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趣的事出现了，也许是因为我的胆量被我结识的英雄们壮大了，也许是我品行上有过河拆桥的陋德，慢慢地，我开始连续地抛弃我曾经膜拜的英雄们，巴尔扎克、左拉、纪德、托马斯·曼、略萨、罗布-格里耶（几乎包括所有的新小说）、乔伊斯（几乎包括所有的意识流）、约瑟夫·海勒（几乎包括所有的黑色幽默），等等。他们中有一部分（或人，或书），我犹豫又大胆地认为，其实并不了得，不过是浪得虚名，不过是“小人得志”--人类由于自身的局限，经常犯下鱼目混珠的错误。忘记了是谁--也许是圣奥斯丁--曾这样说过：经典作品并不是一部必须具备某种优点的作品，而是世世代代的人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并传存的“幸运者”。因为幸运名扬天下，流芳百世，对后人来说或许就是不幸。
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我一方面相信他们是了不起的，他们写出了他们的伟大，另一方面我总觉得他们跟我无关，形同陌路，温暖不了我，无法给我输氧传力，无法让我燃烧起来。与此同时，另有一些作家，如卡夫卡、加缪等，他们的作品如同貌美楚楚的女子一样吸引着我，诱惑着我，让我神魂颠倒，神经衰弱，同样的脑筋在他们面前似乎也变得灵异起来，智慧起来，风生水起，见风如雨，过目不忘，念念不忘。我就这样并不费尽心机地记牢了他们笔下的人物、故事、句式、语录，包括他们本人的生平、长相、趣闻等等。我对他们的兴趣和敏感，正如兄弟一般、亲人一样，道法自然，无须苛求。二十多年前，我家里养了一条看家狗，鼻头尖尖，暗示着它嗅觉灵敏，兽性凶猛。那段时间任何外人走进我家，它都会灵敏地发出警告，忠诚地狂吠不已。有一天我突然回家，穿着一身绿色军装，我母亲都没有一下认出我来，然而这条忠诚的狗却对我欢喜地摇尾摆首，发出呜呜的亲昵声，没有厉叫一声。它以一种近乎神奇的方式认出了我的身份--或许是我身上的气味即使在外漂泊多年仍然与母亲相似吧。我想这是够神奇的，而我对某些作家、某些作品的亲近和联通的方式，似乎并不亚于我家的这条狗与我。
文学固然有神秘的一面。
这也使我想到了，浩繁的经典名着不是像太阳光一样，可以照耀每一个写作者。巴尔扎克们对我也许是毒药，纳博科夫对你也许是陷阱，汗牛充栋的大部分经典对我们来说都可能是毒药或者陷阱，能够照耀我们、温暖我们的也许只有少数几个人、几本书，他（它）们是我们在文学家族里的亲人。当我这样想时，我不再被那么多的经典名着困惑，不再到处拜山头。我告诉自己：停留在你的“亲人”身边吧，反复聆听他们，就会听到吉祥而美妙的天籁之音。
因为亲爱文学，我们宿命地变得更加孤独。文学是一项孤独的事业。文学以宣扬人道、活泼灵魂为己任，但对创作者本人却提出了非人道、反人性的要求：只有走窄门，只有沉浸在黑暗和孤独中，才能到达彼岸。文学的大树只生长在孤独的心底里。这份孤独，父母、兄弟、姐妹、好友，所有爱你的人，都无力驱散。这是一份属灵的孤独，根子扎在更大的孤独上。
如此孤独，所以你更要用心去找到你的“亲人”做伴相随，让他们用与你相似的孤独来温暖你，活泼你，照耀你，点燃你。正如你总有父母亲人一样，任何作家都有各自的“亲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像你的父母亲人一样与你同生俱来，他们淹没在“茫茫人海”中，需要我们用心、用孤独、用时间、用运气去寻找。运气属于敏灵和执着的人。因为孤独，文学其实就是一份最需要敏灵和执着的事业。
原载2009年7月18日
前赴后继地记录这个时代
杨黎光
1992年我南下深圳，到深圳不久，我被吸纳进中国作协，成为一名会员，如今屈指数来，已经整整十七年了。这十七年是我人生变化和创作收获最多的阶段。
如今文学界一直称我是南方作家，而在深圳我又一直被人们当作北方来的移民。我想，称我为南方作家是因为我来自深圳，而我的文学创作转型和实践也在南方。
我的家乡在安徽省的安庆市，这里地处淮河以南、长江以北，传统上对南北方的认同就不那么泾渭分明。记得我离开家乡的那天夜里，为完成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混沌》的最后一章，一夜未眠，浑然不知窗外正下着一场五十年未遇的大雪。清晨，我从电脑前起身，发现房间里的一个脸盆里，清水已经结成了冰坨。推开窗户，只见白雪静卧，偶有麻雀飞过。在那个白雪皑皑的早晨，我感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犹豫与不舍。就在那一天，我出发去深圳。在那个滴水成冰的早上，远在南海边的深圳，变得那样的遥远与难以触摸。
两天后，我在深圳走下火车，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马路上如过江之鲫的人群，而是路边正盛开着的红灿灿的扶桑花。这里满街的人群都还穿着花花绿绿的衬衣呢！
这就是最初来到深圳给我留下的南方北方巨大差别的印象，刻骨铭心。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对生活的理解，对差别的体会已经远不是气候、环境和扶桑花了。
实际上，1992年我往南方深圳的出走，是一次决定性的文学转身，是生命里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没有这次南下，可能没有现在以报告文学创作为重点的作家杨黎光。
