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禅宗渐盛，诗人王维无心世事，耽于禅悦，其诗画的内容和风格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着力予意境的表现。
自宋代起，寺观的壁画开始衰退，“文人画”和“院体画”逐渐兴起。当时画家大多以创作卷轴、扇面等为赏心乐事，壁画绘制转入民间画匠之手。受儒、释、道三教合流思想的影响，宋以后佛教的水陆画比较发达。水陆画是悬挂在水陆法会殿堂上的宗教画，一般分上堂和下堂两部分，上堂画有佛像、菩萨像等，下堂画有诸天神像、儒士、神仙像，以及城隍、土地像等。
藏传佛教的绘画艺术可分壁画、唐卡两类。壁画题材包括佛、菩萨画，佛本生经变画，历代高僧、大师、教派祖师传记画，历史故事画以及民俗画等。佛像画多为单线平涂，成像庄严肃穆，体态匀称。历史故事画、风俗画多用俯瞰式透视法，笔法古朴而细腻。壁画色彩鲜艳，富于装饰效果，所用颜料都是传统的不透明的矿物质，使用时还须调入动物胶和牛胆汁，以使色泽经久不褪。唐卡，原意是写在布上的文告，后来指一种卷轴画，也可称做布画，是藏传佛教特有的绘画艺术。唐卡题材大多为佛像画和高僧、大师的传记画，也有部分反映民间生活和风俗的画。
●五佛教建筑
印度的佛寺和石窟寺，平面布局以佛即簌堵波①为中心，四周布置僧房、佛殿。这种建筑格局，在中国被演变为具有鲜明特色的艺术。
见于史籍记载的中国最早佛寺，当推洛阳臼马寺。它是利用原来鸿胪寺官署改建而成的。2世纪宋，笮( ze)融在徐州建寺塔，“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后汉书·陶谦传》）。先是利用官署改建佛寺，后义建起楼阁式佛塔和堂阁，这样，印度式的寺塔从传人中国之始，便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魏晋以后，中国都城和宫殿建筑的形制渐趋完善。都城通常取方正的轮廓，设置贯通南北的中轴线，在中轴线上建造主殿。受其影响，佛寺和石窟的建造，开始改变早期对印度平面布局的仿照，转而采取中国宫殿官署的院落式格局。以历史上著名的北魏洛阳永宁寺为例，该寺呈平面方形，有明显中轴线，主体建筑佛塔和佛殿位于寺的中央，显示佛殿与佛塔并重的意义。这表明，当时的寺院建筑已经注意到了对中国传统礼制的接受和应用。
隋唐时期的寺院，继承和发展了魏晋南北朝的传统，平面布局依中轴线作纵深的展开，以殿堂廊庑等组成的庭院为单元，殿宇重叠，庭院错落；供奉佛像的佛殿已成为寺院的主体，塔往往建于寺旁，另成塔院。宋代以后，殿堂建筑益趋繁杂，追求装饰效果，通常彩画朱漆，金碧辉煌：较大的寺院多将塔建于佛殿之后。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正殿重建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殿内无柱，梁架结构简练，显得庄重、古朴、坚实。稍晚于南禅寺的现存唐代佛寺建筑是五台山佛光寺。该寺重建于大中十一年(857)。该寺三面环山，因山势而成层层叠高的3层院落。东大殿位于最后一层院落，地势最高，雄视全寺，建筑古朴，显得宏伟壮观，是唐代建筑的典型。
现存宋、辽时期的佛教建筑，著名的有河北正定隆兴寺、天津蓟县独乐寺、浙江宁波保国寺、山西大同华严寺。山西洪洞县境内的广胜寺属于元代建筑。北京西山碧云寺则是明代建筑，寺中殿堂、廊庑的布局与地形相结合，并把泉、石、树木组织在内，带有江南风味。
西藏地区最早佛寺原貌已不复存在。现存较早的藏传佛教建筑，是元代兴建的萨迦寺和夏鲁寺。萨迦寺在西藏萨迦县的本波山下，其建筑以大殿为中心，附有各种僧房。大殿高11米，总面积达5 700平方米，有柱子40根。夏鲁寺在西藏日喀则郊外，主要建筑有门廊、经堂、佛殿，佛殿前有围廊环绕的庭院。
哲蚌寺坐落于拉萨西郊，建成于明代永乐十四年(1416)，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大的寺院，它还是历代达赖喇嘛的母寺。全寺有四个“扎仓”（经院），可容纳僧侣近万人。该寺的主要建筑是大经堂，其规模十分雄伟壮观，可同时容纳8 000名僧侣。
