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维吉尔即将离船等案的时候，他忽然注意到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小男孩，拿着维吉尔留在船上的长袍跟在后面，并且陪同诗人从港口经过广场来到皇帝的行宫。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小男孩，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与维吉尔有关，事实上，他的使命似乎也与维吉尔的生命和道路紧紧连在一起。这个孩子的形象既出现在外部现实里，也同时出现在维吉尔的内心深处。因此是一个具有现实与虚幻双重特点的人物。一方面，他的形象、口音与脸型都让维吉尔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光，这个男孩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在他身上体现了维吉尔尚未成为诗人，在神性的精神故土嬉戏的状态。另一方面，正如法布尔·杜·法奥尔所证明的的那样，这个男孩的形象与罗马的一个叫做特勒斯佛罗斯（Telesphoros）的神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个神也是以一个男孩的形象示人，而且穿着一件长袍，他是医药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klepios）的助手，他的出现标志着病痛的结束或者生命的结束，而这也与男孩的名字“吕萨尼亚斯”（Lysanias，意思为解除痛苦者）相吻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勒斯佛罗斯与死亡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与希腊神话中神的使者赫尔默斯异曲同工，都是死者进入地狱的陪同者。所以，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当吕萨尼亚斯出现在维吉尔的轿子前面时，他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引导着维吉尔进入深渊，让诗人在深渊摸索那里的暗示与指引。
自从在广场之上，充当了诗人队伍的引导者之后，吕萨尼亚斯将诗人引入的是一个贫民居住的穷巷（Elendgasse）。诗人就象是《神曲》中的但丁一样，在那里经历了地狱一般的景象，破败衰残的的房屋与巷子，到处乱爬的孩子，破口大骂的妇女，喃喃自语的老人。在妇女的咒骂声中，维吉尔的轿子被一步一步地抬进了巷子，而这咒骂声却促诗人作出反思：“咒骂的话像是雹子一般向他砸了下来，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但是仍然很有道理，仍然是警告，仍然是真理，仍然是被抬高到真理的疯狂，而每一句骂声都将他灵魂上的骄狂自负扯下一块来，他的灵魂因而变得赤裸，像婴儿一样赤裸，就象躺在破布上的老人一般赤裸，赤裸地面对着黑暗，赤裸地面对着失忆（Erinnerungslosigkeit），赤裸地面对着罪恶（Schuld），灵魂已进入那不可分辨之物的涌动的赤裸之中。”（KW4，41）在那些女人的骂声之中，维吉尔的声名、灵魂、创造性与艺术性的品格都被剥去，变得完全赤裸，他那已然消亡的记忆中只还残存着最后一点“苦涩的羞愧”。
诗人发现自己的灵魂在“赤裸地面对着黑暗，赤裸地面对着失忆，赤裸地面对着罪恶”。如果说记忆代表着人与精神故土的联系的话，那么“灵魂的失忆”就意味着诗人与精神故土、与自己的信念的关系彻底断裂。在神性光芒黯然熄灭的世界黑夜里，人因为自己的“骄狂自负”（überheblichkeit）而已经遗忘了上帝在第二次创生时带给人的神性本源，忘记了人在神性尺规下诗意的栖居，忘记了在大地上的“本真生活”。所以，从基督教的意义上来说，人的自足意志恰恰就是罪之沉沦的根源，而失忆本身恰恰就是罪。但是诗人显然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罪，有了罪感，即对人自身中的自足意志有了自觉的警惕意识，对人背离生命的神性本源有了自觉意识。罪感引起人精神意向上无力自助的心向，生命自感卑鄙、渺小、可悲，但同时，它也是一种祈求的意念，希望生命的重生，渴慕恢复与上帝的原初关系。所以在身具罪感的维吉尔那里，“重生”就是“目标”。
“重生”就是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回到人的精神故土。按照《圣经》的说明，上帝是通体充满了爱的神圣之父，他的创造是永不停息、不断涌现的爱的动姿，在不同的时刻凝定成圣子和圣灵的形象。因而，“重生”也就是重新禀得圣爱创造的神性生命。所以重生之路也就是“非时间的重生”，只有获得了重生，人才能够真正做到克服时间，克服死亡。
