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参加过很多次这一类的研讨会。每参加一次会议，我的心中都会平添几分焦灼，增加几分沉重。到了1986年，世界上关于“星球大战”的话题已经沸沸扬扬地炒了整整三年了。三年间，特别是刚刚过去的1985年中，整个世界几乎都行动起来了。各种各样符合或针对“星球大战”的对策、计划纷纷出台：日本首先出台了“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西欧17国联合签署了“尤里卡”计划；苏联及东欧集团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南朝鲜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有这么多国家争先恐后地相继出台科技发展战略大举措，这在世界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当时间已经走到了1986年的时候，中国仍然还是围绕着“我们怎么办？”这个最简单的问题打转转，能不叫人心里着急吗？
给邓小平写信
1986年初，我参加了一个有关方面组织的对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研讨会。在这次会上，我的发言有些激动。我说，我认为这是一次世界性的高科技发展机会，我们中国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积极参与世界性的高科技领域竞争。我说，我们没有时间再这样拖延下去了。我们不能延误时机，应该尽早出台相应的决策！
开完会回到家后，我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所看到的资料表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正在逐步推行。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基沃思对“星球大战”计划的进展表示满意。据基沃思透露，目前美国已有可能解决助推段反导弹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沃斯讲话不到半个月之后，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在260公里高空，2·8万公里时速条件下首次接受了陆基激光的反射镜试验，并获得了成功。另外，据英国报刊报道，英国以史密斯教授为首的20多名科学家在研究光计算机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英国政府迟迟未向其提供研究经费。美国防部获此信息后，立即从“星球大战”计划经费中拨出15万美元，提供给史密斯。若美国获得此项成果，将对“星球大战”计划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些消息使我焦躁，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越来越紧地攫住了我的心。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必须做点什么。
就在这天晚上，我国着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先生来到了我家。
陈芳允是一位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的科学家。他长期从事航天地面测量系统的研究和设计工作，曾主持试验通讯卫星和微波测控系统的研究，对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白天的会议，陈芳允也参加了。听过他的发言后，我发现陈芳允的见解与我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共同点是，我们都认为，虽然我国的经济实力目前还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争取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原来，陈芳允也和我一样，开完会后心情仍然焦急难耐，就跑来找我商量办法来了。我们二人谈得很投机。我和他都是“两弹一星”的元老，都曾亲身经历过核武器从“一点没有”到“有一点”的过程。对“一点没有”和“有一点”大不一样的经验都有着切身的体会。我们回忆说，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我们的国力还不如现在雄厚。但我们硬是咬着牙搞出来了，人家就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看待，就不得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让我们占据一席之地。现在我国虽然还很落后，但比当年毕竟好得多了。如果这一步不跟上，我们就有可能被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彻底抛弃。我们认为，国家与小家一样，都要精打细算地过日子，都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不得不花的。涉及到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而且必须要花！没钱我们突出重点项目行不行？我们制定有限目标行不行？没钱我们少买豪华矫车行不行？我们不坐进口汽车，坐我们自己的国产车行不行？……
那个晚上，我们谈了很久，也谈得很激动。临走时，陈芳允问我“能不能写个东西，把我们的想法向上反映反映？”
我说：“对，应该让国家领导了解我们的想法，争取为国家决策提供帮助！”我突然明白自己应该做什么了。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动手写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因为这件事在我的心中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了，所以这个建议很快就写完了。建议写完后，我除了和陈芳允商量外，又找到了担任着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的王淦昌和担任着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家墀两位先生，请他们一起帮助斟酌。
建议是写完了，但是应该报给谁呢？我想，应该送给邓小平同志。以小平同志的政治家胆略和魄力，最有可能引起重视并做出迅速决断。于是，我给小平同志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敬爱的小平、耀邦、紫阳同志：首先向您们致敬！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家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
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王淦昌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
杨家墀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
王大珩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
王大珩敬上
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信是写好了，但通过什么途径送上去呢？按常规，这个建议应该先上报科学院，再由科学院酌情逐级上报。但这样做显然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而且还不知道最终是否会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当时，我的内心十分焦虑。我想，我不能再等下去了，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和我们的国情也不允许我们再等待下去了。我必须想办法把这个建议尽快送到小平同志的手中。为此，我很堂突地冒然找到小平同志的一位亲属，请求他向小平同志直接递交我们的这封信。
中国“863”
1986年3月3日，这封信顺利地送达小平同志手中。
3月5日，看过我们四位老科学家联名签署的《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之后，邓小平当即作出批示：
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小平同志批示下达之后，国务院立刻会同有关部、委、院、所，组织了几百名专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论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我国的《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
1986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发出了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纲要》的通知。至此，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诸于世。
这个计划根据我们提出的建议，采取了制定有限项目实行重点突破的方针，重点选择那些对国力影响大的战略性项目，强调项目的预研先导性、储备性和带动性，并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实行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原则。这是一个跟踪国际水平、缩小国内外科学技术水平的差距、在有优势的高技术领域创新、解决国民经济急需重大科技问题的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由于促成这个计划的《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进行的，这个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名字“863”一下就叫响了。
举世瞩目的“863计划”就这样诞生了。
十年后，1996年3月21日，北京的一家报纸在头板醒目位置这样向人们介绍着硕果累累的“863”：“863”使美国麦道公司与我们合作生产飞机机头；
“863”使15000多种军工产品转为民用，增加产值上百亿元；
“863”使卫星覆盖率达国土的80%以上，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大大提高；
“863”使每位国民多得口粮25公斤；
“863”使中国人拥有“工业领先”的企业；
“863”使每个新生儿对乙型肝炎免疫；
“863”使共和国拥有向世界科技前沿冲击的队伍；
“863”在“九五”期间的实施将强有力地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到2010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从1994年的8·3%增长到25%……
这就是“863”！
显然，这家报纸是想用直观的例子和更接近老百姓生活的描述来说明“863”。其实，“863”何止如此！
至1995年底，“863计划”囊括的7个高技术领域中所选定的2800多个课题，已有1398项（占49·9%）完成并取得了成果鉴定。其中：550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占39·3%）；475项已进入应用领域（占33·9%）；133项已转化为产品（占9·5%）。在参加“863计划”的3万人次科研人员中：有数百人被培养成为决策层次的专家，其中数十人已被接受为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同时还培养出博士后207人；博士1490人；硕士3868人。
这些，也许还不是“863”的全部。最重要的是，“863”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了世界高科技竞争的起跑线上，她再一次点燃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她必将照亮我们中国人做了几代的强国之梦！
每当谈到我们这些人对“863计划”所起的作用时，我总喜欢重复这句话：“我们只是起到了一点催化剂的作用。”催化剂又称“触媒”，是一种为改变化学反应速度而加入的一种物质。但催化剂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是有条件的。催化剂具有选择性，它只能使某一反应或某一类型的反应加速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再有效的社会催化剂在短见的政治家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应该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幸遇到了邓小平，遇到了这个必将大写在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政治家。于是，科学思维与政治思维才有可能在同一个契合点上碰撞出火花，于是才有可能产生必将对我们国家长远发展带来重要影响的“863”计划。我始终这样认为，拥有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