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提案！提案！
自从1980年，我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被当选为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后，我就开始了积极主动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科学咨询的工作。
我到技术科学部工作后不久，就发现当时具有最高科学咨询功能的科学院各学部，却很少为政府提供科学咨询。我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对科学思维在决策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还缺乏一定的认识，想不起来向科学机构咨询；二是各学部本身缺乏咨询意识与参与意识。科学院应该是政府决策的最高科学咨询机构，但长期以来由于忽视对这一功能的使用，造成了咨询功能的退化，各学部基本上是处于消极等待咨询的状态。结果，一方面不主动寻求咨询，一方面不主动提供咨询，所谓最高科学咨询机构就几乎变成了一句空话。
我认为，科学咨询历来在国家决策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美国的国家研究委员会、英国的科学政策顾问委员会和苏联的科学院都扮演着同一重要的角色。二战时期，我在英国就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当时，英国的粮食有很大一部分要依赖船只运进英伦半岛。但是，运输船经常被德军潜艇击沉，这给英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向科学家征询意见。数学家依据数学中的概率原理提出了走船队，重点保护的方案。按这个方案实施后，果然情况出现了极大的好转，大大降低了损失率。他们因此而为英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据说，后来还由此而发展起了一门新兴学科--运筹学。
这种科学成功地影响战争、影响政治的事例在二战时期数不胜数。另一个也发生在英国的更具说服力的事例，就是英国在战时设立的“蒂泽德委员会”。蒂泽德委员会是一个空军防卫科学研究委员会，其宗旨是“研究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科学技术知识以加强目前的防御措施，防止敌人的空袭。”委员会成员除空军部长H·E·维姆伯瑞斯外都是清一色的科学家。主席亨利·蒂泽德爵士是化学家、大学校长。两个最着名的委员A·V·希尔和布莱克特都是卓越的科学家。其中希尔是世界最着名的生理学家之一，1922年曾获诺贝尔奖；布莱克特是物理学家卢瑟福的学生，当时只有37岁，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秘书A·P·罗维是个年轻的科学家，他后来以英国战时研究机构中最着名、最有成就的无线电通讯研究机构的总指挥而闻名于世。蒂泽德委员会被称为是历史上规模最小而效果最大的委员会之一。它在雷达的研究还只处于萌芽状态的时候，就果断地做出了研制雷达的决定，并为推进雷达的研制进程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他们的努力，使得沃森·瓦特的雷达研制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使得英国在后来的大不列颠战争中抵御住了纳粹德国的疯狂空袭。
我深知在当前世界进入高科技发展的时代，科学思维必将在政府决策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是个做一天和尚就想要撞一天钟的人。到技术科学部后，我开始接触到许多涉及到国家各方面发展的问题，强烈的责任心使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而对科学咨询问题的思考则促使我下决心要打破这种僵局。我想，如果我们改变被动等待咨询的态度，主动向政府部门提供信息、提出建议，就可以打破这个僵局。一来能及时地为政府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扩展思路。二来也可以引起政府部门对科研咨询的重视，使他们看到科研咨询的作用，进而唤醒他们主动向科研机构进行咨询的意识。于是，我率先在技术科学部提出了变被动咨询为主动咨询的口号，鼓励科学家结合工作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积极向有关政府部门提供情况，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从那以后，科学咨询很快便在科学院内部形成了风气，各学部都成立了科学咨询委员会，积极主动地向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咨询。
“863”之后，我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科学咨询活动中去。我充分利用参加人大和政协这样一些国家最高政治活动的机会，积极参与提案工作：1988年，我做为全国政协委员，在第七届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应恢复政协中科协专组的意见》，后在会上得到通过，在政协中恢复了文革前的科协组；
1989年，鉴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我与王淦昌共同向国家提出了《开展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此项建议后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并已积极实施；
1989年，在我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我国颜色标准委员会，最终制成了我国国家级的颜色标准样册。其间还为我国国旗制定了法定颜色标准；
