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巨大成功。演出结束，观众聚集在剧场门口。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拿着雨伞走出来，一群中学生立刻一拥而上把他抬起，要把他抬回旅馆。由于他身躯魁梧，孩子们只抬起了他的一条腿，他不得不用另一条腿跳着。学生们拖着他往前走。他想跟他们谈判一下，但小伙子们不断大声欢呼“乌拉”，什么也听不见。他的伞也不知丢在哪儿了，大雨把他浇成个落汤鸡……莉琳娜在后面着急地追赶，生怕他被摔坏。快到旅馆门口，那群鲁莽的学生没有力气了，才把他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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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瓦斯托波尔演出结束，剧院全体成员乘船奔赴雅尔达。那里码头上已经聚集着一群身穿节日盛装、手拿鲜艳花束的人们。
演员们刚刚在旅馆里安顿下来，就见他们的伙伴维希涅夫斯基三步并作两步地跑来，兴奋地大声喊道：“我见到高尔基啦！妙极了！他答应给咱们写剧本，虽然他还没见到咱们……”
第二天清早，艺术剧院全体成员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拜访契诃夫。契诃夫精神饱满，带着他那永不消逝的微笑迎接艺术家们。
在契诃夫家里，几乎聚集了俄国文艺界的全部代表人物。他们仿佛事先商量好、专门赶到雅尔达来观赏艺术剧院的表演似的。在这里的知名作家有高尔基、布宁、库普林，还有演员、音乐家。当时年纪虽轻却已崭露头角的音乐才子拉赫玛尼诺夫，也是契诃夫家的座上客。
客厅里有一张总是摆好碗盘的餐桌，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一桌吃完，又摆出一桌。玛丽雅忙得不可开交，作为未来主妇的克尼碧尔立刻卷起袖子，敏捷地帮助玛丽雅准备茶点，招待客人。
在客厅的一角，正进行着关于文学问题的争论。花园里，一群人像孩子似地，比赛看谁把石子掷得最远。而那边，布宁津津有味地说什么，契诃夫在旁边笑着——布宁最善于让契诃夫开怀大笑。
刚刚驰名全国的文坛新人高尔基，则吸引了另外一大群人。他坐在阳台上，穿着一件浅色衬衫，腰上扎着皮带，说他是个作家，不如说更像个水手。他以罕见的魅力迷住了人们。他那不同一般的手势、姿态，伏尔加一带的口音，兴奋时摇晃的拳头，孩子般稚气的微笑，都显露出他心灵的纯洁和美丽。他正在狂放不羁地讲自己沿着俄罗斯漫游的经历。他的故事曲折，词汇丰富，引人入胜，人们都听呆了。
高尔基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第一次相识。他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的请求，答应为剧院写一个剧本。
雅尔达剧场的售票处，每天都挤满人，上座率很高。艺术剧院受到当地人的好评。然而使契诃夫伤透脑筋的是每场演出完毕，他必须应观众要求到台前谢幕，这是他最害怕的场面。后来，他索性在戏未演完就悄悄溜走，好逃避那难堪的谢幕。
有一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到契诃夫家，见他情绪激动，烦躁不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原来契诃夫的母亲听说她的安托沙的剧本非常成功，所以一定要亲自去剧场看看。老太太认为这是一件隆重的事，从大清早起就忙乎起来，翻箱倒柜，找出一件古色古香的绸衣裳，准备晚上穿着它去剧场。契诃夫知道后大吃一惊。他想，儿子写了剧本，演出时，母亲穿着绸衣裳坐在包厢里，并朝着上台向观众鞠躬的儿子鼓掌，这幅自作多情的画面使他简直受不了。
艺术剧院在雅尔达演出结束那天，举行了一个文学晚会，为契诃夫创办的肺病疗养院募集资金。
最后，艺术剧院全体成员在雅尔达的女歌唱家达达林诺娃家宽敞的屋顶露台上，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结束了在这座海滨城市的滞留。
4月23日，艺术剧院告别了契诃夫和雅尔达观众，回莫斯科了。临行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代表剧院送给契诃夫三枝棕榈叶，枝上缠着绯红的波纹绢带，带上写着：“送给安·巴·契诃夫，俄罗斯现实的深刻说明者。”
