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初从词源学角度听到“启蒙”这个单词时，它是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这个概念的基本的词源性含义表示这样一种希望：在经过黑暗和阴霾的时期之后，天空最终会变得晴朗、明亮和清澈。光的比喻正在日益被世俗化，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包括当时的“超自然之光”。正如天空变得晴朗一样，理智也应该清澄明晰，而信仰、启示和超自然的光亮不应该再起任何作用。早在1691年，“理智的启蒙”这个术语就已经被收进了词典。清晰的头脑借助清晰的概念和明确的判断，可以认识事情的真相。“启蒙”是近代反对那些把一切都混淆成一团迷雾的模糊观念的斗争观念。最后，这个概念成了一个时代的名称。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我解释涉及一种被比喻为光的理性，这种理性主动“照亮”了世界。康德在《70年代人类学讲座》的草稿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个被照亮的（经过启蒙的，需要清晰概念的）时代；一个清晰的（经过启蒙的）头脑。”
当然，“启蒙”这个词的积极意义并不是说，启蒙运动首先在德国是没有争议的。在法国，哲学家们（特别是伏尔泰、孟德斯鸠或启蒙运动的参加者、百科全书派成员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作为争取自由而勇敢地进行自主判断的榜样而享有很高的声望，为了进行自主判断，他们甘冒被流放和监禁的危险；而在德国，启蒙运动的参加者在许多同时代人的眼中却只是冷漠的理智工人，他们既不能理解自然生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不能理解心灵深处的秘密。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从克里斯蒂安·托马斯（1665—1728）、克里斯蒂安·沃尔夫（1679—1754）到赫尔曼·赛米尔·赖马鲁斯（1694—1788）和伊曼努尔·康德，不无巧合，都是大学教授，往往喜欢追求学究式的彻底性和系统性，因而很难激发人们的热情。启蒙运动的哲学即使为了打算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相信世俗的理性，为了为尘世的人所利用，而当做世俗智慧进行宣传，但它仍然首先是大学的事情。它的世界被视为鬼魅的，它的概念被视为抽象化的，它的体系被视为等级制的，它的理性被视为形式化的，它的理论体系被视为可望而不可即的。从18世纪末启蒙运动的那些狂热而咄咄逼人、敏感而罗曼蒂克的反对者，到麦克斯·霍克海默和泰奥多尔·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1944）中所作的判断：“启蒙运动像任何一种体系一样是极权主义的”，到哈特穆特和格尔诺·伯默以康德为例对各种唯理论构想所作的批判（他们反对这些唯理论的构想，希望《另外一种理性》[1985年]再次发挥作用），这构成了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批评者和反对者的主力阵容。
值得一提的是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位激进的批评者，他在其思想史和文明史的研究中首先揭示了启蒙运动的惩戒权力；在他去世前不久，打开了重新解读康德的纲领性著作的另一个视角。1983年，米歇尔·福柯开设了关于康德的《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的讲座。在时间过去200年之后，他又将这篇文章的巨大现实意义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福柯在讲座中不仅援引了下面这个哲学史上的事实，即从费希特和黑格尔经叔本华和尼采，再到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没有一种哲学不是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康德提出的问题。因为，毫无疑问，启蒙运动开始了一个决定现代思想和行动本身，而且不可能再逆转的过程。福柯关注的重点首先是纯粹的现实性方面，因为康德不仅是18世纪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而且他还在其宇宙论中提出了关于天体的科学理论和自然史；他针对所有可能的视灵者和神秘主义者的混乱概念、模糊思想和荒唐经验，动用了主体间的检验方法；他在纯粹理论理性的批判中回答了在哪些条件下才能真正认识整个世界的问题。1784年，康德以一种绝对现代的哲学家的姿态回答了关于启蒙运动的问题。