1992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我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成立中国工程院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工程界盼望已久的中国工程院遂于1994年正式成立。
1996年，我与四位科学家联名上书，建议国家设立单元分子测控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仅一个星期后，国家科委就做出了在清华大学设立单元分子测控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的决定。
几年来，我主动为政府提供过许多科学咨询，其建议大都被决策部门所采纳。
给自己找“忙”
年纪大以后，我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了。但我虽然名义上休息了，却没有闲赋在家，一直很忙。在我的日程表上，一年到头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难得有点空闲。常常是提前几个月就把时间都早早地安排出去了。紧张时，一个月中间要外出参加三、四个外地会议，从南到北飞好几个来回。
近几年，有许多好心人劝我，说你都是八十多岁的人了，应该多注意身体，外面的会能不参加就别参加了。我说，我只要能跑得动就得到处跑。不到处跑跑，我怎么能了解情况？不到处跑跑，我怎么能更新知识？不了解情况，不更新知识，我就会逐渐在学术上变成个瞎子，那样的话，总有一天我会连话都说不上的！
除了这些需往外地跑的会议外，我在京的时间安排就更紧张了，每天早上翻开日程表，上面总是有许多这样的记录：上午：8点，×××先生约见；
9点，××单位约谈工作；
10点以后，与×××继续谈××问题；
下午：14点参加××会（如会议结束早，可以约××先生来会议处面谈。）
晚上：×先生等五人、×先生、××单位前来拜访。
这些还只是人家提前通知了我，所以在日程上安排了的。除此之外，每天还会有许多没打招呼就直接跑来找我的人。原中顾委委员武衡先生曾在一次会上笑着说：“你们看，王大珩的屁股后面是不是总是跟着一大群人？”大家关心我，就劝我说，你年纪大了身体要紧，该挡架的就挡挡架，不能总是来者不拒，弄得自己都这把年纪了，还吃不好睡不好的。可我想来想去就是不忍心。我想，人家没有重要的事情就不会来找我了，谁来找我之前不是前思后想才进的这个门，我如果能帮人家一把，为什么不尽力去帮呢？我就说，这事啊，怨不得别人，是我自己愿意，是我给自己找“忙”。
但我也有拒绝别人的时候。
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风气，就是利用名人效益做文章。新的科研成果希望能借你的名气来认定；新产品希望能借你的名气打开市场；新公司希望能借你的名气做大生意；还有的人干脆就想借你的名气来创他自己的名气。现如今，市场经济下什么都能开出价了，名气也成了最好的资本，用好了就能创造出无数利润来。
前几年，有个公司提出要请我和何泽慧、彭桓武三位去做顾问。这个公司给的条件很好，说是除了每个月要付给我们每人一笔顾问费外，每年还可以享受一次旅游。我是个认真的人，我想，当顾问虽说不必负太多的责任，但也不能稀里糊涂就答应。我就跑去认真了解这个公司的具体情况。经过了解，我发现这个公司的业务与我们三人的专长根本就不对口。我说这怎么行？人家说没关系。人家的意思很明确，并不指望我们这三个老家伙做什么事情，要的只是我们头顶上这个着名科学家的名。我一听是这样，当时就毫不迟疑地把这个顾问给辞掉了。我说，一来你们的事我做不了，我不能空担这个虚名；二来我也不想把我的名借出去给人家用，虽说不值什么，但毕竟是我自己的。我不仅自己推却了这个顾问，还去找何泽慧和彭桓武，告诉他们说，你们都不要去了，那个公司的业务与我们不对口，我们去只能空担个虚名，一点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结果，他们都赞成我的意见，我们谁也没答应当那个顾问。
另外，还常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科研成果也常来请我参加鉴定会。在这个事情上我把握住一条，就是与自己的专业没有关系的一律回绝。有个公司出了一种新产品，托人请我主持鉴定，一直托到我的妹妹头上。我妹妹来找我，说人家说了，你要是能出面主持鉴定，人家那边就让科委主任出来坐陪。我说，笑话，这不是谁出来坐陪的事。我又不是干这个的，我有什么权力主持这样一个产品鉴定！对那些与我的专业有关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我也把握住一条，就是只要参加的就一定要说实话。我认为对科研成果进行评价，就应该一是一，二是二，绝不能顺人情说好话。在科学面前，再大的名气都是毫无用处的，科学是一个自我校正系统，任何错误在其中都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只能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但是，现在常有一些质量不高的科研成果鉴定会令我十分为难。有一次，我参加一项科研成果鉴定会，虽然对结果不满意，但我得知这是很多科研人员没日没夜的干了很长时间才搞出来的成果，实在不忍心太伤害他们这些付出了许多心血的人。在两难之中，我不得已耍了个“滑头”，在鉴定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评语：经过实验，数据可信。我的意思是说，这些数据是他们在实验中得出来的，因此是可信的，但可信的不一定没有问题，不一定都是对的呀。
她的名字顾又芬
我的妻子名叫顾又芬。她是上海人，与我相识之前，她是上海医学院的儿科医生。她和我一样，也是在全国解放前由地下党安排从国统区奔赴东北解放区的进步知识分子。当时，我在大连大学工学院，她在大连大学医学院，我们就这样相识了。
顾又芬有一双温和的眼睛。从相识的第一天起，那双眼睛里的温和与宁静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我们都是热血青年，都追求进步，因此我们之间有很多的共同语言。我们又都是从上海来，都是单身，这又使我们相互之间很容易勾通。只是没有很多的浪漫和情调，因为我们各自都很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