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报纸中，只有两种报纸的报道是正确的。《生活》那期，在其海外版的封底上刊登了一幅纽曼的半身大照片，标题是：《大兵陷入窘境》，正确地报道说他是一名美国空军的军士长和前飞虎队队员，他刚刚由海外回到美国，还没有领受官阶，因为首先他要得到美国公民权才行。合众社报道也不错，而且它的一个记者还邀请纽曼第二天乘车游览纽约市，从哈莱姆到华尔街，在沃多福——阿斯托里亚用午餐。
新闻署的上校曾通知纽曼华盛顿之行要延迟一天（因为只有延迟一天才能买到火车的卧铺票），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记者的邀请，多看看纽约城。
一到华盛顿，纽曼就马上和大名鼎鼎的将军怀尔德·贝尔·杜洛万先生如约会面，他在第一次大战中曾获得国会荣誉勋章。他曾收到陈纳德将军的一封电报，简单介绍了纽曼的情况，并请求杜洛万将军尽可能给纽曼弄一个“校尉级的官阶”，因为纽曼经手过秘密情报资料。这位和气、不拘礼节的战略情报局的将军，社会身份是律师，在他的办公室门口迎接了纽曼。陈述了他所观察到的目前中国军队的状况，将军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召唤他的助手（一位海军上校），命令他好好照顾第一次访问这个国家的他，并能看到他正式被任命为一名军官。为了表示特殊的欢迎，将军还让人给他准备了十张三日通行证，这种通行证可以由他自己填，持此通行证可以畅通无阻。他谢过了杜洛万将军，并表示在6周内再去看望他。那一天，他一直和这位将军的助手在一起，助手又请来了一位政府的律师，按照那位战略情报局将军的意思，看看还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
“下一步去哪？”助手问。
纽曼想起了那位加尔各答红十字会的姑娘弗吉尼亚，她有一位朋友在芝加哥，他决定去那里。
上校预定了火车票，但要几天后才能离开华盛顿。就在那天下午，纽曼找到离磐石湾公园不远的那位会下棋的姑娘的地址，那是在印度和他下棋的一个士兵给他的。因为他把她的地址写在另外一张纸条上，在埃及金字塔丢了那个黑本子，而这张纸却没有丢，他找到那里，按了门铃，无人回答，他又坐在楼前台阶上等了一会，然后向附近拐角的一家药店走去，这也是他第一次进美国式的药店。在这样的药店里，除了药以外，你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到。一位女售货员给他调制了一大杯冰淇淋，上面放着果汁软糖、巧克力和果仁，黑的、白的、粉的、黄的……真是一件珍品，老板过来看了她所调制的冰淇淋，然后拒绝收纽曼的钱。
回华盛顿市区前，纽曼又去了“会下棋的姑娘”的家，看她是否回家了。真是！她回来了。克莱瑞丝那美丽的小脸，闪着一双明亮迷人的眼睛，在链子锁着半开的门后露面了，纽曼转达了5天前在印度他会见到她那位朋友的问候，然后姑娘才把他请进了她的房间。克莱瑞丝在红十字会捐血刚回来，纽曼请她一起吃饭，她接受了他的邀请。
华盛顿的姑娘太多，她们尽力“使穿军装的士兵过得开心”。不管怎样，他们是这样说的。每天晚上约会一个姑娘很容易。克莱瑞丝甚至让纽曼用她的1940年的德索托牌小轿车和她办公室的另一位年轻的女友外出用晚餐，这个约会还是她给他们安排的。
几天后，纽曼乘火车去芝加哥。大约半夜时分，宪兵来到餐车检查士兵通行证，他当场填写了一张事先签署的三日通行证。为此士兵大为震惊。
在芝加哥，纽曼在城南旅馆找到一间房间，每夜1. 5美元。然后，他给芝加哥的一个商人挂电话。这个人是谁他不清楚，他只知道他是弗吉尼亚的朋友。先是一个秘书接电话，然后另外一个秘书接电话，最后才是那位商人——杜安·莫尔索普先生。“啊，是的，年轻人，我听弗吉尼亚谈到过你，明天中午在工联俱乐部的大钟下见面。”当然他不懂得工联俱乐部是个什么样子的地方。
一个大块头，身高6英尺、白发蓝眼、漂亮的男人，大约45岁至50岁的样子，坐着一辆黑色的长长的高级轿车来了，尽管当时汽油是配给的。此人正是莫尔索普。他拍了拍纽曼的后背，用力地握着他的手，立刻使他感到不那么拘束了。他们的会见很成功，午餐也很丰盛。“把你们最大的牛排端出来”，他对领班说，“这个士兵3年来净吃些水牛肉。”莫尔普索先生接着又请他吃了两次中饭和两次晚饭，分别在工联俱乐部、芝加哥体育俱乐部、西大使“水泵房”、东大使、然后在芝加哥郊外拉格兰奇他的家。莫尔索普斯先生那时是维尔林钢铁公司总裁，现在仍然是。他的三个儿子都是美国海军，均在海外服役。一次晚餐，他还请了漂亮的贝蒂·威尔姑娘作陪。她二十岁左右，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的侄女。后来又多次应邀出席了工业界知名人士在拉格兰奇他们的家举行的宴会，参加这种乡村俱乐部式的晚宴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在他回华盛顿之前，莫尔索普先生赠送他一打120型照相底片，这在当时是很难搞到的。
