敌，随生命自然而生的意志自由乃是人身上的罪因。与此同时，人虽然犯罪，但是却遗忘了获罪的原因，转而肯定自己，忽视与上帝关系破裂所造成的自然生命的在体性裂伤，人的“自足意志”逐渐遮蔽了人的罪感，于是人在罪中沉沦。可以说，人的“自足意志”乃是罪之沉沦的根源。
所以，要消除主客体之间的壁垒首先就要克服人的“自足意志”。这即是神秘主义意义上的所谓“破我”，或者按照基督教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的说法，“我死”（Abgeschiedenheit）乃是入道之门。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论及神秘主义经验时曾言道：“有我在而无我执消除偏执之假我，而见正遍之真我，不独宗教家言然。”可见神秘主义所主张的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舍我”，将“我”彻底消除，要被消除的实际上是人的“自足意志”。或者如马丁·布伯所言，“应该根除弃绝的非是我，而是唯我独尊之虚妄本能，它诱使人回避那缥缈不定、茫昧恍惚、无所稳固、无所绵延的关系世界，逃入‘对物的占有’。”只有破除了自足意志的虚妄“假我”，人才能够发现真实永恒的神性“真我”。否则，人的唯我独尊的自足意志只能使得人距离上帝越来越远，最终离弃上帝，彻底沉湎于本然生命的自然欲望，沉睡在神性光芒熄灭的黑夜，沦落入虚无主义的无底深渊。
但是在那条地狱般的穷巷中，妇女们的嘲笑与辱骂让维吉尔终于意识到，他距离真正的本源越来越远，他终于认识到，自己所取得的一切背后潜藏的都是那个虚妄自大的“假我”：“他过度扩展的人生轨迹所到达的顶点只不过是伪神性（Schein-G·ttlichkeit），疯狂地扩展为欢呼与沉醉，扩展为对权力与声名的体验，而这一切皆是因为那些被他疯狂地称为他的诗和他的认识的东西”。他对于艺术的追求正是他离开精神故土的直接原因，艺术所代表的对本然生命的辩护以及艺术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足意志正是诗人沦落入罪之深渊的根源。“欢呼”、“沉醉”、“权力”与“声名”都是本然生命的自然欲求的表现，然而却背离真正的神性尺度，根本无法取代神圣天父的绝对价值，说到底只是“伪神性”。同时，走上这条道路的他也已经背离了返回上帝怀抱的重生的命运轨迹，其代价就是“中间的虚无愈来愈大”。
诗人发现自己的灵魂在“赤裸地面对着黑暗，赤裸地面对着失忆，赤裸地面对着罪恶”。如果说记忆代表着人与精神故土的联系的话，那么“灵魂的失忆”就意味着诗人与精神故土、与自己的信念的关系彻底断裂。在神性光芒黯然熄灭的世界黑夜里，诗人因为自己的“骄狂自负”（überheblichkeit）而已经遗忘了上帝在第二次创生时带给人的神性本源，忘记了人在神性尺规下诗意的栖居，忘记了在大地上的“本真生活”。所以，从基督教的意义上来说，人的自足意志恰恰就是罪之沉沦的根源，而因此产生的失忆恰恰也是罪。但是诗人显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罪，具有了罪感，即对人自身中的自足意志有了自觉的警惕意识，对人背离生命的神性本源有了自觉意识。罪感引起人精神意向上无力自助的心向，生命自感卑鄙、渺小、可悲，但同时，它也是一种祈求的意念，希望生命的重生，渴慕恢复与上帝的原初关系。
自我要返回与上帝的原初关系首先须通过回忆。而如前所述，基督教意义上的回忆就是忏悔。正是忏悔使罪感中人的生命感觉重新回到生命的神性源头，把罪感推向爱感。基督教神秘主义大师埃克哈特对此有过精彩的论述：“真正而至善的忏悔，即使人得以强有力地和最高度地改邪归正的忏悔，却在于人使自己完完全全地远离一切不是上帝的和在自身及一切被造物那里不完全是属神的事物，在于使自己以一颗无可动摇的爱心去完完全全地投靠亲爱的上帝，这样，使他对上帝的虔诚和请求变得伟大。”
维吉尔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自己和他人对“神圣誓约”的遗忘而忏悔。而正是在忏悔之中，他看到了自己作品对于神性的盲目，以及艺术家对于自我的“神化”，所以他才决定焚毁《埃涅阿斯纪》，这一举动显示出诗人抛弃一切不属于“上帝”、不具有神性的事物的决心，并以此产生对于“未知上帝”的重新信靠。也正是在忏悔中，他才真正认识到了“爱之真实”，认识到，“真实即是爱，没有它也就没有诗”。同样，也正是在忏悔中，诗人重新回忆起早已被人遗忘的“你之世界”，于是，维吉尔终于摆脱了“单层面人”的窘境，重新获得了“你之世界”与“它之世界”的二重世界感觉，他在“它之世界”之外重新获得了“导向永恒”的“第二种记忆”与“第二种语言”，那是属于“你之世界”的“记忆”和“语言”。于是，在找回了失去的记忆与语言之后，维吉尔返回神性的神秘归乡之旅也得以真正开始，这个故乡指的乃是人的精神故土，也就是上帝的怀抱。
死亡认识
事实上，神秘主义思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精神发展运动中得到了令人惊奇的复兴。无论是艺术、文学、哲学，还是神学，神秘主义思想都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只要看一下霍夫曼斯塔尔、里尔克、穆齐尔、乔伊斯、策兰、黑塞或者德布林的作品，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多么深远。而海德格尔、布伯、布洛赫（E.Bloch）和荣格的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可以看作是欧洲神秘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者。可以说，赫尔曼·布洛赫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秘主义思想绝非一枝独秀，而是那个时代共同声音的体现。
那是整个欧洲面临危机的时代。科学理性与实用技术的蔓延造成了人的生命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变。“整个世界失去了魔力”，“异化”、“物化”与“疏离”成了现代性现实的关键词。人们传统的经验与感知模式已经被现代的各种根本现象弄得支离破碎，现实已经失去了根本的意义与价值联系。理性主义统治的现代生活导致的却是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异化感觉。恶梦般的现代经验逼迫诗人们、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开始寻找理性实用主义之外的道路，打破理性主义那种“敌视主体”的实用目的形式，使人们对于世界的总体性意义把握重新成为可能。在布洛赫同时代的作家们看来，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现实世界带给人们的最终只能是异化和物化，生命的感觉与意义遭到彻底抹煞，而这一发展的最终形态就是虚无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西方的许多有识之士出于批判现实的立场，转而重新从宗教与非理性角度尝试对现实和主体经验进行诠释。人们重新想起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利用它们人们可以克服和修正现实的异化，重新建立人与现实之间久违了的熟悉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