没到深圳以前，我的创作是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当时完成了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后，正在进入第三部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的创作（这部小说直到十几年后才完成），我带着全部资料来到了深圳。很快我就发现，在深圳这个竞争激烈的城市，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埋头创作小说已经跟不上飞速发展的社会了，于是我转入了长篇报告文学的创作，第一部作品就是后来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没有家园的灵魂》。
那一年是1995年，正是处在改革开放的中期。
我从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农业省份安徽，来到中国市场经济最前沿的特区深圳。一切的一切都变了，我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融进了我的报告文学创作中。
从那以后，我开始探讨当代人的精神追求，观察商品经济下人的行为异化，关注商品经济对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冲击，从人的精神需求与物质欲望的冲突来研究当代人的精神寄托。我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来探讨这一重大的精神课题。接着，《美丽的泡影》《伤心百合》《打捞失去的岁月》《梦醒魂不归》《惊天铁案》等一部一部的长篇报告文学出版，反映了我的思考与追求。我力求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细微的观察、富有哲理的论述，提出当代最宽最广也最实际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最大的财富？
2003年“非典”疫情前所未有地冲击着我，通过在一线四十多天的采访和对200多万字的资料的研究，我开始了报告文学创作的转型，即以写事件和人物为主的创作转向以思辨为主的创作，写出第一部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后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今年，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用了八个月的时间，采访创作了第二部思辨体长篇报告文学《中山路--追寻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从宏观上来回顾近代中国的艰难步履。现在，我进入一个叫作“生命系列思考”的新的思辨体报告文学的创作中，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一个系列、三部作品的创作，争取在报告文学创作上有新的突破。
一部一部的作品深化着我的思考，改变着我的创作实践，不知不觉十几年过去了，我也从青年作家进入了中年作家，感谢许许多多老师和前辈的扶持，也衷心希望我们的报告文学创作队伍能多一点青年作家，前赴后继地来记录我们这个时代，记录发生日新月异变化的祖国。
原载2009年7月18日
我与中国作协的情缘
束沛德
中国作家协会从它的前身全国文协成立之日算起，到现在已走过一个甲子风风雨雨的路程。六十个春秋，中国作协一共开过七次代表大会。除1949年举行成立大会时，我还是个青年学子，没有跨进文学门槛外，后来几次代表大会，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或大会代表，都是积极参与者和见证人。别的我不敢言“老”，要说“老作协”，也许我还可以勉强算上一个吧。
从我在几次全国“作代会”上扮演的角色，也可从一个侧面了解我在文学界“打杂”、跑龙套的经历和在人生路上留下的几个脚印。
第一次“作代会”即全国文协成立大会，是在中国革命取得基本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刻，与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同时举行的。那时，我刚从高中毕业，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初学写作者，密切关注那次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学家、艺术家大团结、大会师的盛会。从报纸、广播中获悉毛主席亲临文代大会会场，对代表们说：“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毛主席的这番话，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不仅当时成了激励我投身文学工作的动力，而且后来成了治疗我的“打杂烦恼症”的灵丹妙药。每当我在文学界“打杂”遇到麻烦或不称心如意的事情，我的耳边就响起“人民需要你们”这一亲切动人的声音。它一次又一次成功地说服我在“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这个岗位上坚持下去。