回到华盛顿第23街战略情报局的宿舍时，纽曼收到两张在巴尔地摩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陆军——海军橄榄球义赛门票，座位在最好的中线位置。这票是芝加哥他的那位想得周到的朋友莫尔索普先生送给他的，球票上还写着：“给你和你喜欢的任何一位女士。”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观看橄榄球赛。他对橄榄球赛的规则一窍不通，他不明白为什么每隔几分钟，球员们就聚在一起好像在讨论什么，为什么计时钟停下来，为什么球员们老是你压我、我压你滚在一起，这对踢足球长大的他来说，真是难以理解，踢足球是一直向前的。纽曼碰到的另一个难题是吃早点。每天早晨，当他用早餐时，他要稻米脆片，店员都问：“什么？”他只好把稻米脆片改为玉米片，店员还是听不懂他的发音。
他遇到许多陌生人，当他们知道他在美国没有家时，就邀请他同他们住在一起。对于他这个敌侨来说，美国人是真心诚意的东道主。1944年的圣诞节期间，他过着一种梦幻般旋风式的生活。从《十七》杂志的编辑先生在公寓里举行的鸡尾酒会，到卡茨基尔周末的滑雪……真是应接不暇。甚至将他在纽约中央公园公寓的钥匙都交给了他。从他的收音机中，他听到了有关德军在比利时的巴斯托尼最后一次反攻受阻的消息，以及在东方另外一条战线上，俄国人以锐不可挡的攻势，突破了德国在波兰许多地区的防线，并逼近了他的家乡法兰克福的奥德河——柏林的最后一道防线。
往后几个月里，他曾多次见到下象棋的姑娘。他们一起打乒乓球，在华盛顿的磐石公园里骑马，她像他一样喜欢狗，并非常幽默。她那辆1940年的德索托小轿车，由于汽油缺少并没怎么用它。因为他能领到30加仑的汽油，对于她来说，他成了一个有用处的人。那时，每个休假的美国军人，不管他是否有车，每天都配给一加仑汽油。
1945年1月的一个周末，他约克莱瑞丝在纽约中央公园见面，游览动物园，吃热狗。他们在纽约歌剧院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想买晚场票。当售票窗口挂出“售毕”的牌子时，他们的前面还有二十多个人。排在他们后面的一位先生问他在海外是否参加过作战，当他听他说“参加过”时，执意要送他们两张正厅前排座位的票（他原打算兑换两张其他场次的票并拒绝收他的票钱）。还有一次，他一个人在华尔街一带游览，一位年老的爱尔兰巡逻警察，邀请他到证券交易所，并尽力为他解释那里的人为什么都狂喊乱叫，手臂挥舞不停。
感谢有了陈纳德将军和弗吉尼亚的介绍，纽曼结识了许多工业界和军界以外的著名人士，如最高法院法官弗兰克·墨菲先生，他是前美国驻菲律宾高级专员。他邀请他在他的议事厅用午餐，他还自豪地把他在国民自卫队装甲师服役时剪贴册拿给他看，在那里，他还是位上校呢？在最高法院下午开庭之前，他把他介绍给其他8位法官，并邀请他旁听法院的一次审案。那天下午，他接受了邀请，并且听了一则诉讼，是联合果品公司对南方铁路局的起诉，有关因火车延误而导致香蕉在转运中受损一案。那天晚上，克莱瑞丝问纽曼：“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她，他同墨菲法官共进午餐，她肯定那是他在和她开玩笑。由另一位战时的朋友介绍，他又结识了托内特·巴奇尔德小姐，她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秘书，她邀请他以及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在她雅致的“乔治城”公寓里共进晚餐。
一天晚上，克莱瑞丝和纽曼决定铺张一下，到古典式的雷利旅馆的餐厅共用一顿节日式的盛宴。招待他们的服务员指着舞池那边的一个餐桌说：“那位先生荣幸地邀请您和您的女朋友作为他的客人。”说实在的，美国人对他们的士兵和水手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好，尤其对那些刚从海外回来的。因为他们军服上佩戴着色彩鲜艳的勋章，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的。
6周之后，纽曼如约前去拜见杜诺万将军。他告诉他一个糟糕的消息，尽管国防部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还是不能像陈纳德将军建议的那样成为一名美国军官，因为他毕竟是来自敌国的侨民，而不是来自中立国家的或参战友邦。事实上，国务院已私下向战略情报局表示，既无护照又无入境签证，他在美国已属非法。杜诺万将军说，现在已经是毫无办法了。不过他表示他要继续努力解决这一荒谬的僵局，“即使需要把它提交给国会，我也会处理妥当”。纽曼没有重视这种想法，因为在中国时，他们负责军需的军士，当你要多领一双袜子时，就经常使用这种表达方式，他感到失望但他也必须面对现实。他给陈纳德将军写了封信，请求他调他回中国，尽管杜诺万将军认为他有相当丰富的“海外服务经验”，完全有资格留在美国。他觉得他不应该在美国沉湎于每天只想着和这个姑娘一起骑马或与那个姑娘共进晚餐的享乐之中，他告诉杜诺万将军，他宁愿在美国当个上尉。
