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作代会”是在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与第六次文代会同时举行的，是文艺界继往开来、迎接新世纪的盛会。这时我年届六十五岁，早该“到站下车”了，只因等待班子换届，拖延下来。我是当时作协班子里惟一参与过上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人，出于一种责任心，我不得不充当承前启后、拾遗补缺的角色。大会期间，我又一次勉为其难地担任副秘书长，并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作协章程的说明，以至一位领导同志也戏称我为“章程专家”了。
第五次“作代会”期间，中央组织部一位负责人来会上传达中央有关作协领导班子换届的精神。他在讲话中提到，我和另外两位作协书记处书记，由于年龄偏大，不再进入下届班子。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我平静而宽慰地面对这个期盼已久的决定。随后，在选举作协新一届全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时，我出乎意料地以高票当选。这对搞了大半辈子文学组织工作的我，也算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吧。我从中得到一丝慰藉。
第六次、第七次“作代会”召开之际，尽管我已从作协一线退下来，但一直还挑着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的担子，因此仍忝为大会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在会上被推举为全委会名誉委员。当然，我心里明白，主席团委员也罢，名誉委员也罢，都是一种安排，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真正重要的变化，是我顺利地交了班，作为一名文学组织工作者，算是画上句号了，从此可以按一种新的节奏、新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了。
原载2009年7月21日
在雪莲盛开的地方
党益民
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六十年了，而我只有十多年的“会龄”。我是一个职业军人，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是我灵魂栖息的一种方式。十几年来，我先后创作出版了《藏光》《西藏，灵魂的栖息地》《喧嚣荒塬》《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石羊里的西夏》《守望天山》等作品，还有幸获得了徐迟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
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写西藏的。其次是西夏。写西夏的覆灭，写一个国家与民族不可缺失的忧患意识。所以有人说我是“两西”作家。我创作的根据地在雪莲盛开的地方。当兵后，我在青海格尔木修了七年青藏公路，在川藏线的起点成都生活了十多年，然后到了北京，现在又到新疆任职，站在了新藏公路的起点上。我的生活似乎总是离不开边疆的公路。也难怪，我们武警交通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修筑和维护国家边防公路。我先后四十多次进藏，走遍了西藏的每一条公路。一条路的终点，是另一条路的起点。天堂的路有几条？天堂的路有多远？只有虔诚的信徒知道。我和朝圣者一样，也是用胸膛行走西藏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朝圣的是神灵，而我朝圣的是战友们平凡而伟大的灵魂。在西藏，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生命的意义；在西藏，我真正体验到了活着的艰难和死去的容易。在那里，我经历了许多次生死劫难，好几次眼看着战友倒在了我的身边，而我却无能为力。尽管我荣立过两次二等功，11次三等功，但是我从来不敢以功臣自居。因为在我心里，那些战友才是真正的功臣！
最令我难忘的是青藏线、川藏线和新疆线。因为在这三条被称为西藏“生命线”的国防公路上，常年生活、战斗着我的战友们，还有那些长眠在那里的年轻生命。部队在修筑青藏公路时牺牲了108位官兵，在修筑川藏公路时牺牲了2000多名官兵。一个十七岁的新兵，从运兵车上跳下来，脚刚落在高原的冻土地上就晕倒了，再也没有醒来；一个年轻的排长在“老虎口”施工，我刚刚拍摄完成他打风钻的镜头，离开不到几十米，突然发生了大塌方，他没来得及喊一声就倒在血泊中；一个和我一起从老家入伍走上高原的战友，早上还和我说过话，中午他就和他的车一起掉进了汹涌的帕龙藏布江，在雪谷间留下了两座衣冠冢和一个永远也讲不完的爱情故事……他们走了，我还活着。我想念他们，想念西藏。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西藏。每走进一次西藏，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洗涤和净化。通往西藏的高原路上，几乎每一公里都有一个筑路兵年轻而崇高的灵魂。我时常按捺不住自己，有一种再次行走的冲动和向人诉说的欲望。
所以我选择了写作。我想把我眼里的西藏和新疆，把我的经历和我所知道的那些令人感动落泪的故事告诉世人。我想用事实告诉人们，西藏和新疆不是那些分裂分子所说的那样。二十多年来，我亲眼看见那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藏族、维吾尔族等各族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富裕安康。解放前，西藏没有一寸公路，而现在西藏的公路四通八达，就连全国惟一不通公路的墨脱县，也将在几年后通上公路。现在，我们武警交通部队正日夜奋战在墨脱公路建设工地上。我想用事实告诉世人，几十年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全国人民、军队武警一直都在支援西藏和新疆的建设。军队为边疆的稳定和各族人民能过上富裕安宁的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
