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构主义是针对结构主义先时把握真理幻觉的清醒剂，一部分反结构主义过于理论化的结构主义主义者，就摇身一变成了后结构主义者，以至于在相当长时期内，人们对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还很难作出区别。有研究表明，后结构主义对符号、再现和主题的批判，在早年的结构主义的理论中也存在过，但这并不能抹去后结构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根本区别。当然，不少后结构主义者始终交织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历史之网中。例如罗朗·巴特就是如此，他的代表作《S/Z》就是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自相矛盾拼合的结果。再如，拉康在结构主义全盛时期就被看成是典型的结构主义者，但后来却又同样被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的宿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开始就具有结构主义和反结构主义的双重特征。所谓后结构主义就是以德里达的解构理论、福科的话语权力理论和知识系谱学、拉康的后精神分析学以及后来形形色色的各种变体构成的知识和思想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后结构主义比结构主义对当代人文学科领域，对当代各种思想文化转变都起到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可以这样说，后结构主义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理论的基础的基础，已经没有人可以绕开这一理论或思想方法去讨论问题和发现问题。
试图对后结构主义作出理论概括可能比结构主义的难度更大，不少后结构主义理论就拒绝整体性描述，并且后结构主义大师们的观点和方法都相去甚远，不像结构主义至少可以在索绪尔语言学那里找到基本的根基。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德里达创立的解构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复杂的方法论活动，解构理论的宗旨及其解构步骤和程序令人难以捉摸。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一个主导形式，解构理论正如J·米勒所说的那样，--它是继结构主义之后到来，并以打破它那系统性方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运动。解构式分析将结构主义的科学野心揭示为不可能的梦想，并对结构主义用以描述和掌握文化生产的“二元对立”提出疑问。通过揭示本文的神秘非理性特征和它驳倒或颠覆人们认为它所表现的系统或立场的能力，解构理论摧毁了结构主义者对“理性的信念”。卡勒说道：“通过这些见解，解构理论揭示任何文学科学或话语科学的不可能性，从而将批评研究带回到阐释的任务上来。例如批评家可以不用文学作品来提出一种叙事诗学，而是去研究某些个别小说，以便弄清它们是如何阻碍或颠覆叙事逻辑的。曾经被结构主义编入广泛、系统化方案的人文科学现在被敦促回到细读，回到‘将本文内部意指作用的各种冲突力量细心区别开来’。”乔纳森·卡勒：《论解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扬译，1999年版第198-199页。译文略有改动。
解构理论并不是简单地对等级论的结构进行分解，德里达反复解释说，它也是一个关于根基的问题、关于根基与构成根基的事物之间关系的问题，它也是关于结构关闭的问题，关于整个哲学结构的问题。解构不仅涉及这种或那种的建构活动，也涉及等级论主题（architectonic motif）。解构首先是与等级有关。这并不意味着解构击垮了等级，而是它敞开了排列或集合的可能性。在德里达的具体解构批评实践中，可以看到，解构理论对一系列等级对立进行解构并不是简单地摧毁它，而是将其解开与替换，安置于不同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可以归结解构理论的要领而揭示出几个可以区分的步骤：第一，解构理论首先把对立看成一个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性的强加，证明方式是通过：①提出它的各种前提和它在形而上学价值系统中的位置--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对许多本文作广泛的分析。②表明它是如何在那些阐述和依赖它的本文中被解开的。第二，解构理论同时也通过如下途径来坚持这种对立，即通过：①在论点中使用它，即对言语及写作、文学与哲学的特征描述不是应被拒绝的错误，而是论点的基本来源。②颠倒它的位置，以给它以一种不同的地位和效力。乔纳森·卡勒分析说，当言语与写作被区分为一种普遍化原始写作的两种形式时，这种对立具有的含义有所不同。对字面与修辞所作的区分在讨论语言的功用中是必不可少的，但当解构式颠倒并没有把修辞看作对适宜、规范文学意义的偏差，而是辨别出字面语言即是修辞语言，只不过它的修辞性已经被人忘记，这种对立的作用方式也就发生了变化参见乔纳森·卡勒：《论解构》，中译本，第133页。