1945年3月，陈纳德将军发来一封电报，命令纽曼“尽快赶回中国”，并向他的总部报到。
1945年4月，克莱瑞丝驱车将纽曼送到了联邦火车站，是道谢和告别的时候了，他俩商定，她把他送到火车站分手后，谁也不要回头看，他提着沉重的行李袋走过了月上的旋门。在他所接触的姑娘中，他最喜
欢的是克莱瑞丝。想不到他也会有这样的时候，他的喉咙哽塞了。
7 再返中国与荣归“故里”
欧洲的战争已接近尾声，希特勒鼓吹的千年帝国摇摇欲坠。同盟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战争，除中国以外，进展得都很顺利。中国的军队仍无法制止日本人的进攻。1945年4月20日，当纽曼抵达开罗，离开美国才14小时，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就已经传开了。
当兵的都感到这是一个大遗憾，因为他们的统帅未能活着亲眼看到同盟国的最后胜利。
一周以后，途经亚格拉，纽曼向他的一位从加尔各答调到那里红十字会的朋友弗吉尼亚讲述了他访问美国的情况，并且在月光下看到了印度皇帝为其皇后在亚格拉用纯白大理石建筑的壮丽的泰姬陵。随后回到了陈纳德在昆明的司令部。他向这位老总报告了他的美国之行，并转达曾热情招待过他的那些将军的朋友对他的问候，感谢这位将军为他所做的一切。由于德国濒临失败，人们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的决斗将在中日之间进行。传说上百万盟国军队（主要是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将很快从中国大陆的南部和东部登陆。出自强烈的个人意愿，他向将军表示要像1942年那样，一来就投入战斗，善始善终，重返第一线。将军理解他的心情，把他调离，并派他到新近组成的第118侦察中队去，成为他原来所属的第28战斗机大队的一部分。该中队由马浮·卢伯纳少校指挥，3年前他还是少校，是他刚开始工作时的一位技术军官。现在，到了1945年，他已成为一位空中英雄，而且是第二次到中国执行勤务。除卢伯纳少校和他的指挥官埃德·瑞克特中校（原飞虎队的空中英雄和1942年时他的中队长）外，没有其他留在中国的老朋友了。
1945年5月的一天，纽曼收到了华盛顿拍来的电报：“关于公民资格的提案，今天已提交国会，恭喜您，克莱瑞丝。”这是令人难以置信而且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比尔·杜诺万将军遵守了他的诺言，因为他曾答应努力克服那些使他无法取得美国公民资格的障碍。他促使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纽约众议员安德鲁斯提出了一份提案，并请国会考虑到他的特殊情况而不受归化要求的限制。纽曼做梦也不会想到，国会竟专为他一个人的事，通过一条法令。连克莱瑞丝也认为他的问题不能够列入国会的议程。
在欧洲，反希特勒的战争已经结束。由于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进展，以及预期美国军队从欧洲调来加强战力，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也已经全面停止进攻。他们的高级将领开始从中国内地将部队撤退出，并准备加强防御已占领的沿海地区和自己的国土。日本人从美国空军基地撤退时，机场设施又遭到一次浩劫，现在跑道正在重新修复，填平炸弹的弹坑，以备他们使用。
8月7日凌晨4点钟，纽曼被帐篷外的几个士兵喧哗声惊醒。“……当轰炸员在20000英尺高空投向日本的炸弹爆炸时，他从座位上摔了下来？”他叫他们住嘴，因为他们还要睡觉。这时一个家伙从纽曼的帐篷卷起的一侧跑进来，激动地朝他的蚊帐小声说道：“真的，军士长，他们在广岛投掷了一枚炸弹，一切都被炸得粉碎！”此刻，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的其余5个人都醒了，周围的大兵们也都醒来了。他们想那两个家伙不是米酒喝多了，就是关于辐射枪和巴克·罗杰斯的连环画看得太多了。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这个消息开始在飞机场附近的营地传播开来。看来一件特别的情况发生了。他们的一位无线电报务员，收听到在旧金山的军事电台的消息说，教皇向杜鲁门总统拍了急电。但他们中间仍然没有一个相信这个荒诞的流言。3天以后，又传来了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另一枚“不可思议”的炸弹投到了第二个日本城市长崎。据报道，整个城市都在燃烧。仅仅一枚炸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紧接着，他们的新统帅亨利·杜鲁门总统，以广播向驻扎在所有地区的全体美国部队宣布：“战争结束，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