三十多年前，为了响应毛主席“搞活天山”的号召，打通天山南北通道，让新疆各族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们部队用了10年时间修筑了着名的天山独库公路，先后有168名战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电影《天山行》就是那段艰难卓绝岁月的真实写照。当时部队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碧血洒满天山，捐身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夫妻十年分居，幸福何在？在千家万户团圆。一次，部队遭遇大雪封山，弹尽粮绝，上级派班长郑林书、新兵陈俊贵等四名战士前去送信求援。四名战士带了20个馒头，在冰天雪地里爬行了三天三夜，生命遭受了极大威胁。班长郑林书将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了新兵陈俊贵，陈俊贵因此活了下来，而班长郑林书和副班长罗强英勇牺牲。陈俊贵腿部冻残，另一名战士陈卫星脚趾头被冻掉。陈俊贵复员回家后十分思念班长，复又抛弃了县城的工作，带着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重返天山，为班长等168名牺牲在天山的战友守墓，这一守就是二十四年。现在，陈俊贵和他的家人仍然守望在冰雪天山。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守望天山》，讲的就是这个退休老兵的感人故事。我即将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父亲的雪山，母亲的河》，写的是一家人在西藏最边远的地方生活工作了六十年，与藏人和睦相处、生死与共。他们对信仰、爱情、友情、亲情的超乎寻常的坚守，让我在写作中时常落泪。
但是总有那么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置事实于不顾，蛊惑人心、制造事端、搞民族分裂活动。二十多年前，我作为战地记者，参加过平息拉萨“3·5”骚乱行动。现在，我作为武警部队的一名大校指挥员，正带领我的部队坚守在处置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事件的岗位。当我们赶到事发地点，看见被烧毁的店铺、汽车和倒在血泊中的手无寸铁的无辜老人和花季少女的时候，我的双眼满含泪水，我的心在滴血，我无比愤怒。我想对那些没有人性的家伙大喊：你们有种就冲着我们来，不要残害无辜的百姓！在乌鲁木齐街头，我每天被老百姓的热情感动着，心潮难平。部队巡逻时，街道两旁站满了群众，鼓掌欢呼；乌鲁木齐一中的校长和书记，看到我们的官兵露宿街头，一再邀请我们去校园住宿；一位残疾人和他的邻居们做好饭菜，送到部队临时驻地，官兵们不吃他们坚决不走；一个维吾尔族大嫂烧好茶水，送到战士执勤的哨位；一个小学生站在自家楼上的窗前，看见日夜坚守在楼下路口的战士，便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汉堡包，让妈妈送到哨位；一个维吾尔族公交车司机买了许多矿泉水，路过一个哨位就给战士们留下几瓶；五六个维吾尔族女中学生来到执勤点，向战士们宣读了她们的感谢信，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乌鲁木齐京剧院的院长带着几个“青衣”和“花脸”来到营地，为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现场表演……那一幕幕太让我感动了，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老百姓的愿望其实很简单，只是想拥有一个安宁和谐的生活环境。
我前所未有地感到了军人的责任。扞卫法律、打击犯罪、保卫人民、维护稳定，让老百姓过上安宁幸福的日子，是每一个武警官兵神圣的职责。我首先是一个军人，其次才是一个作家。我会竭尽全力履行我的职责，我会继续歌颂那些伟大而平凡的灵魂。我坚信：边疆各族人民一定会和睦相处、共创美好家园，美丽的雪莲花会在阳光下安然开放。
原载2009年7月21日
外国文学的译介历程
任吉生
优秀的文学是全人类的。当然因为有语言障碍，就需要把它翻译过来。新中国一代代翻译家、翻译工作者，沿着严复、林纾、鲁迅、瞿秋白等先驱者开创的路，以自己的才智和创造性的劳动在文学翻译这片园地上辛劳地耕耘着。
回顾新中国六十年来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不能不想到为我国文化建设作出独特贡献的“三套丛书”，即《外国文学名着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这是1958年由中宣部领导提出、社科院负责具体工作，集中全国着名的外国文学专家、学者、翻译家、出版家，共同制定计划并实施的一项文化工程。经专家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精选出约200种世界上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几乎涵盖了东西方各民族自古代中世纪至近代，思想艺术均臻完美的史诗、诗歌、戏剧和小说中的杰作，规模宏大、系统完整，基本反映了截至当时世界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丰富多样的历史进程，为后来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打下了基础。参加翻译工作的均为我国一流翻译家。由于他们学识渊博，中外文功底深厚，加之他们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使译文既忠实了原着又保持了原作风格，堪称译作精品，且绝大多数译着经受住了时间考验，受到一代代读者欢迎。这三套书的问世开阔了我国读者的视野，提高了他们的文化修养，对于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深入开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也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世界文化遗产。