拉萨的布达拉富代表着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它始建于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现存建筑是清初顺治二年(1645)五世达赖喇嘛时重建的。整个建筑群依山而建，气势宏伟，高达200米，东西长400多米。前后13重，房舍近万间，可容僧众20 000余人。布达拉官是宫堡和寺院合一的建筑，是藏族古建筑艺术的精华。
地处河北承德的藏传佛教寺院，是18世纪起修造的山地建筑。现存8座，即溥仁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殊象寺、须弥福寿寺，统称“外八庙”，意为承德离官（即避暑山庄）外的8座佛寺。承德离官和外八庙是清朝政府为抵御沙俄侵略，便于团结蒙、藏等少数民族而兴建的，因而建筑风格上吸取了藏、蒙、汉等民族的优点，与西藏地区佛寺不尽相同。
佛塔源于古印度覆钵式率堵波。但在中国汉地，它很快演变成为重层楼阁式建筑。因为按汉人的理解，塔既然是埋藏佛舍利的地方，应该以高峻的形式来显示它的神圣性。当人们引颈仰视高塔时，会出现心理变化，对佛塔产生一种庄严、崇高之感。
中国佛塔分布之广，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造型之美，可以说举世无双。它们犹如一朵朵绚丽的奇葩，一颗颗璀璨的宝石，点缀于白云蓝天之中，镶嵌于青山绿水之间，为祖国的山河大地增辉添彩。
中国佛塔的分类方法有多种，现在我们一般从造型上，将它分为楼阁式、密檐式、覆钵式、金刚宝座式4种。
楼阁式塔。源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楼阁形式。这类塔在中国古塔中历史最悠久，形体最高大。早期楼阁式塔都属木结构，如《洛阳伽蓝记》所载永宁寺塔，共9层，高数十丈，百里之外就能遥见。现存最大木塔是山西应县木塔（即佛宫寺释迦塔），该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距今已有900余年。它平面呈八角形，外观5层，实则9层。总高达67米多，直径30米。塔内设有楼梯，可拾级而上，人们可以在每一楼层上凭栏远眺，周围景色尽收眼底。
现存隋唐以后的楼阁式塔，多为砖石仿木结构。著名的如西安大雁塔、苏州虎丘塔、杭州六和塔、广州六榕寺塔、北京房山区良乡昊天塔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每层之间有较大距离，因此，塔身就像一座高层楼阁；每层塔身都砌出柱、额、门、窗，塔檐以砖块或石料建成斗拱；塔内建有木制或砖砌的楼梯，可供人自由上下。
密檐式塔。以这类塔的外檐层数多而得名。早期著名的密檐式塔，有河南登封嵩岳寺塔、西安小雁塔、云南大理千寻塔等。辽代以后，密檐式塔在华北、东北地区有较大发展，一直到明清仍续有修建。而在同时期的南方，则仍以楼阁式塔为主。密檐式塔的特点是：下部第一层塔身特别高，以上各层则塔檐层层重叠，距离很近。几乎看不出楼层。如嵩岳寺塔，建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它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砖塔。塔身总高40米，共分15层，其中第一层最高，有各种装饰。第二层起，各层高度递减，面阔渐缩。塔的外形古朴而流畅，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覆钵式塔。又称喇嘛塔或藏式塔，因为这种形式的塔为藏传佛教所常用。塔身是一个半圆形的覆钵，覆钵下建一高大的须弥座，覆钵上是巨大的塔刹。这种塔在元代开始流行，明、清时期继续发展。著名的有北京妙应寺白塔、北海琼岛白塔、五台山塔院寺白塔等。
金刚宝座塔。是仿照印度菩提伽耶的金刚宝座塔而建造的。其形式为：塔的下部为一方形巨大高台（即金刚宝座），宝塔上建有5个正方形密檐小塔。这类塔在明代以后陆续修建，但为数不多。具代表性的有北京真觉寺（俗称五塔寺）金刚宝座塔、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等。