玛丽雅不顾哥哥的反对，把棕榈叶挂在客厅的墙上。
艺术剧院还把《万尼亚舅舅》中的两件道具——秋千和长椅，留在契诃夫的花园里，作为纪念。这些珍贵的物品时刻把契诃夫带进幸福的回忆中，使他想起那段欢畅的日子，也可以说，那是他在雅尔达孤独岁月中的黄金时代。
为了酬谢艺术剧院的远道来访，契诃夫和高尔基答应为剧院各写一部剧本，这就是后来的《三姐妹》和《在底层》。
在给维希涅夫斯基的信里，契诃夫意味深长地写道：“感谢上苍，我在生活的海洋里漂游，最后总算遇到了艺术剧院这样的仙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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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了莫斯科艺术剧院之后，契诃夫于1900年夏秋之际，开始动手创作那部他答应专为艺术剧院写的剧本。
在写作时，他考虑到剧院每一个演员的特点和个性。他给维希涅夫斯基写信说：“我为您准备了一个中学学监的角色，是三个姐妹当中的一个丈夫。”
他又给克尼碧尔用开玩笑的口气写道：“啊，你在剧中将担任一个多么好的角色啊！如果你给10个卢布就可以得到它，不然我就给别的演员啦……”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不断给契诃夫写信，恳求他尽快把剧本写好。他们说，自从《海鸥》和《万尼亚舅舅》获得了成功，剧院没有契诃夫的剧本就维持不下去了。他们甚至向契诃夫喊出“救救剧院”的呼声。
“我们的命运已经操纵在契诃夫的手里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
丹钦柯则公开恳求契诃夫：“加一把劲儿写剧本吧……不要读报，我发现报纸会毁坏一个人对工作的欲望。”
契诃夫于1904年病逝后，艺术剧院的两位领导人，为自己当年这样无情地催逼一位如此伟大的作家，而感到深深的内疚和懊悔。
契诃夫的心情也是急切的。他想一口气写下去，可是力不从心，疾病和客人干扰，经常影响他的工作。他觉得这个剧本比以往任何一部都难写。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在两个多月之内，终于完成了作品。他说，一个作家最快乐的时刻，就是誊写定稿的时刻。
剧中的主人公是三位聪明善良的姐妹。她们渴望幸福，愿意奋不顾身地劳动，可是恶势力从四面八方向她们袭来。第一幕，小妹妹伊琳娜的命名日宴会，这天也是她们的父亲逝世一周年的日子。父亲生前是位将军，前来参加宴会的都是军官。春天，阳光普照大地，充满欢乐气氛。第二幕，她们的嫂子娜达莎成了家中的主人，庸俗势力取得了主宰地位。在娜达莎的王国里，节日、欢乐和光明，全都被窒息了。第三幕，邻街失火，满街火光，火警声，消防车声，一片混乱。庸俗势力猖獗。第四幕，秋天，一切幻梦都破灭了，恶势力取胜。三姐妹虽然孤单、悲伤，但没有失去最主要的东西——对生活、对未来的信心。
剧中的娜达莎塑造得很成功。作家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在他笔下如同在生活里一样真实。当娜达莎以未婚妻身份第一次出场时，身穿粉红连衣裙，腰间系着一条绿色带子。大姐奥莉加一见十分惊讶，低声说：“你怎么系条绿腰带？”而娜达莎根本不能理解，反问：“难道这不吉利吗？”作者用一条腰带画龙点睛般地点出了娜达莎的小市民习气。到第三幕，娜达莎已是家中的主妇。她蛮横地要赶走家里那个八十高龄的老奶妈。请看她同奥莉加的对话：
娜达莎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还留着这个老婆子！
奥莉加（吃惊） 对不起，我也不明白……她跟了我们三十年了。
娜达莎 可是她现在不能干活了啊！不是我不理解你，就是你不想理解我。她不能干活，只会睡觉和坐着呀。
奥莉加 那就让她坐着好了。
娜达莎（惊讶） 怎能让她坐着呢？她是个佣人哪！（含泪）我不理解你，奥莉加，找有一个保姆，一个奶妈，咱们家还有一个女仆，一个厨子……这个老婆
子有什么用？有什么用？
娜达莎的确不能理解，她那狭小浅薄的心胸又怎能懂得人的高尚感情呢，莫怪她苦恼得流出了眼泪。她的感情越真实，就越引起人们的憎恶。
娜达莎这一形象是契诃夫的得意之作。再加上后来经过它的扮演者莉琳娜的艺术创造，这个形象在舞台上具有独特的魅力。
