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砺志”法
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就是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方式。
道德修养，立志之本
原文
君之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译文
君子立志，有以民众为同胞，并奉献出民众需要的物质财富的胸襟气度。有对内振兴民族，对外开创博大业绩的雄心壮志。这样奋发有为，才无愧于父母生养恩情，不愧为人世间最崇高的人。所以，值得他忧虑的，是事业成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而忧虑，是为不修道德不精通学业而忧虑。因此，当社会腐败，坏人顽固不化就忧虑。外敌入侵，干扰人民就忧虑，小人当道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就忧虑，平民百姓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惠帮助就忧虑。这就是常说的忧国忧民、怜悯贫弱的优秀品质，是君子们担忧的大事呀。至于一人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所谓的荣辱得失、地位、名誉等，具有壮志的君子是没闲工夫去忧虑伤神的。
解读
做人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
志向，是使人紧张起来、站立起来的东西，好比一棵树的躯干。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境界全是被志向所照亮的，没有志向也就没有人生的方向。
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不一样，不仅是想象上的不一样，而且也是事实上的不一样。立志就是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的方式。
然而，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作为一个人，我常常感到了生活的庸盗，但是我们并不常常产生改变它的志向。曾国藩就是在庸俗的环境中醒悟的。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主敬曰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曾国藩正好三十三岁。
曾国藩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温柔富贵中都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省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活学活用
培养砺志精神，注重道德修养，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礼记·大学》说：“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古人认为人都有向善的能力，能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关键就在于能否进行道德修养；而“修身”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因此古人把“德量涵养，躬行践履”本身视为一种重要的美德。如果说，在古人看来人们的一切德行都是同他自身的道德修养分不开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一切传统美德，也是同古人注重“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的美德紧密相联的。
“砺志自强”是道德修养的起点，也是其内在目标和精神动力之所在。这里讲的“志”，也就是一种道德理想。古人指出：“志当存高远。”又说：“志高则品高，志下则品下。”这说明，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之“志”，价值都是一样的。同时，即使是高远之志，若只讲不做，徒托空言，并不能成为德行，只有躬行践履，高远之志才是一种美德。这种美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对理想人格的不倦追求。所以从道德上讲，“砺志”实质上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种自我超越的品性。正是这种精神和品性，数千年来激励着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伟大民族的灿烂文明，造就了一大批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的志士仁人，因而也展示了我们民族无限的智慧、生机和活力，成为今天每一个炎黄子孙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历史依托和精神上的鞭策。
说到砺志修德，志向高远，出身低微的陈胜和刘邦是两个典型的人物。
陈胜，字涉，阳城（今河南登封县）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209年。他和吴广一起，揭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序幕。他既是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也是志向远大、机智聪慧的政治谋略家。
据《史记》记载，陈胜出身农民，家境很穷，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求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疾人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刘邦、字季，沛县（今江苏沛县）人。生于公元前256年或247年。其父称刘太公，母称刘媪。
刘邦出身于一个平凡的需要用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家庭。劳动，是刘邦从小就无休无止的、必须去做的事情。面对农人都拼命努力的生产劳动，面对自己手中日日摆弄的锄、铲、耙，他的心理并没有产生再多打一把粮的需要的愿望。相反，他厌恶劳动，不愿“生产作业”。显然，可以说这是一种“逃避心理”的作用，或者直截了当地说，他青少年时期的主导心理便是逃避劳动。能使刘邦“逃避劳动”的可能无外乎这样几种：成为一个有田有钱的地主豪绅，这对他来讲颇有些可望而不可及；或成为一个可免劳作之苦的统治机构中的一员，很明显，这是最快当便捷的途径，刘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当上了泅水亭长。在秦朝官制中，亭长还称不上是“官”，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吏，但尽管如此，毕竟满足了他“逃避劳动”的愿望。而且在一方乡里，也算个了不起的人物。因此，当上了亭长后，他便常常置酒而饮，直至大醉方休。这一阶段，在他的生活中，既“避免”了劳动，又能酒肉常足，在他的心理上肯定会得到暂时的满足和慰藉。
