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是“红光亮”、“高大全”的顶峰，从摄影角度看，样板戏的剧照也是这样的产物。而在“文革”后期，另一类作品也具有这样的时代特征，那就是以《西沙民兵》为代表的系列照片。它们产生的年代在1974年前后。在当时，这样的作品具有“政治内容与艺术手法高度统一”的特点，并引导着中国大陆艺术创作的方向。
《西沙民兵》从技术上讲，是张好照片；从内容上看，它仍然是充满积极因素的，这也许就是尽管它产生于那个年代，但今天看来，也并不令人反感的原因。
《西沙民兵》的作者是伍振超。他的这幅照片曾家喻户晓，但今天，作者和作品同样像是被掩埋在了历史的河床下，以至于我很费了些功夫才找到了他。
1974年1月，南越西贡当局武装侵犯中国领土西沙群岛。最后，“英雄的西沙军民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引下，团结战斗，击退了武装侵入我国西沙群岛的南越西贡军队，扞卫了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民族尊严”（见新华社稿，刊《中国摄影》1974年2月号，题目：《向伍振超同志学习》）。战斗中，出现了许多英雄人物，民兵班长吴先锋就是其中之一。南海诸岛属于广州军区管辖，于是报道任务就落到了伍振超的头上。
我那时是广州军区榆林要塞宣传科副科长，上级找到了我，让我把西沙英雄的事迹拍下来。当时由陆、海、空三军的摄影记者组成了一个十几个人的西沙摄影组，我是组长。另外还有一个由作家和诗人等组成的写作班子也去了。我们于1974年先后两次到了西沙，和民兵、战士们一块训练，执行任务。我们总共在那里呆了两个月，拍了许多照片，后来在北京举办了《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虽然风光很美，但那里的生活很苦。没有菜，天天都是罐头，晒得要命，身上晒得直掉皮。气温很高，睡不着觉，中午只能在水里泡着。
一上岛，就听到许多关于吴先锋的事迹如何跟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等等，于是我就很想去拍这个人。我和吴先锋一块生活了一个星期，按我们当时的理解，英雄人物就是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所以要把这个人物拍得健美、丰满、高大、理想！
西沙群岛有7个岛，最大的叫永兴岛，第二大的是金银岛。金银岛是平时渔船集中的地方，居民很少，吴先锋带的民兵班就在这里。1974年1月的那天，南越西贡当局的几条军舰开到了岛边，上来一些军人，说这里是他们的领土，说着就要插他们的旗子。吴先锋据理力争，争执中双方开了枪，吴先锋带领的民兵英勇无比，打死南越十几个人，他们抬着尸体回到了军舰上。他们的军舰马上开了火。很快，我陆、海、空三军出动，敌人一看，大喊“红军来了”，就跑了（那时的部队是红领章、红帽徽）。打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敢来。这次战斗实际上只进行了一天。
吴先锋的确是个英雄。我们就把镜头更多地对准了他。
有一天中午，吴先锋背着冲锋枪，手里拿着螺号，无比英姿地站在海边望，那姿势简直就是电影明星的造型。我们就过去请他介绍与敌人斗争的情况，他把头一仰，侧着脸跟我说：敌人就是从那边来的！蓝色的天空，红色的衣服，警惕的眼睛，闪光的钢枪，真实的人物，完全符合英雄的各项元素，我们要的就是这个画面。为了使在强光下的反差减小，我用了反光板。又因为吴先锋的个子较矮，我就用了仰视的办法，使他看起来更高大一些。这样，一幅“目光炯炯、凝视远方、挺胸昂首、警惕地日夜守卫在祖国的海疆线上”的摄影作品就诞生了。
新华社发了通稿，国内外许多报刊都用了，影响很大。吴先锋随之也成了名人，全国各地都有妙龄少女给他写信，表达爱慕之心。吴先锋还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常委，而且是第四、第五两届。开人大会议时正好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有西沙摄影展，吴就去了。结果大家争相和吴先锋握手，有几个女解说员不相信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先锋照片上那么高大，眼前的这个这么矮小？吴说，那是伍记者高超的技术把我拍得太高大了！这时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急忙说，大家对英雄要尊敬一些，不能用怀疑的口气问话，大家不好意思地都笑了。