康德没有提出怎么区别当代与过去，它是否优于过去，或者说劣于过去的问题。关于古代人的示范性和现代人的互不相让的争执已经耳熟能详，但康德与此毫无关系。根据福柯的看法，在康德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中，当代问题是第一次作为哲学事件出现的，提出这个问题的哲学家本人也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哲学是这个哲学家对现实性的怀疑，是对这种现实性提出的问题，而这位哲学家一定在分享并满足于这种现实性—这一切大概都可以将哲学定性为现代关于现代的讨论。”由于康德，现代哲学从18世纪末开始怀疑自己的现实性。正如于尔根·哈贝马斯1984年6月25日在福柯逝世时所说的，福柯承认康德是第一位这样的哲学家，“他像弓箭手那样将利箭射向浓缩为现实性的当代的心脏，从而开启了对现代性讨论的序幕”。
当然，60岁的康德开启这个序幕，不只是思想史上的一个普通事件。康德的天赋尤其在于，每当他泛泛地谈到“启蒙运动”的时候，总是将自己作为一个活的例子；反过来也一样，他根据自己积极参与的现实问题研究，阐明自己的认识意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康德才一定要提出抗辩呢？
有一个固执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但这个人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在他的《哈兹山的冬日之旅》中勾画了这个人—弗里德里希·维克多·莱贝雷希特·普莱辛的性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属于那些患有心理分裂症的年轻人，他们聪明、思想活跃，但注意力不集中，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想学习所有符合他们感情世界的东西。普莱辛与歌德一样，生于1749年，是哈兹山前面一个小地方韦尔尼格罗德的高级牧师的儿子，他在这里作为年轻人感觉特别寂寞，将自己封闭在黑暗的内心世界，得不到同伴们的理解和尊敬。读了歌德1774年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后，更激化了他自我折磨式的孤独。为了逃避这种孤独，普莱辛决定到柯尼斯堡去学习。1779年10月22日，他在阿尔伯特大学注了册。他学习所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没有职业取向。他埋头于宗教史，探究埃及的神秘祭礼和希腊哲学的源头。于是他找到了康德。康德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成了他的哲学老师，似乎缓解了他由于寂寞而带来的痛苦。不管怎么说，普莱辛巧妙而固执地将康德拉入了自己的生活戏剧。他一再请求康德予以帮助和支持，而康德是有求必应。最后，康德终于满足了普莱辛的迫切愿望，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让他去柏林找约翰·埃里希·比斯特（1749—1816）。比斯特是普鲁士文化大臣卡尔·亚伯拉罕·冯·泽德利茨男爵的私人秘书，而泽德利茨男爵是柏林启蒙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因为普莱辛想见到大臣本人，以便实现自己成为教授的目标，于是，他带着康德的良好的祝愿和推荐信于1783年夏天前往柏林，在那里加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社团。
普莱辛回到韦尔尼格罗德以后，于1783年10月15日给康德写了一封信。他再一次热情洋溢地感谢他的老教授、行善者和慷慨的朋友，发誓永远爱他。“您把我从那将要吞噬我的旋涡中拉了出来。我现在能够这样体面，都要归功于您。您是我现在一切宁静和安逸的赐予者，因为我此前多年的生活都是在凄惨的心境中度过的。”可是，他的这种幸福却由于轻信别人而受到了影响，因为普莱辛的心性本来就喜欢阴暗的秘密和深藏的真理，所以很容易相信别人的话。他谨小慎微地暗示有一个阴谋，但他几乎不敢说出来：“遗憾的是，我们很快又会面临一个凄惨狂热和愚昧的时代；这种狂热正在阔步走来；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新的危险会从那些方面向人类精神袭来：仅仅在信中吐露自己真诚的思想，就够危险的了。当然，您，尊敬的阁下，在这方面也许知道得比我更多。”