与此同时，罪感触发了羞愧感的产生，所以我们注意到，在维吉尔已经消亡的记忆中只还剩下最后一点“苦涩的羞愧”。羞愧感正是人在背离神圣生命陷入罪的沦落之中后对自己存在的破碎的直接感悟，确认自己本然生命的欠缺和有限性。维吉尔正是在妇女的咒骂声中认识到这一切的。这些妇女的声音既是维吉尔自身罪感的声音，也是虚无的嘲笑声。在维吉尔那里，“母亲”这个词有着广泛而又矛盾的含义：“它一方面表示爱、生命、安全与保护性的黑暗。在另一方面，它也有一个消极的含义，是绝望、贫困和无从摆脱的黑暗的深渊的象征。”穷巷中的那些母亲就代表了“母亲”这个词的消极含义。那些母亲既是无情的法官，也是恶意的巫婆。“她们深知，命运道路的圆圈环绕着虚无的深渊。在出生与重生后面，永恒不变地站立着虚无这一最后的生殖。”虚无的诅咒一直缠住维吉尔的命运不放，它的嘲笑声让维吉尔终于意识到，他距离真正的重生的目标越来越远，认识到他所取得的一切皆是虚妄：“他过度扩展的人生轨迹所到达的顶点只不过是伪神性（Schein-G·ttlichkeit），疯狂地扩展为欢呼与沉醉，扩展为对权力与声名的体验，而这一切皆是因为那些被他疯狂地称为他的诗和他的认识的东西”。他对于艺术的追求正是他离开精神故土的直接原因，艺术所代表的对本然生命的辩护以及艺术所表现出来的人的自足意志正是诗人沦落入罪之深渊的根源。“欢呼”、“沉醉”、“权力”与“声名”都是本然生命的自然欲求的表现，然而却背离真正的神性尺度，根本无法取代神圣天父的绝对价值，说到底只是“伪神性”。同时，走上这条道路的他也已经背离了返回上帝怀抱的重生的命运轨迹，其代价就是“中间的虚无愈来愈大”。所以，在妇女们的骂声中，维吉尔感觉自己就象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曾经为了一个虚妄的自由而不断找寻，而现在他却想偷偷溜回家”。这正是羞愧感在启发生命感觉的转向，对本然生命的忘恩负义豁然开悟，向精神故土重新敞开心扉。
经过这场精神地狱的遭遇，维吉尔终于意识到，从前他所追求的“虚妄的自由”正是因为人的自足意志遮蔽了他对精神故土的回忆，造成了他的灵魂失忆，他本身的罪感与羞愧感也因为自我的过度膨胀而被遮蔽起来。只要他的命运仍然为虚无之深渊所环绕，那么就有遮蔽。
离开穷巷的诗人重新遭遇了涌向城堡的人群，遭遇了那些在欲望中挣扎的饥渴的群众。诗人看到，人的生活因为失去了神性的光芒而变得昏暗，人的存在因为失去了内在的价值核心而变得中空，只剩下完全表面化、外部化的欲望生活，人已陷入虚无主义的深渊，进入那“燃烧的虚无”。作为群众人和国家人，在这世界的黑夜，在这贫困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最终只能是丧失了所有的意义和价值，变成绝对的价值虚无。而成了绝对的价值虚无的现世就是人间地狱，群众就是里面乱舞的群魔。在那原始的混乱中，维吉尔学会了蔑视一切人性与人的活动。他充分意识到，在虚无的深渊之中，连向现世索求意义这一人的本质冲动都已经被彻底遮蔽，被彻底遗忘，人的自我已经对世界（非我）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而这正是人的最大的人间悲剧。
来到皇帝的行宫之后，维吉尔与他的引路人吕萨尼亚斯之间展开了一场对话。在对话中，吕萨尼亚斯告诉维吉尔，“你的道路就是我的道路”，“你的道路就是诗，你的目标是诗的彼岸……”。吕萨尼亚斯充当的正是维吉尔的灵魂的引路人的身份，在他的引导下，维吉尔将会找到他的目标。而他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诗。前面说过，真正的诗人将走向和到达自己所能到达之所，而维吉尔就是通过诗这条道路走向他的目标，而这个目标并不是诗，而是诗的彼岸。这目标到底是什么？诗的彼岸究竟在何处？诗人依然不得而知。但是，诗人意识到，他所顶着的“诗人”之名只是一件并不属于自己的衣服，他越是试图用存在来填充这名字，这名字就离他越远，而他也越孤独。名字、面包，甚至人自己都是借来的，只有当人将这“所有借来的闪光饰物”都脱下，他才能够真正看到目标，才能被召唤到目标那里，在那里，人与自己的名字将最终合为一体。
按照舍勒对基督教精神的现象学考察，诗人的上述精神意向正是羞愧感引出的恭顺。所谓“恭顺”就是敢于弃绝自己心中自以为属于自己的一切权利和本己性要求。恭顺消除了人的自主价值和意志自足，让人不断地接近上帝的恩典，重新通过上帝的眼光看见自己，体会到一切（名字、面包与肉体）的虚妄，领悟到上帝的恩典是在人企图自居本性遁入冷漠自然中去时伸出的援手。罪的沦落遮盖了人的精神世界，使人的在世与神性的原初故乡隔绝开来，而恭顺使人在完全失掉自身的同时在上帝的恩典带来的圣灵中重新找到自己（“与自己的名字合为一体”）。所以，恭顺直接引发爱感，在人的内在意识中重新勾勒出上帝承受人的不幸的圣爱。因而，“恭顺是最温柔的剪影，是具有神性的圣爱在运动中留在人的心灵上的剪影。在基督的行为中，神性自行舍去自己的威严和恢宏，进入犯人身体，甘当世人和芸芸众生之自由和幸福的奴仆。我们也参与这一行动，当我们舍弃我们的一切自我，舍其自我的可能价值和自我所看重的东西（自傲者总紧紧抱住不放），真正地丢开我们自身，真正去献身，对随后的一切毫无所畏，心怀信赖地参与神性的行动，上帝就会赐福给我们。”。而从前维吉尔对于自己的“名字”的自傲则是那种存在骄傲，它使得价值意识越来越紧缩到纯粹自我，斩断了骄傲者与上帝、宇宙、人相联系的全部生命线。正是因为自傲或者说自足意志的作祟，灵魂对于精神故土的记忆逐渐消退。而舍弃了自傲的维吉尔终于获得了恭顺感。
