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不过是一次文化在传播中造成的借位（误读），大众文化的主力军还是娱乐工业。在这里有必要排除娱乐工业中的极端现象，诸如“三陪服务”和色情行业。我们谈论的主体对象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娱乐业。它包括歌厅舞厅和影视传媒创造的娱乐文化。这种娱乐文化给人的感觉恰恰是它在歌唱情感价值，爱、怀旧、美和永恒等等。八十年代末，歌厅舞厅在中国大陆遍地开花，人们到那里去寻找快乐和慰藉。快乐的本质是什么？人们在倾听一位妙龄歌女在歌唱爱情，如泣如诉，感人至深；然而，人们同时在观赏，歌唱爱情的女郎总是打扮得十分性感，在这个情境中，观赏压倒了倾听，情感的外表退去了，这在歌唱者上台的时候情感的外表就明确被否定了，她的性感形象准确无误地规定了观赏效果。也许人们会举例说，歌唱也会得到喝彩，但是，在这种情境中，我们有必要分辨“最高兴奋值”和“最低兴奋值”。在这种情境中，“最高兴奋值”无疑总是由性感形象决定的。那些情感价值不过是铺垫，渲染和遮掩，它们是一片绿叶，在朦胧的情感启示录中读出性感的本质内容，这可能是娱乐文化最需要的“挡不住的诱惑”那种效果。在那些娱乐场所最受欢迎的“时装表演”节目，人们只要略加思索，那几块布头何以能叫做“时装”，而且人们津津有味百看不厌，则不难理解“时装”的真实含义。至于“高潮”由泳装系列推出，娱乐工业制造的快乐的本质则已真相大白。
具有更加广泛影响力的影视传媒制造的娱乐文化又如何呢？充其量它不过更加含蓄，遮掩的技法更加高明些而已。当然严厉的检查制度和意识形态功能需要压制了它的“兴奋值”，就电影而言，意识形态功能已经基本退化，它干脆以题材为界划出一个区域（例如“革命历史题材”），超出这个题材区域，尤其是在表现现代生活的影片中，制片人显然明白公众需要观赏什么。麦茨的“电影窥淫癖”理论无疑是对西方人六十年代后期以来的电影制作和观赏行为的彻底概括。这种概括现在也适合于中国的娱乐电影的生产。这倒不是说当今中国电影业有严重的色情镜头，恰恰相反，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可能是极少数几个杜绝色情镜头的国家之一。问题的症结正在于，电影制作的最大难题在于如何解决检查制度与公众窥淫癖倾向的矛盾。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影叙事中大量出现的那些“准窥淫”镜头；半遮半掩的床上戏；喘息声；半暴露镜头；紧身裤；酒吧舞厅的场面；游泳池场景；时装表演等等，这些镜头在当今贫乏的电影叙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支撑着票房价值。那些被影视传媒声称为“纯情少女”、“东方风情”、“古典神韵”、“传统气质”的女性形象，无不是十足的现代性感形象，她们是男性欲望化目光的产物。
引起多方兴趣的“选美比赛”是一个含义暧昧的象征。进入９０年代，中国社会到处都在蠢蠢欲动，选拔各色美女，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但这里面却充斥着极为复杂的社会心理。选美动机总是被抬高到过于崇高的地步。中国大陆的“选美”总是被封以各种名目，如“十佳礼仪小姐”（为了促进旅游事业）；“奥林匹克小姐”（为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北京小姐”（为了展示北京人的风采）等等。“选美”作为一次商业活动，作为一次审美观赏的动机隐蔽在各种借口之下，修改选美标准则是欲盖弥彰的伎俩。主办者及其舆论界反复强调所谓女性的“内在美”、品格、素质、知识等等。所谓“美女”当然应以女性美为首要标准，以人的自然形象为决定因素，品格和知识等人文条件仅只起参考作用。如果是评选德育教师、三好学生、精神文明标兵那当然应以社会性和政治性因素为重。这些社会性因素过分强调，实际正是为了掩盖欲望化的观赏目的，把不合法的欲望转变为（当然是在名义上转化为）合法性的社会评价。这种修改和掩饰表明了一种社会性的普遍化的非法欲望动机。在“掩饰”这一行为上，社会达成同谋和共识。至于那些出人意料的结果不过是经济势力的预期成果。但是它在文化上的意义却是把个人的欲望完成一次社会性的肯定。原来是个人的情人，现在通过一次公众的观赏，于是个人的欲望观赏获得了社会的公开的审美评价，这个个人的俗望于是占有了公众的欲望。个人的欲望通过出卖、转让，它的回归则是像利润率一样成倍回报。于是对这个具体女性占有的价值大大升值了，他占有的不再是某个相貌平平、素养寻常的女性，而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得到社会合法性公认的欲望偶像。因此，中国大陆的“选美”具有四个层面含义：它的表层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动；其次它是一项商业牟利活动；再次它是一次合法性的公众欲望化观赏活动；它的最隐秘意义乃是个人欲望的扩大再生产。总之，“选美”投合了这个时代的观赏欲望，它的暧昧方式当然强化了这种观赏的非法性，而个人隐私的侵入则使这种实践带有更强的非审美的（情欲）色彩。
