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留给人们的记忆是如此强烈，时过境迁，以至于人们怀疑是否真有过这样一个思想的黄金时代存在？确实，那是一个崇尚新思想、新概念和新知识的年代，人们会不远万里，从偏远的南方北方，从东部西部会聚到某个地方，就是为了争论一些名词概念，一些命题或论断。当人们置身于九十年代以后崇尚实利的社会氛围时，回想当年那些视为生命攸关的思想观念，不过几年就变得无人问津--确实有隔世之感。就像大海退潮后的海滩，在阳光下妩媚伸展，何曾留下风浪的痕迹？中国的社会变故是剧烈的，剧烈到没有任何障碍，人们就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外在的结构形式，似乎亘古不变；然而，人们的心态和思想却是不断地改变。对于西方来说，可能中古时期或启蒙年代的一些精神价值还被顽强地保持下来；而对于被西方人理解为保守顽固的中国人来说，从陈胜、吴广式的农民，变为革命战士却是易如反掌的事。也许就是因为压力过强，求变的心理就更急迫，看似麻木不仁，得过且过，但一旦有机遇，则要寻求激进的变革。“革命”是中国现代以来持续不断的未竟事业，因而中国的现代性进程总是以断裂的形式向前运行。这当然有西方的压力在作祟，但中国本土的政治与文化对社会顽强施加的压制力量也不能不说是内在原因。一旦有机会变革，人们当然走向激进的变革之路。中国的社会革命总算在最近二十年告一段落，但中国人的观念和价值选择的变化则显得更为剧烈。在整个二十世纪，人们随时可以听到各种响亮的声音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这也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一直就处在不断重新开始的状态--也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开始。
确实，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上半期，中国社会对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的追寻达到的高潮，也可能就是极限冲刺。人们渴望变革，改变持续了几十年代的思想禁锢，只有西方最新的理论资源，打开了崭新的视野。事后人们会对那种幼稚的热情表示轻视，但当代思想能走到现在的老到圆滑，无疑得益于八十年代的思想狂热。八十年代对西方各种学说的追寻，并不单纯是学界的事，同时也是一种社会风气。它带给人们不只是一些知识和概念，更重要的是一种心情，一种冲动，一种态度。这使人们自觉进入一个迥然不同的思想时代。
从整体来说，八十年代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广泛流行，其主流思想还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启蒙主义哲学，因为这种哲学与占权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构成直接对话。也是在人道主义思想的带动下，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也才风行一时。像结构主义这种过分繁琐的形式主义理论，在中国不具有丰厚的思想含量，它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分年轻学人。结构主义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有限影响确实与它自身的理论规定有关，它远不如后结构主义那样更具有内在张力。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虽然也不见得有什么惊人的成果，但它的影响必将是深远的。只要年轻一代的学人逐渐成为学界的主流，并且开始与西方的学界保持同步对话，后结构主义就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下一阶段的人文学科的基础。当然，这样下断语还为时过早，但随后的历史终究会证明这一点。例如，当今风行欧美学界的文化研究，就可以看成是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因此，有人把文化研究看成是“后-后结构主义”时代来临。因此，现在清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影响，无疑很有必要。
一、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
导源于人类学的结构主义一度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主流位置，看上去是件奇怪的事情；正如狂热寻求方法论的中国思想界却对结构主义熟视无睹一样令人难以置信。1955年，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他的自传体着作《苦闷的热带》，这部关于原始部落亲属关系的研究着作，给绝望年代的法国思想界带来希望。有着激进传统的法国思想界，在五十年代遭遇困境。以萨特的《现代》期刊为核心的左派知识分子阵营，正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无法解释苏联正在发生的镇压情况。而萨特在五十年代上半期一如既往宣扬他的人道主义，却对苏联的镇压政策置若罔闻，这使大部分的追随者开始怀疑他的理论。法国思想界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替代左派的意识形态，结构主义如期而至。福科在回顾当时的思想转变时曾说道：“人们突然地、没有明显理由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远离、非常远离上一代了，即萨特和梅洛-庞蒂的一代--那曾经一直作为我们思想规范和生活楷模的《现代》期刊的一代。萨特一代，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极为鼓舞人心和气魄宏伟的一代，他们热情地投入生活、政治和存在中去，而我们却为自己发现了另一种东西，另一种热情，即对概念和我愿意称之为系统的那种东西的热情……”事实上，存在主义随同左派激进思想的终结，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理由。