在寂静的房间之中，舍弃了自傲的维吉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一生，就在这一切都尚未定型的夜晚，在这发生于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此岸的夜晚，“夜晚处于无时间与时间的门槛边缘，是告别与归来的门槛，是群体与最孤独的孤独的门槛，是恐惧与得救的门槛，而他，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夜夜在那里等候着”。这是一个令人绝望而又给人希望的夜晚，在这个上帝因为人的拒绝而退隐的世界黑夜，只有诗人还滞留于上帝的退隐之侧，在与神的退隐的接近之中耐心等候。但是，维吉尔最终冲进了诗歌的领域，进入了尘世认识与超验认识的中间区域，然而对诗的追求却让他因此耽误了对普罗提娅（Plotia）的爱情，耽误了在群体之中的感情生活。基督教认为，当一个人的生命此时此地正处于现实恶的残酷之中时，对朋友、妻子和孩子的爱，都是应答神圣之爱的事件。这种精神意向上的爱感不是感性生命的自然显发，而是感性生命成为上帝之爱的印记。爱感的承负意味着，自然生命身上的裂伤在更高价值生命之中被另一个身体承受了。爱之行动惠临那作为基本否定形式出现的恶（生、老、病、死、苦、业、无名），通过上帝的亲身受苦在承负恶的裂伤。爱不植根于人，人反而是植根于爱，这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品质。在爱感之中体现的是“我”与“你”在上帝的同情中相互领承爱，共同感受圣爱的奔涌。而在布洛赫看来，人对于上帝以及同类的痛苦变得麻木不仁正是他的时代的罪。
爱的本质被世界黑夜所遮蔽，这正是时代之所以贫困的原因。在这时代的贫困中，维吉尔看到了自己对于“爱”人的无能为力。丧失了爱人的能力正是他的罪。虽然在这审视自己一生的夜晚里，维吉尔终于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最终却只能无比懊悔地说：“太迟了。”根据舍勒的价值情感现象学考察，懊悔（Reue）是心灵自我治疗的形式，甚至是重新恢复灵魂失去的力量的唯一途径。“从宗教上讲，懊悔的意义更为深远，它是上帝赋予灵魂的自然行动，以便灵魂在远离上帝之时，重新返归上帝。”懊悔乃是良知的动荡之一，它首先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一段过去反躬自省，由此赋予这段过去一个新的意义环节和一个新的价值环节。懊悔心的光照亮了个体的过去，使个体能够在这种光照之中，形象地回忆起没有懊悔心就不能回忆的许多事。懊悔突破了傲慢的防线，化解了自傲的自然压抑力，因此成为一个对个体自身的诚实。
在维吉尔看来，他的一生就是在永恒不断地倾听死亡的一生。他发现自己一直都在不停地找寻“死亡认识”。由于所有的职业所能获得的都只能是“生命认识”，所以没有一个职业能够让他满意，所以他才会不停地变换了很多职业。在他看来，也许只有诗人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维吉尔认为，诗的必须的任务就是认识死亡，揭示死亡。因为，“时代之所以贫困乃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之本质的无蔽。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所同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了。只要它们所共属一体的领域是存在之深渊，那么就有遮蔽。”死亡和爱所同属的那个本质领域正是超感性的意义世界，即是上帝，因为上帝和诸神的隐遁，所以对于痛苦、死亡和爱的本质都被遮蔽起来，无法为人所认识了。时代之所以贫困不仅是因为上帝之死，而且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或者可以说，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居有他们的本质。死亡遁入迷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遮蔽起来，而人们还没有学会爱。正如布洛赫所说，现代人的罪就是对于上帝以及同类的痛苦无动于衷与麻木不仁。但是不管怎样，终有一死的人毕竟依然存在着，因为只要语言在，他们就存在。而诗人的歌声依然栖居在他们的贫困的大地之上。所以诗人的词语依然持有神圣的踪迹。只有诗人还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不过，维吉尔认为自己并没有完成认识死亡这一必要任务，因为他依然没有找寻到能够克服死亡的绝对的价值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