契诃夫给艺术剧院先寄来这个剧本的第一幕，当时剧名还未定下来。随后又寄来二、三两幕。10月底，他到莫斯科，亲自将第四幕送到剧院，这时他才给剧本定名为《三姐妹》。
剧院举行了一次请作者参加的剧本朗诵会，在朗诵之前先请作者给予指示，可是契诃夫难为情地说：“我都写在剧本上了。”
朗诵完毕，演员谈感想。从大家的发言中，契诃夫发现自己的剧本没有被人理解。他失望地悄悄离开了会场。
戏开排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柯尽量利用作者在莫斯科的机会，竭力想搞清剧本中需要弄懂的地方。然而和往常一样，契诃夫的答复总是寥寥数语。他只反复强调：“要真实，要朴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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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姐妹》的总排尚未开始，契诃夫就因病必须离开莫斯科，到法国尼斯过冬了。他远在异国他乡，却无时无刻不惦念着正进行排演的戏。一封封信笺寄到剧院，对各幕各场的安排处理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写信给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您写道，在第二幕里，娜达莎夜晚到各间房子巡视。吹灭灯火，并在家具下找到小偷。可是我觉得让她举着蜡烛，顺一条直线走过舞台，什么也不看，像麦克白夫人一样倒更好些。这样更简练，更可怕。”
克尼碧尔在《三姐妹》中扮演二姐玛莎，这是一个婚姻不如意，但又无法摆脱不幸命运的少妇。契诃夫在给克尼碧尔的信中嘱咐她：“啊，注意！在任何一幕里，都别做出悲伤的表情。生气的样子可以，但别悲伤。凡是很久以来就满腔悲苦而又习惯了这种悲苦的人，反而吹口哨，常常发呆。所以你在舞台上在谈话当中，也应当常常陷入沉思，明白吗？”
契诃夫不时从国外寄来短笺，提出在某一场戏、某一句对白后添一句什么话之类。
又一次，契诃夫从尼斯寄来的信中提出，把第四幕里安德烈（三姐妹的哥哥）的一段长达两页的精彩独白删掉，用三个俄文词Жé…… есть Жена（太太不过是太太呗）来代替。
安德烈原来的台词，尖锐地抨击了当时俄国上层社会妇女的浅薄和庸俗。大概契诃夫觉得，对这类俗物难道值得浪费笔墨吗，所以他把整段台词勾掉，换成一个短句，变得既简洁又含蓄，并恰到好处地道出了安德烈那种千头万绪无从说起的复杂心情。把长达两页的台词提炼成三个字，并能概括原来的内容。也就是说，在这三个字的背后，有一段内容丰富而深刻的潜台词，这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是非常典型的。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执导《三姐妹》的剧本主题思想是，当代俄国知识分子中两种敌对势力的冲突。尽管庸俗势力在表面上得到了胜利，但道德的胜利，却还是属于反庸俗势力的三姐妹和军官韦世宁这些正直善良的人们！
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导演本里，明确地强调了剧本的乐观因素：契诃夫剧中的主人公与黑暗的现实生活相对立的理想。
三姐妹和韦世宁们，极力要摆脱日常生活势力，极力要冲出庸俗的王国。此种渴望构成了演出的行动轴心，而这轴心贯串着演出的全部因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导演总谱里，勾画出了演出的贯串行动。
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在契诃夫的主人公周围凝聚着沉重的、窒息人的生活气氛，甚至在最细微的生活小节上都是如此，使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啦！”因而不可避免地就发生了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可是这种冲突只有当被它卷入的人都成为反抗的力量时才会变得真正积极有效。同演员进行排演时的主要困难也就在于此。然而，在那些对周围的庸俗势力不但不进行公开斗争反而退却，那些只一味痛苦、愁闷、毫无作为的人身上，如何去揭示那种积极的因素呢？