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西汉人龚遂，字少卿，是山阳南平人，因为明经及第做了官。龚遂为人忠厚刚烈，有节操。昭帝时做渤海太守，在任多年。皇上派使者召他回去，龚遂手下的议曹王生愿意一起去。而功曹认为王生向来爱喝酒，而且喝起来没有节制，不同意他一个人去。龚遂不忍心拒绝王生，就让他跟着到京城去。到了京师王生每天只喝酒，不理会龚遂。有一天碰上龚遂被召进宫的时候，王生在后面追着喊道：“太守先停一下，我有话对你说。”龚遂返回来，问他有什么话说。王生说：“皇上如果问你是怎样治理渤海的，你不能摆自己的功，回答时应该说是圣上的功德，并不是小臣的功劳。”龚遂接受了他的意见。到营中之后，皇上果然问他治郡的情况，龚遂照王生说的那样回答了皇上的提问。皇上十分赏识龚遂的谦和作风，并笑着说：“你从哪儿听到的长者之言？”龚遂于是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些话，这是我的议曹王生教给我说的。”皇上认为龚遂年老了，拜他为水衡都尉。
东汉刘昆，字桓公，是陈留人，梁孝王的后代。小时候学习礼仪，学习施氏的《易》。光武帝时，先做江陵令。江陵县连年发生火灾，刘昆就向火叩头行礼，火就灭了。后来他做弘农太守时，老虎都背着小老虎渡河跑了。光武帝听说此事觉得很惊奇，提拔他做了光禄勋。光武帝问刘昆：“你以前在江陵的时候，使风熄火灭；后来做弘农太守，老虎北渡逃走，你推行什么德政，而达到这样的结果？”刘昆回答说：“这不过是偶然碰上罢了。”皇帝身边的人都答他老实愚讷不会自夸，而光武帝感叹道：“这才是长者的话呀！”回头叫人记在史册上，用来警醒世人。
如果一个人喜欢自大自夸，就算是有了一些美德，有了一些功劳和成绩，也会丧掉。过分炫耀自己的能力，看不起他人的工作，就会失去自己的功劳。北魏贾思伯，是益都人武帝时做任成王澄手下的军司。到肃宗和明宗时，又让思伯做侍讲，也就是老师。皇帝也跟思伯学《春秋》。贾思伯地位虽然很尊贵，但对下人很平易，对贤人很尊重。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能做到不骄傲？”贾思伯说：“骄傲必然伴随衰败，天下哪有富贵恒定不变的道理？”当时人认为这是很高明的见解。
固执自己的见解的人，会不明白事理；自以为是的人，不会通达情理；自傲者，不会获得成功；自夸的人，他所得到的一切都不会保持长久。
智慧金言
骄矜不忍危害很大。作为统治者骄傲自大，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则会失去人才，失去人心，最后也必然要失去江山。作为统帅如果产生骄傲情绪，则骄兵必败。即使普通人，自以为是也会众叛亲离，难以成呈。只有谦虚、听劝、忍耐骄矜之情的增长，谦和对人，才能无往而不胜。谦受益骄致败，可谓千古一理。
盈虚相济，势不用尽
原文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译文
让大家严格遵守的只有两句话，那就是“有福分不能尽情享受，有权势也不能用得精光。”有福而不过分享用，就是要以俭字为主，少用仆人奴婢，少花银钱，自然就是珍惜福分了；有势不多使，少管闲事，少评判是非，没有人感谢你也没有人怕你，就自然可以长久了。
我反复考虑，不辞职就不能回老家。平日里嫌这样做太急促，成就功业以后引退，则越快越好。
解读
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削平）之，人满则天概之。”曾国藩告诫诸弟，天之平人原本无形，必然要假手于人。待到他人来平灭而后才悔悟，就已经晚了。我们家正处于丰盈的时期，不必等到天来平、人来平，我与诸位弟弟应当设法自己来平。自己平自己不是说自己消灭自己，而是自我限制、自我克制、自我钳制、收敛锋芒，韬光养晦、以逸代劳，以静制动。那么，自己平自己的方法有哪些呢？曾国藩以为不外乎三个字：清、慎、勤。
清。曾国藩将“清”字改为“廉”字。比如，曾国荃过去在金钱的取与予方面不太斟酌、遭至朋辈的讥议与菲薄，其根源就在于此。再比如，去年冬天买犁头嘴、粟子山两片地，他说，我就非常不以为然。我一再叮嘱家里，不要买地，不要造屋，就是怕引起猜疑、嫉妒和非议。今后应该不乱花一分钱，不寄钱回家，不多赠亲友。这就是“廉”字功夫。
慎。曾国藩又将“慎”字改为“谦”字。曾国藩以为，内在的谦虚是看不见的，而其外在的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这就是：脸色、言语、信函、仆从属员，以后兄弟们应该在这四个方面下大力气，痛加纠正。这就是“谦”字功夫。
勤。曾国藩再将“勤”字改为“劳”字。一是劳心，一是劳力。每天临睡之前，默想一下今天劳心的事情有几件，劳力的事情有几件，就会觉得为国家做的事情还不多，今后应当更加竭诚为国效劳。这就是“劳”字功夫。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着地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字，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着、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其在我”的执着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昃，花全开便是凋落的征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名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召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炼之后的经验之谈。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原因不外乎上两个原因。”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曾国藩第二次墨经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咸丰十年（1860）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隋’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自从咸丰十年（1860）六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国藩位渐高，名渐重，多次上奏请求减少一些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简大臣来江南会办。他对弟弟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同治六年（1867）正月又说：“我也不甘作庸碌无为之辈，近来阅历变了，一味朝平平无奇处用功，这不是说我委靡不振，而是由于我官位太高，名声大重，不这样作就危险。”这话反映了他力求保持美好晚景的心境。所谓“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一味向平实处用功”，目的是永葆“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态势。