尽管解构理论的一整套策略繁复多变，但其宗旨却是明确的，那就是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也可意译为语词中心主义，它是以现时为中心的本体论和以口头语言为中心的语言学的结合体；它意味着相信在场的语言能够完善地表现思想，达到实在世界的客观真理。解构策略更为具体的和根本的目标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在场”（presence），因为“在场”是建立本体论、目的论从而达到实在真理的根源，“在场”是中心、实体、整体的基石。在德里达看来，永远会有某种东西越出或溢出这个中心实体，永远存在有补充、边缘、缺席、延搁、空间，在其中书写着哲学本文，这个空间构成了哲学可理解性和可能性的条件。在哲学本文（当然文学本文也是如此）之外不存在空白的、未被触及的、空虚的边缘，而存在有另一个本文，一个不具有当前参照中心的力的区分的织体。这种本文正好是德里达解构方法论活动的领域，因而他让我们去思考这样一种写作，它不具有现存、欠缺、历史、原因、始原、目的，这种写作绝对地颠覆一切等级对立、一切神学、一切目的论、一切本体论参见德里达《哲学的边缘》，英文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第67页。
试图把解构理论加以规范化的理解不仅是危险的也是困难的。解构理论本身就包含着一个矛盾：解构理论离不开它所批驳的形而上学和语言学系统，解构理论事实上也在自由运用它以前的术语和概念。为了填补先前的各种理论缺口，解构理论实际已经受到它所反对的传统的损害，被阉割了的解构理论很容易同化于学院派的主流之中。米勒在1976年就展望解构策略的规范化未来：“这些关于文学的假说与英美的文学研究中许多传统假说大不相同，但过些时候将被同化。将来它们会被其他理论所采用，受到检验、责难、驳斥，或许最终将自然而然地以某种形式被规范化……”J·希利斯·米勒同前：参见《斯蒂文斯的岩石和文学批评疗法之二》，载《乔治亚评论》，第30期，第330-338页。十多年过去了，解构理论这个法国大陆的舶来品在美国已经非常流行，它被广泛地理解和运用，当然也免不了多少被规范化。正如德里达所抱怨的那样，他的思想每一次被理解都是一次“歪曲”的结果。确实的，在“非概念”的形成以及利用旧概念的同时又试图排除旧概念已为人们所接受的意义等方面，德里达不得已才陷入困境，--罗里·赖安公正地指出：“想迫使德里达的术语和概念顺从哪怕是部分规定了的意义，从而驯服德里达，人们就是在取消德里达的构想。但是这种事一直都在发生--因为‘翻译’就得以某种方法解释德里达的概念，而这个方法是德里达本人也不会冒险一试的。”参见罗里·赖安编着《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李敏儒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当然，人们完全可以怀疑解构理论是否真的如此容易被损坏，德里达是否有些故作神秘玄奥？对一种理论的正确理解或曲解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验证的，这是一种约定的理论禁忌。事实上一种理论的边缘界限可能也是模糊的，一种理论与另一种学说之间未必就是那么壁垒森严，不可越雷池一步。各种理论为了保持住自己在思想史上的一席之地，总是各执一隅而互相排斥，而它们实际上可沟通的地方并不少。也许解构理论是一种划时代的理论，--按照德里达的设想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并没有划时代的语码、理论术语和概念，这是德里达的悲剧还是思想史的悲剧？
