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踏上一条道路，
这是前人唯一没有走过的道路，
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我得意地以为
找到了避免一切错误的出路。
1770年3月16日，年近46岁的康德硕士给财务大臣和陆军大臣冯·福斯特-库普费尔贝格男爵写了一封恳切的信，打算申请一个刚刚空缺的教授职位。一天前，宫廷传教士和数学教授朗汉森在长期病魔缠身后逝世。这难道不是实现长期萦绕在他脑海中的目标的最后一个机会吗？早在1756年康德就为申请教授职位作了努力，但没有成功，两年后的一次申请也没有下文。他当不领薪俸的编外老师已经有15个年头了，一直没有成为编内老师。康德每周平均要授课20小时，还要辛勤地耕耘，快要喘不过气了。现在，他担心他学生时期就给自己确定的学者生涯会就此终止，而且他感到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很不稳定。“未来的无望”使他日益感到不安，甚至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他经常感到自己命运多舛、充满坎坷，这是他作出这个决断的诱因。
康德对自己的境况的描写有些渲染，因为虽然他在大学教书没有什么薪水，但他的讲座听众很多，而听众通常是会支付听课费的。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已习惯了清贫。不管怎样，康德硕士没有负债，他在书商坎特尔家的两个房间的租金还是付得起的，50年代末他还雇用退伍军人马丁·兰普当仆人，并负担他每天不错的伙食。自1766年2月起，他任王室宫廷图书馆低级馆员也能挣一笔小钱，而且副产品很喜人：为他的研究可以随便阅读各种书籍。
康德知道，冯·福斯特大臣会友好地支持他取得教授资格的愿望。他最终拒绝了埃朗根大学（1769年12月）和耶拿大学（1770年1月）的两次聘请，理由是柯尼斯堡大学不久就将腾出一个职位，他很快就有机会在他亲爱的故乡得到哲学教授的职位，而且不会失去他越来越多的朋友和熟人。康德担心的只有一个问题。朗汉森是数学家，而康德竭诚期待的“只是一个适合我的能力和爱好的职位”。因此，他极其谦恭地建议作一个交换。能否把这个即将空出的教授职位给死者的女婿克里斯蒂安先生？卡尔·安德烈亚斯·克里斯蒂安虽然是伦理学教授，但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数学家。对康德本人来说这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我相信在申请伦理学教授职位的同时，能谦恭地希望大人阁下恩准我追随自己真正的使命”。
康德已经意识到自己精神和存在发展的独特动力。他在初步尝试了自然哲学以后，越来越急于进行实践哲学的研究。他在1755年《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的最后已经发现了道德世界，在这里，灵魂和幸福比天体的构造和历史更为重要。1766年，他以伏尔泰给憨第德提出的进行生活实践的劝告结束自己关于神秘的和形而上学的梦的解释，也不是偶然的：“让我们为自己的幸福操心，走进花园，开始劳作！”
对整个宇宙的兴趣越来越让位给道德哲学的反思。地球上的人比天体系统更重要。康德1768年5月9日给他以前的学生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的信也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告诉赫尔德，他对理论认识体系抱“完全无所谓”的态度。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认识人类的能力和爱好的实际规定性和局限性”。在这方面道德必然是重点。因此，他撰写了《道德形而上学》，试图规定道德原则。所以这位不再年轻的硕士希望获得伦理学教授资格，使他的哲学使命与他的大学教职顺利地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