总之，曾国藩一方面执着追求功名富贵，一方面又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却之术，所以能做到持盈保泰。
活学活用
历史上周公的美德，堪称圣贤。辅佐成王，鞠恭尽瘁，然不掠王室，不夺王权。
孔子把周公看作是最敬服的古代圣贤之一，说：“周公之才之美……”“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过一段时间没有梦见周公就这样慨然，可见他是多么向往。
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弟。他一生经历了商末周初王朝更替的历史，辅佐武王灭商，武王死后平定“三监”叛乱，分封诸侯，制作礼乐，还政成王。他曾对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和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很大影响。
辅助周武王灭商。在文王时，周公和周武王尽心辅助文王成为西方共主，奠定了灭商基础，之后，周公又成为武王最主要的助手，武王孟津观兵后的第二年，率部在牧野集结举行誓师大会，准备伐商，誓词就是周公所作。全文分两部份：第一部份是揭露商纣罪行；第二部份是申明伐商的正义性，宣布战场纪律，鼓励士卒英勇作战。纣王登鹿台自焚之后，周公又主持隆重仪式，向上天和殷民宣布纣王罪状，正式宣告殷商灭亡，周朝建立，武王为天子。
保民敬德，治理国家。周公曾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商纣灭亡和周室兴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民心向背。牧野战争中，殷人倒戈，商王十七万之从在周武王七万部众进攻面前顷刻瓦解，使周公认识到民众力量的巨大威力，他曾引用古人的话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岂可不大监抚于时！”就是说，人不仅要在水中察看自己的形象，统治者更要在民众那里察看自己的形象。今殷商国家灭亡，我们怎能不认真总结这种历史教训呢？他主张总结历史经验，以民为镜，这在三千年前，是一种很高明的政治统治术。
分化互解，以殷治殷。灭商之后，如何处置殷商奴隶主和上层贵族是周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处理不好他们就会随时纠集起来进行复辟活动，对新建的周政权构成威胁。姜尚的意思是全杀光，召公的意见是有罪的杀，无罪的留，但这两种策略武王都不满意，就来找周公。周公对商的历史十分熟悉，从中吸取了许多统治经验。周公说，让殷人在他们原来的庄处安居，耕种原来的土地，把殷人中有影响有仁德的人争取过来。这种给以生路，就地安置，分化瓦解的策略深得武王赞赏。
夺取政权后，为了统治殷顽民，周公先后发布了各种文告，例如《康诰》，目的是安定殷民，明德俱罚，指出殷的先王也是安民、保民的。要求殷人经过改造，推行周法，成为“新民”。《梓材》也是提倡明德，反对“后王杀人”，认为勤于明德、保民，才能“万年为王”。这些文告安定了殷民，没有给殷民留下虐杀的形象，这是周公对被征服着进行统治的谋略。对俘虏，则采取的是恩威并施的攻心战。
在实行这些政策的同时，周公还运用了控制、监督的办法，不使殷顽民有谋反的机会，使他们逐渐臣服于周王朝统治，周王朝从此得到了巩固。
灭商二年后，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谋害成王，篡夺王位。周公闻言，便对太公望和召公说：“我所以不顾个人得失而承担摄政重任，是怕天下不稳。如果江山变乱，生民涂炭，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和武王对我的重托呢？”周公又对将要袭其爵，而到鲁国封地居住的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论身份地位，在国中是很高的了；但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鲁国去，千万不要骄狂无忌。”
不久，管叔，蔡叔勾结纣王的儿子武庚，并联合东夷部族反叛周朝。周公奉成主命，率师东征。经三年的艰苦作战，终于讨平了叛乱，征服了东方诸国，收降了大批商朝贵族，同时斩杀了管叔、武庚，放逐了蔡叔，巩固了周朝的统治。
周公平叛以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议成王把国都迁到洛邑（今洛阳）。同时把在战争中俘获的大批商朝贵族即“殷顽民”迁居洛邑，并派召公在洛邑驻兵八师，对他们加强监督。另外，周公还封小弟康叔为卫君，令其驻守商墟，以管理那里的商朝遗民。为此，他告诫年幼的康叔：商朝之所以灭亡，是由于纣王酗于酒，淫于妇，以至于朝纲混乱，诸侯举义。他嘱咐说：“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其次务必要爱民。”周公又把上述嘱言，写成《康诰》、《酒诰》、《梓材》三篇，作为法则送给康叔。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的叮嘱，生活俭朴，爱护百姓，使当地吏民安居乐业。
周公摄政六年，当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
周公退位后，便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方面。在他临终前，还一再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
智慧金言
我国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可以说自周成王始。殷商君位有子承父位，亦有兄终弟及。周之先人古公宜父传位给三儿子季历，说明当时周人也不实行嫡长子继承。及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代行国政，即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风波；后来周公“理所当然”地归政成王，都说明宗法制度已深入人心，嫡长子继位已是不容更改的规则。荀子说：“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这就是指周公建立和维护嫡长子继承制而言的。这一制度，旨在建设王权转移的合法秩序，抑制一般统治者对王位的争夺，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成王的圣贤也就恰恰体现在这里。当然，这种仅从血缘关系来确定继承人的方式，显而易见地存在着数不清的弊端，至后来受到人们的抨击和反对，也是理所当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