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褒曼不得不同罗伯托以及他的意大利朋友们去出席一个晚会。他们都玩得很尽兴。没有人谈起那个剧目，也没有人说他们演出成功了。第二天罗伯托在雷菲尔饭店收拾衣箱，褒曼去火车站送他。她记得罗伯托的衣箱里装满了意大利细条实心面。他们沉默地立在人声嘈杂、烟雾弥漫之中。褒曼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一段爱情插曲即将结束，以后的生活将和今天完全不相同了。
《茶点与同情》在巴黎大剧院演出，盛况空前。每天晚上剧院的1200个座位都坐满了热情的观众。“奇迹于昨晚又回到了巴黎剧院。”一位评论家说。所有的评论都在颂扬这个戏，甚至有时褒曼在对白中说错了话，他们竟误以为这是故意让观众寻开心的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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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安娜斯塔西亚》在演出《茶点与同情》期间放映，取得了世界范围的成功。这部影片在她的演员生涯和个人生活中都是个分水岭。有两个最重大的问题需要她妥善解决：一个是与罗伯托的婚姻裂缝；另一个是关于女儿皮娅……
博斯莱·克劳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说：“褒曼小姐的表演无懈可击，表现得活龙活现，值得授予学院奖。”奥尔顿·库克在《纽约世界电讯》中写道：“褒曼小姐依然感情充沛，热情洋溢，和7年前离开美国时完全一样。”凯特·卡梅伦在《每日新闻》中写道：“如果好莱坞把更多的时间、金钱和人力投入拍制《安娜斯塔西亚》这样的影片，那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为电影业的前途忧心忡忡了。”
1956年秋天，几乎没有争论，纽约的评论家就把当年最佳女演员奖授予了褒曼。“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要她回纽约领取纽约评论家奖。他们曾在影片《安娜斯塔西亚》中投入了巨额资金。这次又想和她继续拍制影片，可是他们又想让褒曼回美国后先试演一下，看看美国公众是厌恶，还是继续喜欢她。他们要了《茶点与同情》的全部门票，星期六晚上一场，星期日两场。
此外，埃德·沙利文（他是星期日夜晚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电视节目中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测试美国观众对褒曼是喜欢还是厌恶。
1956年7月，沙利文对他的电视观众说，他刚从伦敦的制片厂回来，那里正在拍摄《安娜斯塔西亚》，而且对海伦·赫伊斯、尤尔·布里纳尔和“那位瑞典大影星”英格丽·褒曼进行了电视报道。他还说他听到谣传说，褒曼小姐拍完《安娜斯塔西亚》后可能重返美国。埃德眉飞色舞地说了一通，接着他说想请观众自己决定，他们是否同意让他在电视节目中播放对这位有争议的人物的访问。
埃德·沙利文给褒曼发去了电报说，到现在为止收到的来信中，大约有1500封信反对她访美，有2500封信说愿意让她登台与观众见面。
当然褒曼是不会在沙利文的节目中露面的。对于访问美国是否合适，她一直十分怀疑，尤其是罗伯托及其兄弟伦佐在竭力反对。罗伯托仇恨美国的心理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这时在印度，伦佐就给褒曼写了一封信，说她若访问美国就是违反诺言。可是褒曼从未说过她不再去美国。从这几年寄到意大利的大批信件中，她知道有数量惊人的观众愿意她回美国去，他们是爱她的。现在美国在召唤她，她对她的追随者和影迷们的热情不能无动于衷。
褒曼知道在纽约肯定要见美国新闻界，他们要问的问题会是令人不愉快的。尤尔·布里拉尔听到褒曼要去美国的消息后，在巴黎打电话对她说：“你要随身带点镇静剂。”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带镇静药，她也真的吃了一片镇静药。最使她受感动的是莱奥纳德·莱昂斯，那位美国专栏作家。他虽然和褒曼不很熟，可是对她一直很友好。他给褒曼打电话说：“英格丽，我在下边，就在你的旅馆的酒吧间里，和我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你的虔诚的崇拜者，谁要是故意同你为难，他就要打断他的鼻梁。这个人就是大作家海明威老先生。我们可以上楼吗？”
他们上了楼，他们拥抱接吻。海明威从眼镜上方看着褒曼，严肃地说：“姑娘，我要和你一块去纽约，我会保护你的，不会有什么麻烦。明天早晨我可以和你一起登机，我将守护在你身边。如果有哪个记者向你提出污辱性的问题，我就把他打翻在地。只要我在那里，没有人会给你惹麻烦的。”
