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三里屯度过多少个夜晚？无法统计了，我记住的永远只是离我最近的一个——或许就是昨夜。
幸福花园酒吧座落在较偏僻的胡同里，推门而入，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用个通俗的比喻）。我一下子又看见了那么多张熟悉的老面孔，像葵花向太阳一样转向了我。但我并不感到骄傲。我知道，这幅欣喜的场面会为每位新来的客人而出现。室内的光线仿佛更亮了一点。
我赶赴的是老乡陈永春的约会，他招呼我坐下，给我介绍新朋友——来自福建的女画家小蝉，看来今天的主题将由诗歌转向绘画了。方文正跟她聊天呢，扮出一股对花鸟画很内行的样子（小蝉是画花鸟的）。见其谈锋甚健，我只好跟永春频频碰杯，顺便看一眼女画家美丽的脸——作为下酒菜。这样的喝法倒也不错：美酒佳人全有了。
邻桌坐着艾丹、龙冬、张弛等人。每次看见艾丹，我总会联想：艾青怎么有这么个络腮胡子、像大货司机一样粗犷的儿子？幸好艾丹的小说写得很细腻，隐约可见诗人的遗传。张弛转移战场，到我们这桌坐下了，却拒绝干杯——他端着的杯子里盛的是牛奶。他神秘兮兮地透露：“戒酒了，改喝奶了。”这几年来，他的胃早已经在酒吧里泡坏了。就像他写的畅销小说的书名所云：“北京病人。”胃病已成了这一帮酒徒的流行病。
酒吧是个新时代的大染缸，泡坏了我们的胃，还泡坏了我们的心。心太软，几乎承受不了得不了生命之轻。
有人跟张弛开玩笑：“张弛现在真行啊，吃的是草，喝的是奶。”张弛连忙更正：“喝的是奶，挤的还是奶。”嘿，整个一哺乳动物。
接着走进酒吧的，是两位写小说的女明星：尹丽川和阿美。尹丽川估计学过表演，浓妆艳抹，叼着烟卷——颇像电影里的女特务。她游刃有余地来往于几个酒桌之间，边吐着烟圈边和各位熟人打招呼。当了二十多年编辑的永春直咂嘴：“新人类，真厉害！”
后来的情节变得模糊，因为我喝得有点多了。后来又有谁出场或离席，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在酒吧里，似乎比别的地方更容易醉。每次都这样。每次站在三里屯的路口招手打车，我都会下意识地抬头望一望天。我看见了旋转的星空。但是它对于我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它早已经在梵高的绘画里出现过。
三里屯酒吧，有一点商业气息，有一点艺术气息。这是在北京城里调试出的一杯鸡尾酒。难怪有那么多人要披星戴月地赶赴三里屯呢——这是一个从不延误的公开的约会。大家不请自来，又不约而同，聚集在城市的壁炉边取暖。
假如你怕黑暗、怕寂寞抑或怕梦想，就去三里屯泡吧。带着你苦涩的胃、干瘪的心。我周围有一些朋友，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这里——比上班还要准时。老板跟他们已熟稔如兄弟。他们属于猫头鹰一族。没谁逼着呀，可他们天天都要加夜班——莫非这里有他们精神上的工资等待领取？他们是北京城里最闲的忙人，最忙的闲人。三里屯，就是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每次歪歪倒倒地离去，我都想向三里屯告别：这是最后一次，再不能这么下去了——虚度光阴，浪掷青春。可第二天夜色阑珊，华灯初上，我就会感受到三里屯在远处呼唤我——于是就像铁屑一样，被磁铁吸纳而去。
我们是铁屑，但不是渣滓。
我们是灯蛾，但不是害虫。
同样，三里屯的魅力不在于酒精，而在于诗意。所以，它成了一批落伍的艺术家的收容所。在这里我们才能获得安全感与幸福感。
还有更好的去处吗？
我们只能永远地穿梭于书房与酒吧之间。
并且尽可能地省略两者之间的距离，乃至中途的记忆。
路过三里屯酒吧，隔着落地玻璃窗，能看见那些像标本一样静静地坐着的男男女女。姿态那么优雅，服饰那么鲜艳，仿佛在为全世界表演——表演自己的闲适与富有。
我并没有羡慕他们的富有，却羡慕他们的闲适。在喧嚣的都市里以及漫长的一生中，如果能那么静静地坐一会儿，该有多好。哪怕没有酒，没有背景音乐，没有伙伴。仅隔着一层玻璃，我和他们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他们放慢了心跳，我却加快了步伐。这典型是忙人对闲人的羡慕：他们在我眼中就像水族馆里的鱼，飘摇着裙裾，不时透出几串散漫的气泡。我不敢贴在玻璃上看，怕他们发现我，发现我的羡慕。
如果仅仅偷偷地羡慕一会儿，也好。哪怕没有真正地享受那份轻松。我忍不住走进去了，为了体验另一个世界的神秘，这时我才发现，我被他们欺骗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被自己欺骗了。他们虽然三五成群地正襟危坐，可嘴唇在嚅动——原来他们并不是完全静止的，而是在聊天、调情、谈判甚至争吵。嘈杂的说话声把音乐都给破坏了。我之所以误以为酒吧里很安静，只是因为隔着一层玻璃。我被隔音玻璃欺骗了。我之所以误认为里面是一群度假的天使，只是因为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口型。事实教育了我：永远只有一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第二种人。人间的酒吧，不可能比天堂更好，也不可能比地狱更糟。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羡慕，终究会落空的。
三里屯酒吧，名不虚传。但绝不是隐士的宿营地。隐士若是来这儿沽酒，也会被浓郁的人间烟火吓跑的。那么我们该去哪里休闲呢？到哪里才能找到隐士的感觉？
做个现代人好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