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立刻把成功的消息打电报告诉契诃夫，可是因为地址不清，对方没有收到电报。契诃夫以为戏一定遭到惨败，伤心地说：“看来是失败了，不过对我总归都是一样，我要摒弃剧场，永远不再给它写戏。”
回到尼斯，他知道了《三姐妹》演出的详细情况，心情才平静下来。
不久，《三姐妹》到彼得堡巡回演出。从第一天起，场场票都被首都观众抢购一空。高尔基看了演出后给契诃夫写信说道：“《三姐妹》演得好极啦！比《万尼亚舅舅》还好。这是音乐，不是演戏。”
契诃夫看完演出，感到很满意，对朋友说：“我的《三姐妹》演得很好，出色极了。演得远比原来写的好。”
《三姐妹》以其优美的整体和精巧的导演设计，成为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最佳剧目。
17
19世纪90年代初期，俄国社会骚乱和正在酝酿中的革命，很自然地反映到作为社会情绪晴雨表的剧院工作中去。这时艺术剧院上演的剧目和工作方针出现了新的路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称之为“社会政治路线”。
艺术剧院于1900年秋季，上演易卜生的剧本《斯多克芒医生》（原名《国民公敌》），就是这种方向的萌芽。
《斯多克芒医生》的内容是这样的：正直善良的医生斯多克芒，发现了疗养区矿泉中含有传染病菌。他不顾浴场主们的威逼利诱，坚持要改建泉水浴场，因而触犯了浴场主们和政府官员的利益。那一伙人同舆论界勾结起来，宣布斯多克芒为“国民公敌”。剧本塑造了斯多克芒这位性格倔强、孤军奋战的知识分子形象，是问题剧的代表作。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这个剧中扮演斯多克芒医生。他说，斯多克芒在他的剧目中，是为数不多的称心惬意的角色之一。这个艺术形象以其内在力量和魅力令人神往。
初读剧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马上就理解了这个人物，并生活在这个剧中。第一次排演时，他马上就把角色演出来了。显然，所有为完成创作所必要的准备工作，内心素材的储备，以及对同角色相类似的生活感受的回忆，等等，都是生活本身早已为他安排好了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导演工作和表演工作的出发点，他的角色，都遵循着直觉和感情的路线。而剧本、角色和演出，却获得了另一种方向，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也就是社会政治的意义和色彩。
斯多克芒对真理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吸引到剧本和角色中去了。在这个角色里，他很容易就戴上了一副玫瑰色的天真轻信的眼镜，通过它去观察周围的人，相信他们，真挚地爱他们。当他的那些所谓朋友心灵里的肮脏东西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容易就体会到这个人物的那种困惑不解的心情。当医生恍然大悟的瞬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感到害怕，不知是为医生，还是为他自己。这时他与角色已经融为一体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清楚地理解到，斯多克芒是怎样随着每一幕戏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孤立了。到全剧结尾，他变成孤家寡人时，最后那句台词——“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是最孤立的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了。
从直觉出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自然地、本能地达到了内部形象，抓到了角色的所有特征和细节：像孩子般天真，对人类缺点一无所知，充满青春的朝气，同亲人的深厚感情，乐观、幽默、喜娱乐，善交际。总之，这个人物的性格魅力，能使所有同他接触的人都变得更加纯洁和美好……
从直觉出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达到了外部形象，它是从内部形象自然而然引伸出来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只要一想到斯多克芒的思想和疑虑，就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他那近视的特征，身体向前倾的姿势，匆匆忙忙的步态；眼睛轻信地注视着同他交谈的对象的心灵，为了加强说服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食指和中指自然而然地伸了出去，仿佛硬要把他的情感、话语和思想塞进交谈者的心灵里去似的。这一切习惯动作都是本能地、不知不觉地涌现出来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出于偶然，找到它的来源了：在斯多克芒这个角色已经创造出来几年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柏林遇到一个以前在维也纳疗养院结识的学者，从他身上找到了演斯多克芒时的手指姿势。很可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了这种活生生的榜样。他还碰到一位俄国著名音乐家、评论家，从这个人身上学到了斯多克芒式的跺脚。