确实，少有一种理论像结构主义这样，在并没有为人们认真了解的情形下而能四处流行。但结构主义使左派知识分子避免了窘困，也就是结构主义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才不至于刺伤左派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结构主义没有否定左派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暂时把左派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窠臼解脱出来。正如库兹韦尔所说：“结构主义的产生，至少对它的追随者来说，似乎是提供了一种免受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这两者限制的体面的理智上的出路。它的主要哲学论断--一切社会现实最终可看成是迄今未发觉的共同的心理结构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之一，是使法国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者所潜心研究的、在一定范围来说也是存在主义者所潜心研究的那些政治问题和政治理论中转移出来伊·库兹韦尔：《结构主义时代》，中译本尹大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激进的法国左派阵营不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群体，也是一个激进的政治联盟，而意识形态的危机，必然引起知识分子在社会组织形式方面的分崩离析。不管从哪方面来说，结构主义都是一个恰如其分的精神纽带。这个纽带不再像以苏联为思想背景的左派政治那样严厉，却以它复杂多变的方法论活动，使分裂的知识分子群体获得想象的精神依靠。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法国的思想界已经没有统一性可言，但关于结构的普遍化的想象，却使分裂的集体又获得一种象征性的共同性。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这种看上去纯粹的方法论活动，实际有着相当强烈的意识形态背景。
当然，结构主义是以它的独特而显着的方法论活动而获得人文学科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同。尽管结构主义的本质意义在于打破学科的界限，追求一种总体性的方法论，但试图从总体上阐释结构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理论方法却有相当的困难，因为结构主义在不同的理论实践中其实际意义往往大相径庭。从总体上来看，结构主义是语言学和人类学杂交的产物。索绪尔的语言学构成结构主义理论方法的基础，而雅可布森等人的结构语言学则给结构主义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范例。例如，结构主义之父列维-斯特劳斯就把雅可布森在结构语言学中的研究成果，运用于人类学研究而发生革命性的转变。他指出：“第一，结构语言学从研究有意识的语言现象转到研究语言现象的无意识的底层结构；第二，它不把词看成独立实体，而是把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看成它进行分析的基础；第三，它引用了体系这个概念，‘现代语言学不仅认为语言总是一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而且它表明了具体语音体系并阐明它们的结构’；最后，结构语言学的目的在于发现一些普遍规律，或者归纳法，‘或者用逻辑演绎方法来说明这些规律的绝对性’。”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33页。
结构主义把世界万物都看成是一种结构及其关系，按照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所谓“结构”，即是指各种关系的总和，其中各部分关系都以特定的方式相互联系和作用，任何一项关系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关系项的变化。结构主义者把任何事物看成一个整体，其中包含特定的规则和秩序，结构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就是去建立这种整体和发现内部的结构关系，发现它们的有机联系和相互转换的规则。因此，不难理解，结构主义与过去的人文学科惯用的历史叙述不同，它强调共时性研究。结构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调性是结构主义处理结构的基本观念；而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又是结构主义者处理结构的基本方法。