如果说“严肃文学”在意识形态衰退的时代无法建构理想化的情感价值，而不得不在破碎的“性”中去寻找怪戾的感觉或播放无聊的快慰；那么，娱乐工业则是在虚假的情感价值掩饰下，制作精美的“性感偶像”。它们各自怀着不同的历史动机而狭路相逢。很显然，精英文化的那种形而上学观念远离公众，而娱乐工业却日益深入人心，商业主义更全面支配着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潮，因而，娱乐工业制造的欲望化偶像及其观赏方式也支配着这个时代的感觉方式，毫不奇怪，“严肃文学”（乃至所谓的“精英文化”）也要加入这个时代的观赏潮流，不久以后的事实将证明它们同流合污。
三、后革命的娱乐形式与新保守主义立场
在后工业文明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高福利政策，有效清除了阶级对立。无产阶级革命已经成为遥远的神话。除了种族冲突还可见暴力的激烈形式；绝大多数的社会抗议采取温和的非暴力方式--它们被西方社会学家称之为“后革命”形式。显然，在当今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所谓的“后革命”形式。不过，借用这个概念来，称一种社会心态，某种文化的存在运作方式，也许是耐人寻味的。
“文革”后的中国同样经历诸多的政治波折，但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不可阻挡。在社会共同的意识形态选择方面，经济实利主义也逐渐成为民众的价值取向。“革命”神话的退化与意识形态中心化功能衰落乃是同一意义，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商业主义的全面渗透和娱乐工业的全方位兴盛，“革命”已经成为昨天已逝的记忆。
“革命”在从当代文化记忆中抹去时，有过一次回光返照，这就是在1991年底到1992年初风行中国大陆的“重唱革命歌曲”。由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推出的《红太阳》歌曲磁带引发的“重唱”热潮，其初衷无疑出自商业性动机，但是在九十年代初人们如此狂热再颂“红太阳”却不能不说隐藏着非常复杂的社会情绪。把这种情绪简单解释为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也不尽然，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以其种种被神化的革命业绩和政治品格，赢得这种崇敬理所当然。《红太阳》歌带显然不是简单地“再颂”毛主席，它唤起的是对“文革”时代的特殊记忆，重温旧梦掺杂了现在的形式，而形式改变或重新指认历史再现的意义。
由此，不管是“怀念”之情还是“重温”之意，它都夹杂着复杂而暧昧的成分。那些昔日的颂歌采用现代打击乐配器，用猛烈而怪戾的现代节奏，给那个时代的革命忠心和革命豪情重新编码，现代音乐手法创造出重叠二WH 时代的效果，给人以置身于二个时代交接的临界点上的感觉，这二个时代相去未远，其精神风貌、情趣格调却有天壤之别，那些似曾相识的词句、音调却有隔世之感。过去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现在却是“哪里有钱哪拼命”，过去是“广阔天地炼红心”，现在则是“考完托福去镀金”，……那些歌曲不仅唤起人们对那个时代不堪回首的记忆，同时令人深切感到历史之变故如此巨大。而那些猛烈凶狠的节奏，却又把那个时代的集体疯狂，变成个人情绪的肆意发泄，把虔诚的革命与商业性娱乐混淆一体；在这个“重唱”的瞬间，在这个反差极大的时代交界线上，人们充分而强烈地体验到二个时代的尖锐冲突和生死搏斗。
借助猛烈的现代节奏，人们更多的体验到“渎神”的快感。过去被奉为神明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已经随同那个时代一同逝去，现在对他却也全然不存在敬畏恐惧之情；过去被视为革命法宝的伟大思想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革命真理，现在却也不可能被奉为座右铭。“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下功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儿里头热呼呼……”还不仅仅在于演唱者是否真的是用戏谑的腔调，更重要的是在当今商品化社会的背景上，拜金主义已经成为人的普遍信条，这些歌词言不由衷而装腔作势。同样“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过去在五六十年代当然是一腔革命豪情，而现在说来仅仅是大言不惭的空话，它纯粹是对那个时代的一次滑稽模仿。至于“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您，您给我的幸福却永在我身边。”等等，现在的人们则不能不惊叹那时美丽的而真诚的谎言。总之，“重唱”巧妙地复活了“文革”时期的疯狂场面，再次重温那些发自内心的颂歌赞语，像是重复白日梦呓，进行一次失真的模仿，使那个时代变得滑稽可笑。