西沙摄影展（大部分是伍的作品）在北京展出后，影响很大。还出版了《南海诸岛之一西沙群岛摄影展览作品选》画册，各种展览图片大量地发往全国。1975年广州军区给伍振超记了一等功。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这些照片和赞美他的文章，更有6000多字的长篇评论，号召大家向伍振超同志学习，一下子把这个贫农出身的摄影干事捧到了顶峰。他于是变得很紧张，本性朴素的他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中间有个大人物左右了形势，一下子使局面复杂了起来。这个人就是江青。
为什么江青会与这事有关呢？很多人不明白，甚至把我的起伏与江青的提拔联系起来。这也难怪，毕竟多数人是不了解情况的。
早在1964年，闲来无事的江青就想到海南岛来玩，起因是摄影界的某个大人物建议她到海南岛，既有利于拍照片，又有利于休息。她到海南岛要拍照片，所以要求广州军区给找一个摄影好、政治上可靠、熟悉南方的人来陪她。就这样找到了我。我奉命陪了江青40多天。后来1970年她又来了，还是我陪的她。
到了1974年，江青就想宣传吴先锋和西沙民兵这个典型，还从新华社拿了20多个胶卷，并让我去拍这些人物，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这些事。
西沙事件之后，伍振超到了海南军区政治部，名义上是新华社广州军区海南分社的记者，但人事关系还是军区的，最终职务也不过是团职记者。“四人帮”倒台后，伍与江青的干系还是无法摆脱，于是有人开始整他的材料，他被停职检查。有外调人员去调查他的事情，
也有人准备再写6000字的批判文章，以对应那6000字的“吹捧”文章。他的档案材料上一度有这样的字样：“伍振超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大肆吹捧和投靠江青，为江青想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卖力地为江青效犬马之劳，干了许多坏事。骗取了一等功。”
广州军区要求新华社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新华社说我们对伍是了解的。就这样查了一段时间，结论是我没有参加“四人帮”的活动。到了1986年，所有的罪名都取消了，一等功也继续有效。6000字的批判文章也没写成。1982年时我就转业到了老家湖南，1982年1991年退休前是湖南摄影家协会秘书长。
伍振超1930年生于湖南江华县，1951年参军，到了朝鲜后没下车就奉命回来，到了广州军区。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从西沙摄影展之后，他的作品陆续被多家报刊采用并获奖，在湖南摄协工作期间也屡获各种奖项。现在家里安度晚年。
吴先锋当了全国人大常委后在当地被任命为广东省团委副书记，后来又是海南八所港务局党委书记。吴先锋后来找到了可心的姑娘，在三亚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后来据说又转到南京工作。以后伍振超就和他失去了联系。
时光就像海水，淘尽了许多东西，留下的是最坚硬的石头和最柔软的记忆。
如今的长城照片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但所有照片的知名度加在一起，似乎也超不过这一张。
联合国总部大楼大厅里挂着的高5米、宽10米的巨幅壁毯，上面的长城图案，就是按这张照片的画面制作的。它峰峦叠嶂，山色多变，曲折萦回，气势磅礴，已经成为象征新中国的一个重要国际符号了。
这幅照片从1962年诞生至今，已经在画册、报纸、杂志、明信片、织绣品、日用品、纪念品等无数种载体上无数次出现过。从传播的角度讲，《巍巍长城》绝对称得上是“长城第一照”。如果按今天的稿酬标准，这一张照片就足以让作者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千万富翁。
这幅照片的作者是《人民画报》社的着名摄影家何世尧。1962年的秋天，在何世尧的老师、着名摄影家敖恩洪的带领下，一行人马乘车来到了八达岭长城脚下。那时的长城没有这么多游人，没有这么多汽车，也没有这么多大煞景色的建筑，整个八达岭也只有几处稍加修缮后对外开放，长城显得自自然然、干干净净。到了长城上，大家分头去寻找自己的拍摄角度，都想拍出不俗之作。何世尧早就发现，已有的长城照片，多是站在长城上拍长城，尤其是早晚光线下的长城照片为数不多。这也难怪，别说那个年代的生活水平、拍摄条件与如今有着天壤之别，又有多少人能够摸一下照相机呢？作为建筑兼意识形态符号，那时候天安门与伟大领袖紧密相连，长城则与劳动人民密切相关。20岁出头的何世尧虽然是《人民画报》摄影记者中的小字辈，但他心里总想着要拍出一张像样的长城照片，他甚至具体想到，要拍一张“一抹朝阳染红燕山峰巅，长城在灰蓝色的群山中隐约盘旋”的作品。这次，他背着沉重的相机，走出了长城，他想到那边的山头上看看效果，几经爬山观察，终于，那个冥想之中的画面出现在何世尧的眼前！