第二次“作代会”是在我国进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新时期举行的。那时我是一个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刚满一年的年轻干部。1952年冬，我的第一个上级严文井带领两个秘书--一个丁玲的秘书陈淼、一个原定给周扬当秘书的我，跨进作协大门，最早投入二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为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协做准备。我作为创作委员会秘书，有幸在冯雪峰、邵荃麟、沙汀麾下，参与组织部分在京作家、批评家、文学界领导骨干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具体工作。两个多月，围绕四个专题，召开了14次学习讨论会，我自始至终担任讨论会的记录。学习结束后，我写了一篇八九千字的《学习情况报道》，登在《作家通讯》上，为这次作为第二次作代会思想准备的学习，留下了一份备忘录。对我个人来说，则好像上了一期文艺理论学习班，为我后来从事文学评论打了一点基础。
第二次“作代会”是和二次文代大会一起举行的。我和时任创委会秘书室主任的陈淼一起，担任文代大会主席团秘书。我凭着那个写明职务的胸卡，不仅可以到各小组了解讨论情况，会后综合整理出一篇《历史估价问题和创造人物形象问题的讨论》，为文坛留下一帧史影；而且得天独厚，有机会参加大会主席团会、临时党组会，频频接触文艺界领导同志。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53年10月4日那一天，毛主席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后面的草坪上接见出席文代大会的全体代表。合影之后，毛主席面带笑容，同代表们挥手告别，大家报以长时间暴风雨般的鼓掌和欢呼。我尾随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大会主席团成员，送毛主席等到怀仁堂后门入口处。当毛主席走上台阶，回过头来，再次挥手同代表们告别时，我就站在台阶下面，距离毛主席真是近在咫尺。可我竟没有勇气伸过手去，同毛主席握一握手。那时，我老实拘谨、循规蹈矩到了何等程度！至今想来，不禁扑哧一笑。
第三次“作代会”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与四次文代大会一起举行的。这是粉碎林彪、“四人帮”后，各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的盛会。那时我归队已有一年。会前那一年，从春到冬，我参加大会筹备组文件起草组的工作，参与起草作协工作报告、修改作协章程，在大会前夜还赶写了一篇《开幕词》。脱离文学队伍十多年的我，经过这一段补课，认真学习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特别是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感到心明眼亮了。
如今我的眼前还清晰地浮现出第三次“作代会”上，那些从牢房、牛棚、“五七干校”走出来的、阔别多年的作家相拥在一起的动人情景。挣脱了精神枷锁的代表们在“作代会”上充满激情、精彩纷呈的发言，不仅博得了到会代表热烈的持久不息的掌声，而且吸引了众多的出席剧协、音协、美协等代表大会的代表来旁听，一时传为佳话。我当时担任“作代会”简报组组长，和组里的几位同事，情绪亢奋，夜以继日地赶写简报，反映作家们很久以来埋在心底的声音。我还清晰地记得，“作代会”闭幕的那天，周扬同志到会就民主问题、团结问题讲了话。周扬同志真诚地向在自己主管文艺工作期间受过错误批判、打击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罗烽、白朗、陈涌、秦兆阳、刘绍棠等同志公开道歉。他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反响。我当即根据自己的笔记整理成《周扬同志讲话摘要》，刊登在大会简报上，为当代文坛留下又一帧真切的史影。
第四次“作代会”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的新形势下举行的，是一次以“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为目标的会议。那时，我进入作协领导班子--党组已有两年多。我满怀热情、全力以赴地投入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分工负责修改作协章程、选举产生大会代表、提出新一届理事会组成方案等工作。大会期间，我名副其实、独当一面地挑起了副秘书长的担子，大会小会，频频亮相，台前幕后，马不停蹄，一时成了一个大忙人。
这次代表大会的热门话题是：坚持“双百”方针，保证创作自由。我记得，这次大会后，包括我在内的十位作家一起会见中外记者。当外国记者提出中国作家有无创作自由、创作自由是否有各种框框这样咄咄逼人的问题时，王蒙从容而轻松地回答：“任何创作只要不违犯法律，都将是自由的。”“如果一位作家写了歌颂江青的作品，那就会受到公众的嘲笑，他走在大街上，人们会朝他吐口水的。”他的敏锐、机智，赢得一片笑声和掌声。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作协章程和我在大会上就修改章程所作的说明，也引起新华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纽约时报》等中外媒体的关注。外国报刊、通讯社都突出宣扬：“中国答应给作家创作自由”、章程规定“有自由可以描写生活的一切方面，而不是像过去提倡的那样只写工农兵”、“敦促作家们大胆地开辟新天地”。有的朋友、同事见到“大会秘书长束沛德先生”的名字接连两天出现在《参考消息》上，跟我开玩笑：“你成了新闻人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