当然，这种“重唱”几乎是不认真的娱乐，也许这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后革命”的文化形式。革命的悲剧意义，在当今商品化社会，在后现代时代的文化中已经为喜剧形式所消解。可能在当今中国大陆，这种情况还要更为特殊些，政治情绪被文化娱乐形式彻底替代，这是对政治本身（或者是对“所有的政治”）进行的后现代式的抵御和消解。连“渎神”这种政治情绪也不被认真对待，它也不可能被认真对待，因此，“重唱”的是无意中下意识地给政治（革命）这种强有力的存在，在娱乐的瞬间自行解体，当然仅仅是象征性解体。对于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受政治支配的主体来说，象征性地消解政治权威，则是其仅有的政治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重唱”没有任何明显的政治性，更没有任何明确的结构（政治）功能，我试图说明的仅仅是后现代时代的娱乐文化，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某种表现方式，那些纯粹的娱乐形式完全是无意识地表达出一种历史情境--因而，不在于这种表达，根本的问题在于它被误置的历史状态。例如“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这是“文革”时代亿万人民的心声，而现在被温柔多情的女性声音唱出，它表达的不是崇高的革命感情，听上去更像是现代情歌，“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革命信念已经为山野风情取代，“大红枣儿甜又香，献给亲人解放军……”那种神圣而僵硬的军民鱼水情，现在更多流露幽怨婉转的绵绵情意。“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给您唱……”确实是一往情深，它也不是民间情调歌曲简单回归，这里面散发着现代商业文化浓郁的娱乐味道。所有这些清纯甜美的女性声音，都是发自内心，或者是其职业技巧自然而然的流露。然而，性感十足气声唱法，勾画一派缠绵悱恻的现代浪漫风情，而政治、革命、历史、红太阳、战士、翻身、万寿无疆等等落入其中，则变得不伦不类，面目全非。那些缠绵幽怨、娇懒多情的女声，与其说唱出革命歌曲的特殊韵味，不如说唱出“革命历史”的末世情调。情意绵绵的革命历史挽歌--确实没有什么比这个情境更富有时代的象征意义，人类历史的文化，迄今为止还很少找到如此简明扼要的意味深长的表现形式；而那种纯真无邪（无知）的歌曲，却又使这种情景多了一层历史沧桑之感。至于那些年轻的莘莘学子，卿卿我我的流行歌曲远不能满足其精神发泄，大学校园里每日不断的各色舞会幽会也难耗其全部“革命意志”，那么，重温“文革”旧梦，重唱那些曾经疯狂的革命颂歌，完成一次绝无仅有的最后的革命游戏，以此表达剩余的乌托邦冲动，也许这也是一次“后革命”情绪的想象性发泄或升华？是一次自欺欺人的重新聚集？那些潜在的激进群体也不过只能满足于这样的浅尝辄止的游戏，这就是娱乐工业开创的“后革命”文化时代。
说到底，“重唱”不过是娱乐与“革命记忆”的偶然碰撞，在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特殊历史时期，它被勉强涂抹上一层“后革命”色彩，对最后残余的“革命记忆”实施一次自暴自弃的戏谑，“革命”终究在当代文化中彻底流失。现在，我们的文化连“后革命”的气息也消失殆尽，那些打扮得像亚文化群体的艺术浪人，除了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看客的角度尚可见其“革命性”（艺术的叛逆性）外，从任何一个角度都不难见到“革命”徽章底下的商业期待。当代文化已经变成商业和娱乐的两栖动物，怎么能指望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呢？它最适宜的动作就是爬行，因而它的价值立场具有随遇而安的保守性也就理所当然，于是“稳定压倒一切”这就不是一句自上而下的空泛口号，它在当代中国大陆文化这片软绵绵的土地上找到永久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