甚至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采取了斯多克芒的外部举止姿态，他心里便会涌现出曾产生过这些举止姿态的情感和感觉。角色的形象和情感有机地变成他自己的东西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感情变成为斯多克芒的感情了。这时他体验到作为演员所能体验到的最大愉快，那就是在舞台上说出别人的思想，使自己从属于别人的情感，把别人的动作当做自己的动作去做。
在第四幕公开讲演那场戏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群众大声喊道：“咱们是畜生，咱们都是畜生！”他是由衷地喊出这句话的，因为他已经站在斯多克芒的立场上了。他以说出这句话感到愉快，还意识到那些喜爱斯多克芒的观众为他而焦虑不安，对他的缺乏机智很是着急生气，认为他会徒劳无益地激怒那群像野兽般的敌人来反对自己——所有这种感觉也都是愉快的。
身兼演员与导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了解这种使剧中人遭到毁灭的真诚所具有的舞台效果，以及他的正直精神的感染力。
斯多克芒这个艺术形象在莫斯科，特别是在彼得堡，已经家喻户晓。这是因为那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代，社会上的反抗情绪非常强烈，人们期待着那些能够大胆、坦率地向政府说话的英雄。需要有革命的剧本，而《斯多克芒医生》就是这样的剧本。
人们喜爱这个剧本。尽管主人公本身有其弱点，但他终究敢于提出抗议，大胆说出了真理。这就足已使他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英雄了。
1901年3月4日，彼得堡喀山大教堂广场上，大学生举行抗议沙皇政府的示威游行，遭到残酷镇压。许多学生被打伤，一大批游行参加者被逮捕、遭流放。
当天晚上，莫斯科艺术剧院正好在彼得堡巡回演出《斯多克芒医生》。观众都是知识分子。由于白天发生的惨案，使他们非常容易激动。当斯多克芒收拾被捣毁的房间，看到前一天出席大会时穿的那条裤子上有一个大口子时，便对妻子说：“一个人出去争取自由和真理时，可千万别穿新裤子！”
敏感的观众立刻把这句台词，同当天在喀山广场上发生的流血事件联系起来。斯多克芒这句话一说完，便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演出不得不停下来。舞台很低，成百只手伸到斯多克芒—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面前，和他一一握手，有几个年轻人干脆跳到台上拥抱他。演员与观众达到了融合……
从1902年开始，艺术剧院演出了高尔基的《小市民》和《在底层》这类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剧目。
18
契诃夫和克尼碧尔结婚后，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关系更加亲密了，他成了剧院的股东之一。
1902年4月，克尼碧尔在彼得堡巡回演出时，突然患腹膜炎。病势凶猛，急救车把她送进了医院，医生说必须动手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拍电报给契诃夫，不过未把真实情况完全告诉他，怕他一着急也会病倒的。即便这样，契诃夫仍然十分担心，一连拍来几封不安的、关切的电报。他的心早已飞到了彼得堡，无奈气候仍很寒冷，医生不允许他去北方。
克尼碧尔在彼得堡做了手术后，剧院派人将她送到雅尔达休养。但因手术没有做好，刚到雅尔达，她的病又复发了。契诃夫像一个最温柔体贴的护士一样，昼夜照料病人。
契诃夫向往莫斯科，天气一暖，虽然病人还未完全恢复，他便带着她一块去莫斯科了。由于旅途劳累，克尼碧尔在抵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再次病倒，这一回比前两次都要厉害得多，她甚至绝望地想到了死。契诃夫在医院守护着她。艺术剧院全体成员也都来轮流值班，与其说是为了病人，倒不如说是为了契诃夫，有他们在旁边可以给他增添勇气和力量。
契诃夫住在克尼碧尔病房隔壁的一间屋里，剧院的艺术家们经常在这里陪伴他。当克尼碧尔的病情危急时，大伙儿就聚集在一起，商量办法……
有一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吉拉罗夫斯基在医院门口吸烟（在契诃夫的房间不能吸烟）。当他俩谈到一个年轻的生命可能就会结束时，那位“吉拉伊大叔”激动地哭了起来，跑到大街对面的一家酒店里，喝了一大瓶酒，然后跳上一辆停在路边的马车，给了车夫3个卢布，让他驾着马车在街上跑……
克尼碧尔度过了危险期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剧院成员同契诃夫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剧院在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新落成的剧场。由于契诃夫不能离开病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便把新剧场的平面图拿来给他看。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夸口说自己会打针，于是契诃夫请他给自己注射砒素。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只会使用新的锋利的针头，这次他拿到的却是一根用过的旧针。他把针往契诃夫的背上扎，可是发钝的针头怎么也扎不进去。他心慌了，为了证实自己会注射，不得不使劲地扎。契诃夫一动不动地咳嗽了几声，显然，针把他扎疼了。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时茫然不知所措，竭力要摆脱僵局。于是他拿出演员的本领，完成了这个注射过程：他将针头紧压在皮肤上，把注射器往旁边歪斜些，造成针已经打了进去的感觉。其实他将全部药水都放掉了。这就算结束了注射。当他狼狈地收拾注射器时，契诃夫带着和蔼可亲的微笑对他说：“挺好，谢谢您！”
