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康德的“希望落空”，申请遇到阻力，他还保留第二种交换的可能。约翰·弗里德里希·布克博士先生自1759年来虽然是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但他也教授数学，因此也可以接替朗汉森的职位。而康德也可能成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而且在这些方面他已经有所建树。三天后，1770年3月19日，他向国王腓特烈二世陛下本人递交了一份正式申请。他觉得非常严肃。如果他不能得到所期望的教授职位，他将失去“未来继续在我的祖国生活的一切希望”。
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不仅对这位柯尼斯堡哲学家未来的命运，而且对现代欧洲的整个文化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康德的伦理学教职申请没有得到支持。取而代之的是，至尊的国王于1770年3月31日以内阁令方式宣布说：“我们最仁慈地提名并通过任命伊曼努尔·康德老师……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在这个领域，他要作为国王忠实、正直而能干的奴仆和教授，勤勉地履行自己的教师职责，不倦地授课，并为柯尼斯堡大学的最高声望作出贡献。
康德虽然最终成了教授，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生疑的结果，因为他一生所期待的幸福—在道德和美德的实践领域能够追随自己的使命—，被国王的一纸命令封杀了。他该怎么办呢？康德需要10年时间才找到摆脱这种窘境的道路。10年的沉默之后，不仅产生了最重要的德语哲学著作，而且产生了整个现代哲学的地籍簿：《纯粹理性批判》。从传记的角度看，这部著作是出于责任感而来的摆脱困境的一种手段。
不过，康德首先还是履行了学校的手续。阿尔伯特大学评议会虽然于1770年5月2日宣布了他的新职位的任命，但他必须递交一篇拉丁文的就职论文，并进行公开答辩，然后才能正式就任这个教授职位。因此，康德1770年整个夏天都在研究逻辑学—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不再集中研究道德生活实践的特殊品质问题。他再次从他关于形而上学和神灵的梦的论争中已经结束的地方开始。
这再次关系到划界的问题，不过他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如果说康德以前反对斯威登伯格梦幻中的冥府旅行，批判的形而上学必须确定人类理性的界限，以便停留在经验的大地上，而不再在纯粹精神的幻象中徘徊，那么，现在他采用一种新的区分法。他将两个世界彻底分开。他论述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及其根据的论著《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于1770年8月20日在书商和出版商坎特尔的出版社出版，并献给了最仁慈的腓特烈国王陛下。第二天，8月21日，他在学校的大教室作了答辩。23岁的医学和哲学系学生马可·赫茨（1747—1803）作为辩护方出席。这位刚任命的教授居然请“来自柏林的、犹太血统的”赫茨为他的论文辩护，这下激怒了系里的同事们，不仅如此，在柯尼斯堡举足轻重的学院哲学家们也首先认为康德是一位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外行。应该怎样看待他那将一个世界分为两个世界的二元论呢？他的分割如此严格，以致任何调解几乎都是不可设想的或不可思考的。
一方面是感觉世界。它是感官上给定的，人类个体对客体的接受性。人类个体总是存在于客体的时间面前和空间身旁。各个主体及其感觉器官的自然特性，受到不同客体以不同的方式给以的刺激，因此感觉世界的表现是多样的、变化的。可见，感性认识取决于个体特殊的感官特质，而感觉世界的对象就是向人们“所显现”的东西。古代哲学流派从现象上称之为“表象”，在表象中，我们将感觉到的对象称为现象。
另一方面是理智世界。它是可以认识的，因为人类拥有理智或理性的能力。人类还具有设想或思考某些“不能进入其感官”的事物的能力。康德将人通过理智能力就能认识的对象称为“概念”，就此，在哲学史上他首先想到了柏拉图不变的、永恒的“理念”。古代哲学流派称之为“本体”，一种独立于感性的对象，对象是真实的，不是表现出来的。
康德在早期的形而上学批判中，以及后来在《一位视灵者的梦》中，为了不耽于超感觉世界，曾经不断地提出赖以进行认识的感官材料的问题，而今他肯定那个不受感官刺激的、独立的理智世界。他对精神的看法改变了。在同斯威登伯格的论战中，他只看见一种类似于幽灵的“神秘哲学”。这个幽灵在冥府出没。1766年，康德还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神灵世界的非物质存在物照例应该相互联系，而无需物质事物的中介。斯威登伯格把这种非物质存在物想象为“至人”，所有没有躯体的灵魂在这个至人身上“直接地联合在一起，也许能构成一个人们可以称之为非物质世界（理智世界）的巨大整体”。不过，到了今天，1770年，理智世界不再是什么人们只能梦想的、令人兴奋不已的东西。有人说它是某种超感官的东西，它比各个个体的低级的感觉世界具有更高级的品质。因此形而上学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形而上学不应当仅仅是消极地划定人类理性与超感觉的梦幻之间的界限。现在它的任务指向积极的方面，“包含着应用纯粹理性的最初原则的哲学，就是形而上学。然而，作为其预科的科学，就是教授区别感性认识与理智认识的科学。我们在这篇论文中为它提供了一个样品。”