康德至少知道，这种担忧首先已经在柏林那个友好地接待了自己门生的圈子里蔓延。因为普莱辛曾经在枢密顾问冯·多姆和普罗布斯特·威廉·特勒尔，哲学家莫泽斯·门德尔松和柏林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弗里德里希·尼古拉，大臣的私人秘书比斯特和中学校长弗里德里希·格迪克等人那里作过客，而格迪克甚至还去过普莱辛的家乡，一起攀登了布罗肯峰。同一些人不无巧合地出现在1783年成立的“星期三协会”这个“启蒙运动之友的秘密社团”的成员名单之中，他们定期依次轮流在私人住宅中聚会，“以便通过友好的思想交流，思想上得到互相启迪，从而自己澄清某些概念”。由法学家、政治家、神学家、哲学家、教育家和医学家组成的这个团体的秘书是比斯特。这个人虽然身材矮小、有些畸形，却异常活跃，声音洪亮，大家的共同计划就是由他安排实施的。正如章程所规定的，关键不是要达到一个大家事先一致确定的目标。相反，他们尝试遵守一定的规则，通过互相讨论，找出大家普遍认为正确的东西。在讨论中，每个人都可以先提出哪怕荒谬的观点或者大胆的猜想。但关键在于，在进行论证的时候，既不能援引外在的权威，也不能感情用事。在共同的讨论中，大家通过提出论据和理由，表示赞成或反对，最终显示互相启蒙的力量。他们还热烈地讨论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对此，尼古拉在自传体著作《我接受的教育》中写道，“赞成或反对意见都很琐细，有时许多文章以不同的方式反复讨论同一个问题。”值得一提的还有康德昔日的大学学友和舍友约翰·亨利希·弗勒默，他是枢密院财政、军事和土地顾问，也是星期三协会最有影响的成员之一，而当年康德和他那么成功地玩过台球。
通过这种提纲挈领的讨论，启蒙运动之友同时也结成了对付敌人的统一阵线。他们共同反对感情用事的形形色色的狂热分子，这些人把自己的突发奇想当做上帝的启示；当然，他们也反对自由思想的任何反对者，特别是耶稣会士和秘密的天主教徒，他们不仅想通过论证将这些人作为文化政策方面的敌人加以驳斥，而且还想从组织上自力更生地与之作斗争。因此他们很注意严格保守讨论、报告和内部流通的手稿的秘密。他们不让启蒙运动的敌人有任何进行反击的机会。
毫不奇怪，对秘密事物本来就兴趣盎然的普莱辛对柏林启蒙思想家的密谋嫌疑有敏锐的感觉，他还把这种怀疑告诉了昔日的教授。当然，康德是不会轻易上当的，虽然他在1784年2月3日的信中也表现得很好奇：“狂热和愚昧再次出现的危险到底来自哪个方面，我猜不出来；想必来自共济会的某些集会场所，但我觉得那里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危险，因为我不理解，为什么互相坦率地交流自己的思想也会有危险，您方便的话顺便打听一下。”
普莱辛满足了康德的要求。他1784年3月15日给康德回信，更加强调了他的担忧。他说，他最终在柏林上层人士的社交聚会中亲自听说，狂热主义、迷信和灵魂巫术在整个欧洲又在死灰复燃；普鲁士王储正处于一位视灵者的影响之下。特别是耶稣会士们正在毒化人们的心灵。理性和人类幸福的敌人正干着他们无耻的勾当。之所以还有一丝希望，是因为腓特烈二世还活着。他乞求开明的、人类理性对之感激不尽的国王不要那么快就去世，然后普莱辛也请求自己敬爱的康德教授：“为人正直的男子汉，依您现在所处的地位，完全可以奋笔疾书，为理性和人类的事业写出惊人之作。”
事实上，康德当时在这方面随手记下的东西令人信服，也令人吃惊，而且中肯贴切，所选择的媒体也很合适。1784年11月，《柏林月刊》发表了他的《从世界公民观点看一般历史的观念》。这是他第一篇较长的历史哲学论文，他想借此公开投身于捍卫理性和人性的斗争，并乘机表明他的批判的哲学对于“世界公民”也具有重要意义。他没有直接回应普莱辛的警告和担忧，而是直接阐述了自己的观念：人的行为“在世界大舞台上一直以来都是由愚蠢幼稚的虚荣，往往还由天真的恶毒和破坏欲交织而成的。”大多数人都有不理性的时候。人是由“弯曲的材料”制成的，不能按照计划修理成笔直的东西。大部分个体的人生和活动是混乱和没有规则的。当然，清楚地看一眼人类的状况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人类整体上正在日益接近这样的观念：世界公民的行为是由理性的自由使用引导的。因为“公民自由”本身会开始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化了的人的生产能力会越来越有力地限制个人对权力、恶行和破坏的追求。“因此，个人的行或止方面所受的限制会日益取消，宗教的普遍自由会得以实现；于是，随着一些奇怪的想法和念头的产生，慢慢就形成了启蒙运动这笔巨大的财富。”
康德在《柏林月刊》上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关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在后来的几年中他也一直没有中断为这家杂志撰稿。在他1784—1796年所写的15篇论文中，除一篇外，首次都是发表在这家于1796年停刊的杂志上。这里首先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反响平平，他痛苦地意识到了几年来一直困扰他的事情：如果文化大臣泽德利茨男爵和他的私人秘书比斯特收到了寄给他们的赠送样本，只是没有回音而已；如果他极为赞赏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将他的书扔到了一边，还说“折磨神经元”；如果他的老学友弗勒默风趣地表示怀疑，自己在阅读《纯粹理性批判》时十个手指头不够用（“真的，亲爱的朋友，您写的东西有那么多的括号，那么多的限制条件，让人目不暇接；于是我用一根手指指着单词，接着使用第二，第三，第四个手指，而我想翻页的时候，已经没有空余的手指了。”）