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回忆说，在排演中并不是一下子就做到这一点的：“演员们工作得很起劲，因此非常快就把剧本排演得一切都清楚、明了、正确了。可是尽管如此，剧本仍旧没有演出来，没有演活，显得枯燥冗长。它缺少点什么呢？……来到排演场，用心排练，失望，各自回家。第二天又照样重复一遍，然而毫无起色。”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接着写道，正确地处理是在某次排练中被他“突然”找到的，一直到那个时候，“契诃夫的人物才活了起来。”他发现，“原来，他们根本不是一味沉溺于自己的苦闷，正相反，他们寻求愉快、欢笑、爽朗的心情；他们希望生活，而不是混日子。我感到像这样来看待契诃夫的人物是正确的，因而我直觉地懂得了应该怎么去做。”
《三姐妹》的“最高任务”，就是这样经过长久而痛苦的过程才找到的。而演出开始获得充分的生命力，只是当它的“最高任务”得到最后确定的时候。
艺术剧院在排演契诃夫这出戏的过程中，实现了剧作家曾提出的要求：“演得太多了，应当一切都同在生活中一样。”
在排演中找到了实现这一要求的正确途径，找到了揭示“最高任务”和“贯串行动”的途径，使演员们能够真正进入契诃夫人物的生活中。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剧中扮演韦世宁，这是一位梦想家，崇高、严谨和纯正。对光辉未来的憧憬，使他能支撑并忍受恶劣的环境和他个人的失败与不幸。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的这个角色，赋有了甚至比原作中的人物更高的精神力量。
在创造韦世宁这个形象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把他少年时代的家庭教师、莫斯科大学学生、“阿列克赛耶夫剧团”首任导演李沃夫的某些性格特征，融入自己的角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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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排演《三姐妹》时，扮演剧中军官屠森巴赫的梅耶荷德，第一次领教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种不可思议的导演手法，以及作为一个导演所特有的那种严格得近乎苛刻的作风。
在第一幕中，屠森巴赫有一段不太长的独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要求他从容地走到钢琴前，坐下来，开始说话。梅耶荷德走到钢琴前坐下，但是刚一开始念独白，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就从观众席里大声喊道：“回去！重新来！”
如此重复了至少有十次。梅耶荷德对导演的感情已经变成了仇恨。
突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走到台上，把一张纸揉成一团，扔到钢琴旁的地上。梅耶荷德刚要重新开始念台词，导演立刻提示他：“注意那张纸！”屠森巴赫—梅耶荷德往地上瞥了一眼，看见那张纸，心不在焉地说出了独白的开头几句……
“把它拣起来！”导演命令道。
梅耶荷德闷闷不乐地把那张揉成一团的纸拣了起来，打开细细地读，然后继续排练……顿时就轻松地感到那使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恼火的朗诵腔，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三姐妹》快要公演了。契诃夫对这出戏能不能成功很是担心，他在信中对克尼碧尔说：“我觉得我的灵魂生了一层锈。如果戏失败了，我就到蒙特卡罗去输它个精光。”
戏公演前两天，契诃夫忽然从尼斯到意大利去了，走后没有留下地址。到了意大利，他忽而在这个城市逗留，忽而去那个城市游历。显然，他是有意躲避《三姐妹》首场演出的消息。
1901年1月31日，《三姐妹》正式公演。第一幕一闭幕便爆发出疯狂的掌声和喝彩声，演员谢幕达十二次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