“逃避劳动”这样一个小小的、单纯的需要的满足，并没有给刘邦带来更多的欢乐，反而加重了他心灵上的另一层阴影；过去，父母就责怪他不能像其兄弟刘仲那样多治产业，善于劳作。当上亭长后，他同样不能满足父母的愿望。因而，他需要证明他存在的价值，需要同兄弟在治产业上一较高低。他有这样的需要和动机，并且常常要以干一些大事业的语言表现出来。这种需要和动机，实质上是对自己心理缺欠的一种补偿。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证明刘邦有这样的需要和动机。当他第一次去后来成为他的岳父的吕公家作贺时，人家规定，贺礼不够一千钱的，要在堂下就坐。时刘邦囊中如洗，分文没有，却说“贺万钱”，引得吕公大惊，请坐上座，而且见他貌非常人，十分敬重，竟将女儿许配给了他。当时在坐的沛县主吏，后来成为刘邦得力助手的萧何曾告诫吕公说：“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可见刘邦平日的“豪言壮语”是传播很广的。
但是，这种可以用多种方式来满足的脆弱的动机，还不足以激励刘邦去奋斗和拼争，他还有更强烈的动机，并且逐渐强化为他的人生理想。这样的动机才是促使刘邦舍生忘死，锲而不舍地去追求的动力。这种强烈的动机便造成了他心理上的强烈的不平衡，而一旦这种动机以目标实现的形式得到了满足，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其他一些心理失衡就能一同得到摆正。这就是说：刘邦在与父母兄弟关系中所产生的心理失衡状态，在他心理的主导方面所激励下形成的人生理想成为现实以后得到了调整。那么，他的主要心理动机，或者说由此产生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萧何说过，刘邦“固多大言”。从刘邦的心理及其后来的行为分析，刘邦是一个不甘心一时满足的人，亭长的位置绝非他追求的终极目标。他在做亭长时就“固多大言”，看来在那时，他就是一个常常露出胸怀大志的人。
刘邦人生理想目标的初步确定，是从他见到秦始皇出行的那一刻开始的。《史记·高祖本记》记载：“高祖尝游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的志向果然不小，他就是想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且在他的理想模式中，“大丈夫”就等于皇帝。这对当时身为草芥小民的刘邦来说，的确可以说是惊人之语，狂妄之想了。但是，成为一个“大丈夫”或者说当皇帝，确实激励着刘邦百折不挠地去奋斗。从史书记载来看，刘邦只是在观秦始皇出行时明确表达出了他想成为一个“大丈夫”的志向，但这种想法在此之前即已存在。如前所述，刘邦从青少年起就不爱劳动，就好说“大言”，而他逃避劳动的方式就是设法出人头地，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他的“大言”，想来也多是表达此类意向。因此，当他一见到秦始皇出行这样威武壮观的场面，心中的理想图像便豁然开朗，使他明确认识到，他的人生价值就是成为一个如秦始皇一样的“大丈夫”！那么，刘邦观看秦始皇出行的一瞬间，就明确了他人生的理想模式，显然是有心理基础，而非一时冲动的狂言妄语。刘邦将“大丈夫”当作自己的理想追求，从他个性心理的发展脉络上看，是合乎逻辑的。
智慧金言
刘邦确立的人生理想，同他的气质、性格有密切联系。我们所知，刘邦的个性遗传性质极其有限。司马迁曾说他“意豁如也，常有大度”，可见刘邦的性格比较豪爽，不拘小节。他当亭长后，常赊酒而饮，毫无愧色。不持一钱去岳父家祝贺，却诈言“贺万钱”，居上坐，竟还凭空得了个妻子。性格上的豪爽、豁达、大度，似乎与刘邦人生理想的确立没有本质的必然联系，但是，一般而言，志向远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性格上都是开放型，其行为比较通达。刘邦性格及行为上的“豁如”，使他更易于接受和树立大的志向和理想，而远大的理想，又制约着他的行为和性格。
读书增识，三砺所需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庭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庭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译文
明道德、教新民、办好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以为上面三项与自身毫不相干，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洋洋自得于自身的高雅渊博，其实也只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仔罢了，哪能称得上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现今，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解读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大之讲“传家一卷书，惟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冀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的说的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说得和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文正公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人是自己观念的产物，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首先在于你想到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想到他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他也就不会按照成为一个科学家必备的素质要求自己，训练自己，那么他当然不会成为一个科学家了。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在一起，那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
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而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恰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
经过一番苦读，曾国藩在学问上可以说颇有见地，自成一家之说了。
活学活用
曾国藩讲求砺志，并强调砺志又必须通过读书来取得，不读书是难以砺志的。不但自己，而且对他的子弟、幕僚、下属，也谆谆以砺志相勉。而砺志有为，进取向上的人也往往能得到贤达者的奖掖和提携。左宗棠和林则徐的交往就是这样。
左宗棠，字季高，号朴存，湖南省湘阴县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
道光六年（1826），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