●六佛教雕塑
佛教雕塑是佛教艺术的典型体现，它主要保存于历代开凿的洞窟和兴建的寺院中。东汉末年，笮融造佛寺，寺中“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三国志·吴书-剂繇传》）。一般认为这是中国雕造佛像的最早记载。中国早期佛教造像中有不少是金铜像（用铜或青铜铸造，表面镏金），其造型基本仿照印度。
从东晋起，佛教造像开始进入它的昌盛期。后赵石虎建武四年(338)的金铜坐佛像，是国内有明确纪年的最早佛像（现收藏于美国旧金山市博物馆），标志着定型化的单身佛像的雕造已普遍出现。这时的佛像，己不是对印度佛像的单纯模仿，而开始具有了中国色彩。以东晋戴逵父子为代表的雕塑家，曾致力于中国式佛像的创作。相传戴逵在会稽山阴灵宝寺作阿弥陀佛像和两旁菩萨像，初步完成后，他隐坐幕后，细心听取各种议论，然后以3年时间反复修改，一座完美的雕像终于面世。
除了单身造像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大兴凿窟造像之风。国内现有石窟遗存约100多处，它们分布于历史上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其中享誉中外的有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河北邯郸响堂山石窟，四川大足石窟，云南大理剑川石窟等。
石窟艺术是建筑、雕塑、壁域三者的有机结合体，而雕塑是石窟的主体。石窟雕塑的题材，主要是佛像（包括各种佛、菩萨、罗汉、护法像）、佛经故事（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供养人（出资造像者）像等。中国佛教雕塑的艺术风格，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的、民族的和地区的特点。
公元3世纪，印度佛教艺术沿着“丝绸之路”传人新疆地区，形成龟兹石窟体系和子阗佛寺艺术，我们称之为“西域佛教艺术”。西域造像通常技法简明古朴，比例适度，面相丰圆，肢体雄健，神情娴静恬适，衣纹质感较强。这表明它较多地受了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西域佛教艺术东渐玉门关内，便形成凉州佛教艺术。
5世纪中叶，北魏统一北方，开始在平城（今山西大同）雕凿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的造像艺术集中体现在县曜(yao)主持开凿的5个洞窟中。由于当时佛教艺术传人中原地区时闻不长，开凿昙曜5窟的基本力量又是来自西部凉州的工匠，所以其中仍保留着较多的印度艺术风格。佛像外穿袒露右肩的袈裟；衣纹或为平行、隆起的粗线条，或为细密贴身的平行弧线；面相浑圆，细眉长目，深眼高鼻，嘴角露出淡然微笑；两肩齐亭，胸部厚实。菩萨像则上身袒露，胸前佩戴项圈、璎珞（贯穿珠玉而成的装饰品）。
昙曜5窟之后的云冈其他石窟，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倾向。洞窟平面由马蹄形变为方形，有前、后室；造像中大型佛像减少，而题材有所增加；佛像的面相由圆形趋于长圆，躯体健壮适中；服装衣纹简化。这与孝文帝太和(477- 499)初年着手的汉化改革相适应。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后，云冈石窟的造像更趋汉化。佛像面相清瘦，颈长，削肩，躯体修长，服装以褒衣博带式为主。
北魏时期的龙门石窟，其造像受南朝戴逵为代表的秀骨清相风格影响，褒衣博带，性格爽朗，神采飘逸。北齐时期的龙门石窟造像与曹仲达的“曹衣出水”风格类似，服装轻薄，以波浪式线条显示。隋代龙门造像趋于华丽，佛像戴宝冠，菩萨饰璎珞；飞天迎风翱翔，衣带飘舞，富有动态之美。
唐代是我国雕塑艺术灿烂辉煌的时代。雕塑作品奇艺骈罗，精美绝伦，雕塑技术圆熟、洗练，充分体现出雄健奔放的时代气息。