1962年的8月，我和敖恩洪老师还有我们画报社的另两位记者一道去了长城。这次报道长城的起因是人民画报想系统地、比较新颖地介绍长城。我们几位编辑记者事先翻阅了过去报道长城的报刊，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编辑也给我们几个讲了他的想法，最后我总结了就是那两条：一多一少“站在长城上拍长城的多，早晚时分拍长城的少”。所以我就尽量要找到长城以外的角度。本来我想拍一张早晨阳光漫射、山体蜿蜒的长城。所以大家说好要早一点出发。那时候我们几个年轻的都住单身宿舍，司机就和我住在一个屋。果然，我们按计划天不亮就出发了。那时候路上人少，车也少，社里派了个波兰产的华沙牌小车，日出前就到了。到那才发现，我们全错了。因为长城是在山上，所以日出时山里还是黑暗的，长城更是什么也看不见，等太阳照到长城时已经是上午9点多钟了！哪里还有什么“日出长城，朝霞漫射”？
希望就放在下午了。我们几个中午简单吃了点东西，下午就各走各的了。我开始往东爬，打算从东往西拍。半道看见敖老师坐在石头上，大概是他岁数大了，走累了。我向他招招手表示我在这里，他赞赏地点了点头。他一向鼓励年轻人去创作，这次来也是这样。
上午我已经拍了几张，但都不理想。到了下午3点多，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角度，是在长城之外，那个冥想中的画面马上就要出现在我的眼前！角度是找到了，算是有了“天时”，但似乎还美中不足，于是我就架好了林好夫相机，装上了180mm的镜头，满满地把长城装了进来，耐心地等候。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大概在5点多时，“地利”出现了。这时的长城，蜿蜒曲折，夕阳把长城照得轮廓分明，空气中弥漫着暖暖的光线，山体的几起几伏让我十分激动，我开始拍。那时没有那么多胶卷，觉得好了就按一张，过一会儿又按一张，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拍了6×9的反转片整整一卷！天色将晚，我带着兴奋劲儿往山下走，几路人马都会合了，大家各自交流着体会，车停在那里，已经没什么人了，现在从画面上看，还能看到我们的那辆车。一路带着兴奋和疲劳回到城里在新街口那里吃了担担面。
一卷只有8张，要知道那时在同一个位置拍8张是要受批评的。结果回来一冲，不但没挨，还得到一致肯定。当年在《人民画报》上一发表就引起好评，此后就连续被采用，直到今天，还不断有各种媒体在约稿。
后来这张照片用得多了，底片也褪色的褪色，划伤的划伤，为了抢救这张作品，我根据当时《中国风光》大画册的色彩，自己复制了一张负片，再根据新华印刷厂的打样放出一张标准的照片，再把这张照片翻拍成反转片，总算有了个底片。现在外面的约稿都是根据这些底片放的。
后来社里的同志们让我再去拍，我也想再去看看。结果又去了两次，角度是一样的，但怎么也拍不出第一次的感觉了。再后来也有别人去拍，但是都没有同样的效果了。这一点我也很疑惑。后来我研究出来，原因是那造成远近山体隔离感的微微雾霭难以遇到，没有那样的光影了。季节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冬天或夏天都不行，只有在夏末秋初才有这种效果。所谓“天时”可遇不可求。
1974年中国政府送给了联合国总部两件礼品：一是按照何世尧这张照片织绘的长城壁毯二是“成昆铁路”的牙雕。去过联合国的朋友回来告诉何世尧，说你那个“长城”在美国挂着呢。还有朋友去瑞典回来说，你那个“长城”人家印在背心上了。在那个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着作权、版权这类概念，连人都是党的、国家的，何况一幅照片了，所以署名问题、稿费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对于《巍巍长城》，着名的邮票设计家邵柏林曾说：谁能拍出众人皆拍又众人皆无的作品，那才叫真正的艰难。何世尧的《巍巍长城》，客观上把拍摄长城的标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意味着他给别人出了难题，也给自己出了难题。还有评论说，何的《巍巍长城》盘亘而上，弯弯曲曲，绕遍群山，辉耀穹宇，就像中华民族悠久的发展史，曲折明晦，悠然远去，化入无极。
何世尧本是画报记者，最长于拍摄社会题材的专题报道，后来他走上了风光摄影之路，成了着名的风光摄影家，与这幅照片的成功有着很大的关系。对于拍摄长城，何世尧认为：“作为一名风光摄影家，长城应该是首选目标。除了北京的长城外，还有各地的长城，石头的、土的，形象极为丰富，有拍不完的内容。现在有些摄影家把长城研究得很深，把长城的阴晴雨雾都了解得很透。我相信，以后还会有更好的作品出来，长城是一个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