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批判主义摄影作品的里程碑。
这张名为《上访者》的照片，看上去并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然而它却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鼎鼎大名的作品。它不仅被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所收藏，成了文物，它尤其被思想界，文化界的人士所钟爱。
它不仅高度凝练地反映了中国的某种悲哀，而且其意义已经延伸到了“只要世界还有不公，还有冤屈，《上访者》就会放射出耀眼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光芒”的层面。照片中这位苍凉的老者虽然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人物，但今天的许多人面对他，照样胆战心惊，避之不及。
初拿相机的时候，很多人会有李晓斌说的这种心理，又激动又害怕，看到照片后又很兴奋。但李晓斌拍的这些内容却没这么轻松，即使拍了也不敢拿出来。而这幅照片能成为传世之作，还要感谢一位特殊的人物。
那是1986年，现代摄影沙龙正要举办《19761986十年一瞬间》摄影展览。沙龙的主席是着名的摄影家和组织家杨绍明。他向会员广泛征集作品，这时李晓斌说我这有一张照片你敢用吗？杨说有什么不敢用的？拿来一看，他马上拍板：好！就这样，一张轻易不敢拿出来的照片与观众见面了。杨绍明的家庭背景使他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国情，使他的胆魄超凡。没有他，这张照片的命运将不知会怎么样。
尽管照片拿了出来，但大家仍心存疑虑。《大众摄影》在1986年第8期刊登时还特地把拍摄日期改为1976年，以此来推说是在“四人帮”时期发生的事。照片刊出后反响很大，李晓斌收到了许多来信，有人看了照片后悲痛欲绝，因为这让他们联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和遭遇。
好照片的影响不是短暂的。在无数次被刊登和展览后，这幅作品还用作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问题》、《世界农民问题》两本书的封面，被评论认为是“本世纪为数不多的浓缩历史的照片之一”。
这里引用几段评论家的话，便可知道这本小书及《上访者》的分量。
（郑仲兵（原《新观察》杂志副总编）：
我认为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有着一对独立、赤诚、敏锐的曝光，也就是说他不受世俗的、主流的或者叫主旋律的这种传统的意识形态的障眼《上访者》是表现这样历史的一篇代表作，我们这个国家的上访者仍然络绎不绝，仍成为我们国家、民族、社会的惨烈的风景，就这个现象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上访者》和晓斌的摄影作品对我们这个中国的特定历史的凝滞和流动的观察、认识之深邃。
龙熹祖（中央民族大学图像研究所教授）：
这本书里面的照片尽管是一些街头小景，细节不细，它是对这个社会历史的一种见微知着的、以小见大的一种概括。实际生活已经表明，正是这些人在为大众馓最严肃的、最郑重的文化工作。
雷颐（历史学家，学者）：
当民众掌握了DV技术后，对于历史的书写就不再是某一脸力量可以掌控的了人民有自己的记录，那么以后再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恐怕就不再是只有一种说法了，就会有另外一种真实的记录。“四五运动”就是例子。
何志云（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总编）：
我以为这30多年来李晓斌所拍的片子栩他所走过的艺术道路实际上是他这30年安身立命的一个基本点，所以从他的片子里头也可以知道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艺术家30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所以说到最后艺术又很简单；你怎么活的，就是什么样的艺术。
尹吉南（中央美院教授）：
有记录就有历史，不是有历史本身，而是有历史的记录，这点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就有一个文化结构的问题。
余世存（《战略与管理》杂志前主编）：
它们很忠实地表现了我们社会的历史进程，或是很忠诚地表现了我们的社会状态，所以它们激起了我们的一种很广泛的同情。同情作为中国人正义的基础，或是中国入正义的第一原则，它证明我们中国人仍然是有正义和是非观念的。
窦海军（编辑）：
这张照片非常有意思，我把它说成是中国社会政治的一个体温汁，一个心电图，某个时期社会政治的状况如何，看看这张照片的境遇就知道了或放它、或躲它、或封它、或怕它……这张照片被推出的年代，无疑是中国社会政治相对开明的年代。我很怀念那个年代。
能够拍出《上访者》，李晓斌除了他自来的天赋和一种时代造就的灵敏之外，恐怕其他一些因素也要考虑进去：北京是中国的心脏，天安门是北京的心脏，他就住在心脏旁边他的家在东交民巷的一个小胡同里，周边一站地之内有天安门、中南海、故宫博物院、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北京市委和政府……对于一个摄影者来说，他可以方便地目睹一次次数百万人的游行或集会，也会目睹几十年来在天安门发生的所有大事。离“心脏”这么近，自然容易感受到搏动音律，但这更依赖于他那敏感的神经。
有些摄影家多年不断地以天安门广场为拍摄地，但照片大都是浮光掠影、涂脂抹粉之作，更很少出来传世名作。比较之下，李晓斌及其作品的分量和历史地位，也就更加显得突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