不过，康德作为形而上学教授不仅仅将他关于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之间的划界问题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同时还使自己一年前的那个“重大想法”展现出来。他后来在自传体的《形而上学的反思》中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说空间和时间对我们的感官知觉是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那么它们具有什么实在内容？他“隐隐约约”觉得时间和空间已经成为一个哲学问题。他感到困惑，是因为他不再相信客观存在的、绝对思考出来的空间和相应的时间，而根据牛顿的定理它们是存在的。“1769年我有了个重大的想法。”
在康德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中，这种想法第一次表达出来。这是他给听众阐述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他在1755年根据牛顿定理撰写的《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中认为，宇宙的碎形聚集于客观的时空中。碎形是在一定时刻从物质的混沌中产生的，并且填满了无限的空间。他的研究重点从天体转向了感性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因，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看法。
从牛顿客观的时空观点出发，康德陷入时间和空间观念的主观现象学。因为，如果将世界看做现象，就像它向有限主体所显现的那样，那么，空间和时间仿佛仅仅表现为感官能体验到的一切事物的模式或条件。康德在第14节“论时间”中提出了指导性的定理并解释说，时间的观念不是从感觉产生的，而是感觉的前提。“因为，进入感觉的事物是同时进入的还是先后进入的，只能通过时间观念来表象，先后相继发生并不形成时间的概念，而是诉诸时间的概念。”“时间不是某种客观的、实在的东西。”它只是按照感觉世界的各种现象的一定变化对这些现象进行排列的主观条件。康德在第15节“论空间”中，阐述了同样的思想：空间的观念也不是从外部的感觉推导出来的，而是外部的感觉前提。“因为我不能把某种东西理解为设定在我之外的，除非我把它设想为处在一个与我自己所处的地方不同的地方，而如果我不把事物置于空间的各个不同的地方，也就不能把它们理解为彼此外在的。”“空间本身不是某种客观的、实在的东西。”它只是对感觉世界的一切外部感觉进行彼此排列的主观的、理想的模式。
当康德1770年8月21日在马可·赫茨的帮助下，就自己新的教授论文进行陈述和辩护时，他还不知道，他的两个世界的二元论以及他对空间和时间的主观判断，已经使他陷入了错综复杂的迷宫。但他似乎预感到，自己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几天后他写信给冯·福斯特-库普费尔贝格大臣说，他的教授就职论文仅仅是一个“学术尝试”，还远远没有达到国王和大臣们希望一个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应该达到的水平。康德感到自己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作出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承诺：“我未来的努力方向是接近这个目标，并且尽力提升学校的利益和声誉”。
1770年9月2日，康德最终被任命为教授，因而他非常兴奋，立即给约翰·亨利希·兰贝特（1728—1777）写了一封信。早在1765年9月，柏林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兰贝特就希望康德成为他的通信伙伴，以便一起研究“形而上学的真正方法”。当时康德不以为然，但是5年以后的今天，他通过马可·赫茨乘机给兰贝特寄去了他的论文并作了书面解释。他充满自信地向他叙述了自己1769年向主观主义的转变及其结果：“大约一年以来，我可以自夸地说，我已经达到了那个概念，今后，我不用再费心改变这个概念，当然需要对它进行扩展。通过这个概念，任何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可以按照完全可靠的、简单的标准加以检验，并且可以有把握地确定，它们多大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或者不可以解决的。”
这听起来非常自信。1769年的重大想法使他认识到，他永远不想改变的是什么东西。引导他解决各种形而上学问题的途径似乎是安全而简单的。当然，要完成他那美好而重要的计划还有待时日。因为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他首先计划“把关于道德形而上学的研究列入日程，并努力完成”。康德对道德和美德的实践兴趣从未间断。不过，作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他必须信守承诺，为理论认识设计可靠的形而上学大厦的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