；那么，康德就一定会严肃地扪心自问，他的精神劳动究竟有什么社会意义。对于他写的东西，似乎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感兴趣。显然，不仅他的思想活动，而且他那不常见的复杂的语言风格也给潜在的读者造成了极大的“麻烦”，康德在1783年8月7日给克里斯蒂安·伽尔韦的信中这样写道，并且他还忧心忡忡地指出，“您总是提到缺少通俗性的问题，认为这是可以对我的著作所能提出的最合理的指责，因为每一种哲学著作实际上都能做到通俗，否则这种哲学就是看起来尖刻，实际上尽是废话。”怎么才能弥补这种不足呢？正如他在1779年1月给马可·赫茨的信中所说的，一段时间以来，“一般科学，特别是哲学中的通俗性原则”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他。面对这个问题，有人及时给他提出了为《柏林月刊》撰稿的建议。
另一方面，《柏林月刊》不是传统的学术月刊或大学校刊，它是秘密的星期三协会的公开刊物。那些在紧闭大门后面秘密地讨论的东西，应该有助于资产阶级公众的教育。这家杂志是1783年初由约翰·埃里希·比斯特和弗里德里希·格迪克创办的，星期三协会的成员几乎都是杂志的撰稿人。该杂志是德国启蒙运动最后阶段，也是最高阶段的最重要的公共论坛。杂志第一期的卷首插图是泽德利茨大臣的肖像，其《致读者》简述了自己的纲领性目标：“对真理的热情，热衷于推广有益的启蒙运动，消除有害的错误，坚信这是一项并非无益的事业。”政论是最重要的目标，外加对思想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独立思考和社会政治自由的巨大热情。他们反对神秘的感觉哲学、非理性的各种枷锁、宗教独断主义和教会强制、狂热主义和迷信。
这与康德的信念完全一致。两位编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康德对公开性和通俗性的期望。自从1779年起，康德就与比斯特保持通信联系，还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弟子、聪明的普莱辛。而且康德还知道，在柏林，他的学生马可·赫茨开设的讲座，听众日益增多，从而唤醒了公众对康德哲学的极大兴趣。那么，为了通过《柏林月刊》向受过教育的公众传播自己的思想和信念，还有什么方法比成为该杂志的撰稿人来得更直接呢？
当然，这位柯尼斯堡人并不想与柏林盛行的密谋倾向有任何瓜葛。他在杂志1784年12月号上发表的《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就首先说明了这一点；他以这篇文章直接参与了现实问题的讨论。他巧妙地利用启蒙运动的公开性原则，反对启蒙思想家的密谋理论和秘密行动。约翰·弗里德里希·策尔纳（1753—1804）的一篇论文为此提供了具体的根据，他是马利亚教堂的传教士和副主祭，也属于柏林启蒙运动的小圈子。
《柏林月刊》是一家论争性的刊物，各种不同意见和认识可以得到不偏不倚、以诚相待的讨论。讨论中人们只关注无拘无束的更有说服力的论证。1783年，基督教婚姻和资产阶级婚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争论特别激烈的案例。激进的法学家比斯特，以姓名缩写字母E。v。K。作掩护，主张无需神职人员就可以建立婚姻关系。他说，在成年人的契约中搀入宗教和教会因素是完全不必要的和无益的。国家的法律具有足够的约束力，但像任何契约一样，可以重新失去效力。人们必须坚决保护自己，反对“到处咄咄逼人、指手画脚的神职人员”。
相反，神学家和牧师策尔纳在1783年12月反对说：婚姻完全不同于其他契约关系，它必须通过宗教的认可。没有这种宗教性的庄严，即使是最开明的人士的道德也会面临危险。而道德的堕落已经足以为人所不齿。“贬低宗教的价值，以启蒙运动的名义混淆人们的思想”，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在这里也提到了那个可以说明德国后期启蒙运动的自我理解的关键问题。因为策尔纳解释说：“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几乎与何为真理同样重要，应该在人们开始启蒙运动之前就得到回答！可是我在什么地方也没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注释，但它将社会政治争论变成了哲学基本原则的讨论，这不仅要求康德作出回答并引起了哈曼的坚决反对，而且这个问题迄今仍和1784年一样具有争议和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