从此以后，契诃夫再没有请这位大导演兼大演员注射了。
克尼碧尔的病情，直到6月底才逐渐有所好转。在她患病的几个月里，契诃夫筋疲力尽，衰弱不堪。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便把留比莫夫卡别墅借给他，让他和妻子到那里避暑和休养。
这时酷暑降临，演员们都各奔东西了，只有最忠于契诃夫的维希涅夫斯基留了下来，同契诃夫夫妇以及一名女护士到留比莫夫卡去。他们在那儿住了一个月。
契诃夫非常喜欢留比莫夫卡的美丽风光，几乎整天都手持鱼竿坐在碧波粼粼的池塘边。他说：“这才是应该建筑别墅的地方！同雅尔达相比，这里是那样自由辽阔，一望无垠。”
这时，契诃夫的宿疾——肺病加重，而他的精神却异常高昂。在留比莫夫卡的短短一个月里，他为自己的最后一部杰作——剧本《樱桃园》搜集了许多创作素材。
契诃夫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哥谢尔盖成了好友。谢尔盖家有一个英国籍的家庭女教师。这个女人身材瘦小，拖着两条小姑娘似的长辫子，穿一身男装，让人很难分辨出她是男还是女，是大人还是小孩。她同契诃夫交上了朋友，每天见面，两人都要瞎扯一通。契诃夫胡诌自己原是土耳其人，在那儿还有房产呢。他这就要回故乡当领主啦。并说，到那时就写信给她，把她接去。这位小巧的英国女教师一高兴竟坐到契诃夫的肩膀上，取下他的帽子，按着他的脑袋向人们行礼。她用小丑的滑稽腔调说着蹩脚的俄语：“侬（您）好！”
这个怪女人，就成了契诃夫后来的剧本《樱桃园》里家庭女教师夏洛达的原型。
《樱桃园》里的管家叶匹霍多夫是根据生活中许多人塑造的，但基本特征取自留比莫夫卡别墅中一个服侍契诃夫的仆人叶果尔。契诃夫常常同他聊天。一次，他劝叶果尔说：“你不要当仆人了，这种工作不好。你应当再学文化。”
叶果尔在契诃夫的鼓励下，辞去仆人的差事，立志学法语。契诃夫为此十分高兴。
剧本中那个“永恒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也是根据当时住在留比莫夫卡的年轻人为模特的。
留比莫夫卡有个出色的牧童，能用笛子吹出非常动听的乐曲，使契诃夫陶醉。
第二年夏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去留比莫夫卡度假时，特地把牧童吹奏的曲子灌下音来，送给契诃夫。契诃夫非常高兴地收下这件别致的礼物。
19
1902年，可以载入艺术剧院历史上的一件隆重的大事，就是那坐落在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舞台技术方面最先进最完善的新剧场的落成。
莫洛佐夫是剧院的热心股东，早就向剧院两位领导人提出把舞台灯光管理工作委托给他的请求。他将全部休息时间用来搞舞台照明的试验，把自己的寓所和花园当成实验室。莫洛佐夫身穿工作服和工人一起干活，他的电学知识使专家们都深为惊讶。这样他就理所应当地成了剧院灯光方面的主管人。
车市街“爱尔米塔日”剧场的简陋设备，使莫洛佐夫担负的工作是十分艰难而繁重的。
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提出要租赁一个新院址时，莫洛佐夫以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对艺术的无限热爱，一口答应由他来承担全部资金，建设一个新剧场——把卡梅尔格尔斯基大街那座古老的欧芒剧院，改建成最新式的现代化的剧场。
那年夏天，莫洛佐夫放弃休假，在酷暑中住在工地，风尘仆仆，不辞辛苦地亲自监督工程。
莫洛佐夫不仅出资，而且在技术问题上也绞尽脑汁，因为在这方面他也是个专家。他主张剧院里的装饰图案不用鲜艳的金色的花纹，以免观众的眼睛感到疲劳，还可以让光彩色泽的效果全部集中到布景上。
舞台是个转台，台下有一个能转的底台。舞台上装有一块活动地板，可用电升降，能营造河流或山谷，也可营造山岩、平台等。
新剧场落成之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给莫洛佐夫写去一封贺信：
“在我的生活里和我们剧院的历史中，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如此长久无法实现的幻想终于实现了，对您的美好感情也达到了最强烈的地步。
我们俄国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不觉得羞涩，并说出在其他时候坚决不肯表露的话。
我不认为自己有权感谢您为我们剧院作出的无数牺牲，您作为真正的艺术保护人把牺牲献给了社会和艺术。我只希望您能够理解，我关心并敬佩您在我们剧院的卓越活动。
我们这项在许多人的嘲笑中开始的事业里，您是最早参加者中的一个。您曾说：‘我赞成新剧院的宗旨，虽然我不很相信它有实现的可能。’
从创业初期，您就献身于艰巨的筹备工作，您在工作中表现出丰富的实际经验和行政才能，这是我们演员们所缺乏的。
我还记得您那全神贯注地关心《沙皇费多尔》演出时的面容。您似乎第一次相信那个使您产生好感的宗旨有可能实现。这次演出以后，您更加关心照料剧院的活动，而且经历了每一个危及事业的关键时刻。您在对待那些涉及艺术剧院的问题时所表现出的热情，最好地证实了您对自己热爱的事业的亲密关系。
在我们剧院的紧要关头，整个企业受到倒闭威胁的时候，您把沉重的担子扛到自己的肩头，使剧院恢复了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