褒曼说：“您的心肠太好了，海明威先生，可是我必须孤身一人前去。如果我要带着个秘书，一位公关先生，一个朋友，或一名大夫，还有我同您，浩浩荡荡一大群人，他们就会说：‘瞧，她还带着一帮打手。她害怕了。’是的，我是害怕，可是我必须一个人去，让他们想问什么就问什么。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回去的惟一的办法，孤身一人回到美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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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美国。 1957年1月20日，星期日早晨8点刚过，一架巨型飞机划破铅灰色的天空，降到了美国艾德威尔德机场的跑道上。她忧心忡忡地凝视着飞机窗口外面迎着刺骨的寒风等候她的人群。他们裹在厚厚的大衣里，眼睛望着飞机……
在机场上，记者们向褒曼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次回来你是否要长期住在美国？”她说：“我是欧洲人。我丈夫是欧洲人。我手提包里装的是意大利护照。我的孩子是欧洲人。我为什么要使他们离开欧洲呢？”他们开始追问罗伯托同她不和的传说。“你和罗西里尼愉快吗？”褒曼说：“每逢人们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我们已经分居了，先让他们大吃一惊，”然后她接着说：“他已在印度拍一部影片，而我在巴黎。”接着他们谈到了她的女儿皮娅，问褒曼是否准备见女儿。她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还无法确定，她回避说：“我不知道，因为来去匆匆，可能见不着。星期一晚上有演出，我必须赶回巴黎。当我和皮娅再相见时，我希望只有我们俩人在一起安静地会面。多年不见，只和她相处短短几分钟，那会使我很痛苦。”这确实是真的，可是褒曼觉得这是她一生中所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机场上，影迷们的盛情欢迎，深深打动了褒曼。她原以为，他们一定会问她离谱的、令她难堪的问题，她必须面对愤怒讥笑的喝倒彩的人群，而不是她的这些忠诚的支持者。
褒曼离开机场前往纽约艾琳·赛尔兹尼克的公寓。在那里她看到了多年来从未看过的第一份美国报纸。从报上知道席各妮·海苏的儿子死于车祸。这消息使褒曼很震动。她同席各妮曾经一块在戏剧学校学习，在瑞典，席各妮经常在舞台上演出。后来她和一家大制片厂签订了合同也来了好莱坞。那段时间她们经常在一起。彼得和席各妮也成了好朋友。
多年来，席各妮为儿子治病操碎了心，她找了很多医生，跑了很多医院，把所有的钱和爱都倾注在儿子身上。现在她在纽约演出，她的儿子是一个只有21岁的漂亮小伙子，完全康复了，他第一次和一家制片厂签订了合同。他和他最要好的朋友驾车在公路上行驶，出了事故，丧了命。
褒曼急于找到席各妮。在一位瑞典女演员维薇卡的帮助下，总算拨通了席各妮的电话。
席各妮接过了话筒，唠唠叨叨地说了起来：“英格丽，听到你的声音，太高兴了。你是来纽约领奖的吧！真替你高兴。你回美国真太好了。我知道，今天晚上‘萨迪’饭店举办大型晚会，已经邀请了我。我不知道能不能去参加听到你说话，太高兴……”她不停地说了下去……
褒曼想，她的脑子也许出了毛病。她说：“等一等，报纸上说你的孩子出了车祸，是吗？”
“是啊，难道不可怕吗？他死了。我真为那个驾车的孩子难过，他是我孩子最好的朋友。他没有死。我已经请他到我这里来，我可以照料他，他一定吓得要死……”
“可是你不打算去加利福尼亚吗？”
“我还去干什么呀？我孩子已经死了。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惟一能做的好事就是帮助那个孩子，叫他到我这里来。”
“你准备留在纽约？”
“是啊，再过几小时我要去剧院。”
褒曼简直不敢相信她听到的话。“今天晚上你还能演戏吗？你当真要演出吗？”
她非常平静地说：“是啊，英格丽，今天晚上我必须演出，不然的话，我会发疯的。”
褒曼哭了起来。同席各妮的这段对话多年一直萦绕她的心头。
褒曼知道必须给皮娅打电话，女儿知道她要回来。褒曼曾写信告诉女儿说，过了这么多年能再见到她该是多么高兴。她也曾经请艾琳和凯·布朗转告女儿。