结构主义是作为存在主义的反动而登上思想舞台的。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存在主义把主体的作用抬到极端的地步，否定了任何客观的存在，并且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立起来，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排斥严格精确的研究方法。因此，结构主义力图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中消除方法论的主观因素。但如果据此认为结构主义是客观唯物论就错了，事实上，结构主义者把结构看成是人类心智的产物，结构是先验的，是人类心灵无意识投射于文化现象的产物，结构的根源就在于先验的“无意识”。结构主义者的努力就是发掘“全部的无意识结构”。正如一位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结构主义是没有思想者的思想。它是以人文科学的形式揭示出它们自己的种种结构的思想，它是使人种学与语言学相联系，使医学与知识考古学相联系的话语。它是一种对历史的阅读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阅读。它也是一种对马克思着作的阅读。这些话语是说出其对象的现实语言的方法本身的作品。这些话语是揭示出其自身的意义，一种神话或一种系统的意义。”欧济阿斯：《结构主义的关键问题》，巴黎，1967年第7页。反对主观化的结构主义实际更具主观化的特征，抽离了历史和主体的结构主义，把繁复的主观认知图式移位到社会组织结构中，这与其说是保证了认知的客观性，不如说最大限度提供了主体认知的可能性，这也就适合了逃离历史和社会的中庸知识分子的心理。激进的社会革命为抽象玄奥的结构所替代，看上去是压制了无限度扩张的主体精神，但实际上也满足了知识分子个体重建知识构型的主体能动性。但不管怎么说，结构主义完全丧失了社会的批判性，过分繁杂的结构也显得枯燥呆板，特别是面对激进主义运动再度掀起高潮，结构主义必然无法支持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信念。
二、后结构主义的历史背景与思想目标
在专业领域内，结构主义的新奇过去不久，传统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对结构主义也不无微辞，特别是在文学理论领域，新批评的遗风依然在大学占据半壁江山。不少人指责结构主义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来处置文学，如语言学、人类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等等，结构主义把各种阐释均放在同等位置，只关注指意的关系及其产生过程，从而完全忽略了作品的真实含义，这实际也取消了文学艺术作品的独特存在，作品只是理论分析的一种原材料，这容易导致先入之见随心所欲阐释作品。结构主义变成一项普遍化的知识运动，它已经明显有教条主义的嫌疑。突破结构主义的呆板、生硬和缺乏社会批判性，这就引发了后结构主义的崛起。后结构主义无疑是以反结构主义为确立自身的理论方法的。结构主义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可转换的语法关系，尽可能把各种要素拼合成一个和谐模式，以此来呈现作品内在关系的丰富性。而后结构主义者致力于发掘文本内部隐含的差异要素，去揭示这些差异性构成文本内部自我颠覆的过程。结构主义者相信系统的知识是可能的；后结构主义则声称，所知的唯是这一知识的不可能性。七十年代，敏感的批评家已经觉察出所谓结构主义阵营已经面临解体，而从结构主义内部分裂出来的后结构主义开始引导新的思想潮流。1976年，希利斯·米勒在描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分歧时说道：
受这些新发展的影响，批评家的阵营已可划出一种清晰的界限，一边是所谓的苏格拉底型、理论型或机敏的（canny）批评家，另一边是阿波罗/狄俄尼索斯型、悲剧型或盲乱的（uncanny）批评家。苏格拉底型的批评家是些耽于幻想的人，自以为随有关语言的科学知识的确凿进展，终可发见文学研究的理发秩序。他们喜欢自称“科学家”，把他们的共同努力纳入术语如“人文科学”的门下……“符号学”及探究开掘辞学术语的一些新作，展示的即是类似努力……
这些批评家大都染上了苏格拉底的嗜好，尼采把它界定为“坚信认为运用逻辑线索，可洞察存在之深不可测渊源……”苏格拉底今天的追随者们相信，通过约定俗成的步骤，给定的事实和可予度量的结果，结构主义批评能成为一种理性和理性化的活动，从而把文学带进“快乐的实证主义”的阳光之中……
与之相反的是我们所谓的“盲乱型”的批评家，虽然同一思想气候熏陶，虽然其着述没有现代语言学同样不复成为可能，他们文字中的“情感”或氛围，却大异其趣……称这些批评家为悲剧型或狄俄尼索斯型，并非指他们的着作放浪形骸或没有理性。譬如，就论证过程而言，没有哪个批评家比德·曼更清醒，更富理性，更具阿波罗气质。德里达批评的特征之一，亦是这种语文学上的“文本阐说”，细致且绵密。但是，德·曼也好，德里达也好，逻辑线索依然伸向漫无逻辑的荒诞区域……或早或晚如入迷宫，砰然碰壁……实际上，逻辑无以为能之际，适是它洞穿文学语言以及语言本身真实性状之时。H·米勒：《斯蒂文森的岩石和作为治疗的批评之二》，原载《佐治亚评论》，30（1976），第335-338页。中文译文转引自乔纳森·卡勒：《论解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扬译，1999年版第13-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