由于福科的深远影响，使得后结构主义不仅是一种时髦的思潮，而是贯穿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思想理论基础。在结构主义流行的六十年代初期，福科出版了《癫狂的历史》，这使他声名鹊起。在巴黎知识界，没有人可以忽略他的存在，但福科一直是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有评论家指出：福科是“一个非历史的历史学家，一个反人文主义的人文科学家，一个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克得福德·格尔茨，《纽约书评》，1978年1月26日。福科以他简洁紧凑的文风，权威而又充满怀疑的气质以及稀奇古怪的细节，为其总括结论辩护的方法而独树一帜，福科正是法国知识界在思想活跃而浮躁时期急需的那种令人难以捉摸而又叹为观止的人物。福科艰涩的文风和独创性的论述方法，使他超出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但整个后结构主义运动无疑是在福科的影响下进行的。福科的早斯着作《癫狂与文明》（1961）和《症所的诞生》（1965），对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和推理实践体系进行独到的分析，福科抓住推理实践与日常生活中的言语行为的区分，对“严肃言语”行为进行质疑，从而深入剖析医生的权利。福科的分析借助“时间的历史区段”这个概念，勾画出“为一种特殊知识所统治的时期”。福科把知识或话语在每个时期内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前后推移，归结成是“自成系统的”。尽管福科从未放弃他的诊所论点，即认为社会制度影响社会实践。但在《知识考古学》中，他把注意力放在考察“那些称之为人文科学的东西可以作为话语的自我体系”。很显然，《知识考古学》试图把考古学方法用于研究人文科学话语，即不再争论人文话语是否真实、它们的陈述是否有意义，而是去分析这些话语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他甚至设想把人文科学中所说的一切都作为“话语-客体”来研究。《知识考古学》明显带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双重色彩，其观点也显得生硬，福科试图像结构主义那样阐释话语是一个受规律支配的体系的观点；同时也在阐明后结构主义关于话语是自主的、自指的这种立场。福科的研究者倾向于把《知识考古学》看成是福科思想中的过渡环节，德赖弗斯和拉比诺曾经指出《知识考古学》失败的两种原因：第一，支配推理体系的规则导致的因果力量是不可理解的，因而使得社会制度具有的那种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是福科关注的中心--变得不可理解；第二，既然福科认为考古学本身就是目的，他预先消除了使他的批判性分析影响社会关注的可能。德赖弗斯和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张建超、张静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研究者通常认为“知识考古学”奠定了福科人文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但实际上，福科从知识考古学转向系谱学研究才真正确立了他的方法论基础。《知识考古学》之后，福科吸取了尼采的系谱学的方法，他不再把注意力集中于建立一种普遍性的话语理论，而是去探讨真理、价值、理论、社会制度以及它们构成的历史实践的内在关联。福科关注权力和肉体在形成人文科学知识构型中的具体运作形式，他追问焦点在于：这些话语是如何被应用的？它们在社会中起什么作用？同上，《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第10页。
当然，福科并没有放弃考古学方法，他放弃的只是研究受规律支配的推理实践体系理论的努力。考古学作为一种技术手法依然在福科的系谱学研究中起作用。考古学在系谱学的总体考察中，用于分离话语客体，用于分析那些人文科学话语的结构性建制。例如，在《性史》（1977）中，福科把性忏悔与社会统治结合起来考察，他反对解释学热衷的深层意义观念，而是阐述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心理日益形成的关注方式，历史实践的各个环节产生话语主体及其话语表达方式，话语形成一种权力情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其中，其结果就是增强权力建构秩序。福科的系谱学方法具体地证明了逐渐形成的概括实践的两个策略范围，“这些实践不仅把人造就为主体和客体，而且重要的是它使两者在客体化的、意义充斥的社会中保留下来。”德赖弗斯和拉比诺：《超越结构主义与解释学》，第11页。福科运用系谱学方法有效地拆除了起源与永恒真理的优越地位，福科把起源、真理性或历史的意向性放置在历史实践的关系网络中加以阐释，福科否定了主体、个体和推动历史前进的集体主体。他的系谱学方法更多地去观看肉体如何直接地包括在政治领域中，权力关系直接地掌握着肉体。在权力关系卷入主体系统的各个环节，福科揭示了那些历史裂缝，从而在那些非连续性的历史空旷地找到历史连接的特殊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