现在褒曼知道这次她不能见皮娅了。没完没了的活动——机场上记者的即兴访问，会见阿尔文邦，同席各妮·海苏谈话，领评论家奖，同史蒂夫·艾伦在他主持的电视节目中露面（从“萨迪”饭店转播的特别节目）。她一想到那些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蜂拥而入，等着看她见到女儿皮娅时伤心落泪，悲痛欲绝的场面，她就无法忍受。她实在无法面对这种感情的极度爆发。褒曼给皮娅打了电话，把想法告诉了女儿。她竭力向女儿说清楚，她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安排这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事情：看望女儿。她尽力向女儿解释她无法控制感情，她担心自己的精神会垮下去，而不能再做别的事情。褒曼说也许她应该这样做。她是鼓足了勇气才来美国的，她实在没有更多的勇气去见自己的女儿了。
可是可怜的皮娅并不了解母亲的心情。她认为褒曼不想见她。她认为母亲把自己的事业看得更为重要，认为褒曼想做的不过是会会老朋友和在电视上露露面。于是皮娅把旅行箱里的东西又都拿了出来，上课去了。新闻记者打电话给她，她对他们说她功课很忙，无法脱身，因为她不想拉下功课。大家都觉得这很奇怪。
对皮娅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创伤，在她的心里一直积存了多年。
6个月后，1957年7月8日，渴望已久的会面终于实现了。彼得·林斯特罗姆博士已经再婚，他和妻子艾格尼丝、他们的小儿子彼得来斯德哥尔摩游览。皮娅也一同来了。这时她已经18岁了，在科罗拉多大学读书。皮娅给母亲打了电话，约好在巴黎见面。
分别长达6年后，这是她们母女第一次会面。褒曼料定她和皮娅都会激动得泪流不止，但她不愿意让摄影记者看到这种场面。于是她和“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说明了上述情况，请他们予以协助。他们同情地说：“我们让你先呆在飞机上，等乘客都走下之后，你们母女可以留在飞机上单独相见。”
于是，褒曼登上了飞机，女儿皮娅等在那里，她们拥抱在一起，可是闪光灯立即曝了光。
《巴黎竞赛画报》曾经派了一名摄影记者，从纽约就跟随皮娅，以便拍下这张久别重逢的照片。当他发现皮娅留在飞机上时，他就藏在飞机上，趴在椅子下面。拍完照后，机组人员才把他叫了下去。皮娅惊奇地看着褒曼说：“你看起来多么年轻。”
她们在一起呆了12分钟，然后走到舷梯上，面对成群结队的摄影记者亲切地拥抱和微笑着。
“分别6年后的重逢，我们都很高兴。我真不知道我们一起在巴黎要干些什么。”这是褒曼说的惟一的一句话。
为了躲避摄影记者的追逐，她们不得不从旅馆的后门偷偷地溜出去坐车游览全城，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在皮娅逗留的日子里，她们走到哪里，人们都会包围上来。皮娅在欧洲停留了两个多月，褒曼带她去看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她们游览了西西里岛，皮娅在圣玛丽奈拉度过了最后的时刻。孩子们都在那里聚会，格外亲切。
皮娅回美国后，褒曼带着孩子们飞返巴黎。生活和过去不大一样了，因为罗伯托远在印度，而且要在那里工作9个月，现在需要褒曼自己下决心了。
她记得第一次拿到演出《茶点与同情》的工资支票的情形。从她16岁充当临时演员领取了10克朗工资以来，大把的钱没有在她手上停留过。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演员给她介绍了一位律师协助理财，他在银行里给褒曼开了户头。这样工资和各项收入可以及时存入银行。
不久，褒曼听说她在法国的收入必须纳税。她不知道纳税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意大利有罗伯托处理一切，她无须插手。后来有人告诉她，对于她这样一个外国人来说，在法国开立银行户头是不合法的。他们还说，每张支票都将遭到扣留，并从中剔除税金。她应早些去税务局申报纳税单。她把律师找了来对他说：“这些情况你都没对我说过。现在我该怎么办？”
“你都花费了哪几方面的钱？”他问道。
“我已经付了旅馆费，3个孩子的生活及保姆的费用和工资。要是税务局要我缴纳很多钱，我对他们说什么呢？”
“噢，那很好办。你说你供养了一位情夫，钱都这样花了。”
“养个情夫？我还为他付账！”
“对。他把你的钱都卷跑了。这不奇怪，是很正常的事情。收税人懂得这一点，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我不喜欢这个办法。”
“别担心，等他们来找你时，我们再商量对策。”
于是褒曼没有再理这件事，只等着税务人员来找她，可是没有人来找她。于是她给律师打电话说：“什么事也没有。”
“噢，好啊，如果10年以内不找你，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我不喜欢……”
“不用担心，一切交给我办吧。”
第九个年头，税务人员终于来找褒曼了。这时她已经又结婚了。税务人员找她要了一大笔钱。这都是那位律师的坏主意造成的后果。从此以后，她尽量不同律师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