由于当时的世界政治环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对欧美当代作品鲜有介绍，不过作为供文艺界内部参考，曾经出过一批“黄皮书”，而这些书是当时十分敬业的外国文学出版工作者通过对西方当代文学的跟踪调研，经与外国文学专家研究选译出的当时西方有代表性的作者的代表作，因封面着黄色故称为“黄皮书”，如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贝克特的《等待哥多》，以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其中一些书在八九十年代均获正式出版。
“文革”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因“文革”停顿的“三套丛书”工程重新启动，许多“名着”的翻译工作继续进行，同时翻译界开始填补外国文学介绍中的空白（如东方文学的介绍），过去一些转译的作品由专家们从原文重译。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西方一些有代表性或有认识价值的当代畅销书也开始了译介，并受到读者的欢迎，例如《战争风云》，就一版再版（最初也是内部发行）。八十年代中期，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作开始有计划地翻译介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了二十世纪文坛影响大的优秀作品，以小说为主，兼及其它。使读者通过作品了解到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劳伦斯、毛姆、康拉德、德莱塞、海明威、福克纳、托马斯·曼、加缪、莫拉维亚等等二十世纪名家的佳作逐步在中国问世。从八十年代中期，尤其到了九十年代，更多的现当代外国名着和现代主义流派如象征主义、“意识流”、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的代表作也先后译介过来。读者逐渐熟悉了萨特、辛格、贝娄、契弗、莫瑞森、纳博科夫、马尔科斯、杜拉斯、昆德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博尔赫斯等各国名作家。中国读者进一步开阔了眼界，更广泛地认识了世界，对西方现代主义也有了了解，当代外国作家的艺术风格对中国作家也有不少可借鉴之处。九十年代初，西方二十世纪初文学经典巨作《追忆似水年华》和《尤利西斯》（该作有两种译本）的相继译介，在中国文坛引起了极大关注。
进入二十一世纪，外国文学工作者对外国当代作品的跟踪研究更加系统，外国优秀作品的译介更及时，而选题的确定、版权的购买、翻译组稿、编辑加工及出版，都更强调时效性，这就要求学者、译者、编者之间协调配合。本世纪初面世的“二十一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为成功的范例。
除译介作品，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起，文艺理论着作的译介工作也受到重视。应着重提及的是陈燊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它精选当代欧美各国“有代表性、有影响、有学术价值的各流派论着”，译者多是外国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年轻学者。这套书的翻译为我国文艺界、理论界和教育界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在外国文学翻译工作中还有一支力量不应忽视，那就是刊物：其中《世界文学》《外国文艺》《译林》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虽然版面有限，但它们总能以较快的速度把国外作家的最新动态、作品出版信息和译文刊登出来，使广大读者，特别是文学工作者及时接触和了解到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新出现的作家和新的文学走向。
此外，国家与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一直非常重视，译者的贡献得到了承认。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我国声誉卓着的鲁迅文学奖还设有翻译彩虹奖，以表彰翻译家的成就和突出贡献。最近两届获得彩虹奖的就有绿原、杨德豫、江枫、屠岸、顾蕴璞、董燕生、王焕生等翻译家。在迄今颁发过的五届国家图书奖中，获奖的翻译作品有《莎士比亚全集》《罗摩衍那》《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塞万提斯全集》《荷马史诗》等，获提名奖的就更多了。再有，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工作近年也受到学界的关注。这一切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都有很大的促进，对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也是很大鼓舞。
总之，几十年来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成就有目共睹，老一辈翻译家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涌现出的一批优秀的年轻译者，是今天中国文学翻译队伍的中坚力量。但是，今天的文学翻译工作中仍有令人担心之处，一些书的翻译质量差，名着复译太多，甚至还有滥竽充数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恐怕要翻译工作者、评论家、出版社、读者共同努力，把握好、选择好作品、译者；出版社编辑要有责任心，把好质量关；读者购书时应选择可信的译本。
原载2009年7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