龙门石窟的开凿，在唐高宗、武刚天时期达到极盛。奉先寺大像卢舍那佛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造像。大像始凿于唐高宗时期，至武则天时期完成。卢舍那佛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意思是光明普照。武则天自称她做皇帝符合佛的旨意，所以有意通过佛像的雕造来体现自己的权威。卢舍那佛坐像，通商17米多，位于石窟中央。佛像仪表堂堂，比例匀称；丰颐秀目，表情慈祥而恬静；嘴角微翘，显出微微笑容；头部稍下倾，目光好像在关注着芸芸众生。佛的温雅、敦厚的人间形象，使人感到亲近；而崇高神秘的宗教效果，则令人心生敬畏。
唐玄宗时期，是中国佛教造像的黄金时代。这时期的造像，圆润丰腴，体形健美，宽妆高髻，充满生命的活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成熟和完善，充分体现盛唐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念。我们从龙门石窟、佛光寺彩塑、敦煌彩塑等现存作品中，可以想见当时佛教艺术舞台上雕塑家们各领风骚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甘肃敦煌和天水麦积山，因石质疏松，不宜凿刻，艺术家们便匠心独运，改为彩塑（在泥塑上涂以颜色）。莫高窟的北魏时期敦煌彩塑，同样经历了逐渐接受中原文化、不断汉化的过程。隋代彩塑技术日臻成熟，手法细腻精巧，佛像已明显汉化。唐代，彩塑艺术进入全盛时期。它把西来的佛教艺术与汉文化加以圆满结合，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作品。初唐的塑像丰满而生动，身体曲线流畅，富于节奏的变化，使隋代开创的彩塑形象趋于成熟。盛唐的塑像更是精美无比。如奠高窟第45窟的菩萨塑像，袒露胸臂，体态优美，轻薄的长裙紧贴身体，脸上露出细微的笑容。无论是柔美的表情，还是端庄的姿态，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善良、温柔的东方女性特点。而同窟的天王却显得刚健、勇猛。两者的鲜明对照，给人以特别深刻的艺术感受。
由于泥塑、木雕的艺术手段与金石雕刻相比，更能有效地施展雕塑家的艺术天才，而且取材方便，易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因此，唐宋以后，各地寺庙都盛行泥塑或术雕佛像，洞窟石刻造像逐渐被取代。
西藏佛教的雕塑多以青铜为材料，以失蜡法铸造。最珍贵的金属神像往往以8种合金制成。雕塑题材多具藏传佛教自身特点，表现密教的有关教义。如观音像作男身（汉地常作女相）．罗汉为16罗汉（汉地多为18罗汉），吉祥天母面目狰狞，怖畏金刚凶险恐怖。又如有所谓“欢喜佛”双身像的制作。
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内现在保存着世界最大的一尊铜佛像。这尊佛像名强巴佛（未来佛），它完成于19世纪班禅曲古尼玛(1883-1937)时。佛像通高近27米，据说当年为铸这一佛像，耗费紫铜23万斤，黄金8 000多两，珍珠300多颗，还用去钻石、珊瑚、琥珀等无数。
佛教寺院和四大名山
●一佛教寺院
殿堂是佛教寺院的主要建筑。殿，用于供奉佛像、菩萨像；堂，是僧众修行和起居的地方。汉地佛教自明代起，殿堂的建筑开始定型化，即通常在南北的中轴线上依次建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在它们的左右两侧建有伽蓝殿、祖师殿、观音殿、药师殿等配殿。寺院的两侧为僧众的生活区域。
佛寺大门称为“山门”，因为寺院通常建于山林深处。山门一般有3座，盖成殿堂式，称“山门殿”或“三门殿”。殿内两侧塑造两大金刚力士像，面目狰狞，头戴宝冠，赤裸上身，手执金刚杵。金刚杵是古印度最坚固的兵器；由两金刚力士共同把守山门，守护佛法，显示出佛门的威武、森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