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庆喜和胜的立场进行联想，世人多以为这二人起初关系不佳，但这不过是一种独断的想法罢了。无论身处何种浪潮之中，在尊皇之水洗濯下出生的庆喜都是带有日本风格的自由奔放之人。自然，这里所说的“日本风格”指的自然并非如欧洲个人主义一般的个人特色，而是指以立足于宇宙的视野、以自然科学的角度看待事物的自由人。
或许如此形容并不贴切，但庆喜的这种自由观，就好比在太阳孕育之下的人类本身具有的各种个性，因此不必、也不能人为地对此加以扭曲。简单说来，就是“顺着阳光所指的方向生长”。
与之相比，胜海舟由于自出生起便毫无家族重压，因此形成了一种犹如野人一般的自由。
因此，二人的接触可以说代表了人类自由这张白纸的正反两面。
胜海舟在广岛的大愿寺会见长州藩使者广泽兵助和井上闻多等人的日期，与将军家茂的灵柩离开大坂城是在同一天--9月2日。胜海舟当时表示，征长先锋总督德川茂承已经撤回大坂，因此长州亦应解散军队，返回山口。家茂已死而庆喜又坚决辞退将军一职，因此幕府已经不复存在，但关于此事胜海舟并未提及。只要双方退兵，战争便会结束。
如今列强在外虎视眈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避免发生内乱，只能先结束战斗，然后坐下来商谈，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然而，此时的长州与直率真诚的尊皇思想之间早已切断了所有联系。一旦脱离这种固有的精神，就会堕落为决不放过对手任何弱点的马基雅弗利主义。
他们虽然暂时承诺不会追击撤走的德川军，却并没有真正理解胜海舟和庆喜对长州的一番好意，究其原因，便在于萨长联盟。
就这样，德川茂承、井伊直宪、榊原政敬及其下幕府军接连自广岛撤兵，而家茂的灵柩也于9月6日运抵江户。
如此一来，有两件事已经尘埃落定：不必再担心德川家茂的遗体腐烂，而幕府的前途也已清晰明了。
朝廷立刻下达敕命，召集尾张、肥前、土佐、宇和岛、纪伊等十九藩主以及岛津久光等人进京。显而易见，朝廷此举意在实现由万机公论来决定的国体理想。敕命于9月7日下达，而9月12日，浅野家（广岛）的中井勇太郎来到山口，以幕府已经撤兵为由，劝说长州解散军队，但长州并未明确答应。
于是，9月15日，休战的诏书再次经浅野家之手传达给长州藩。然而，长州却再次拒绝接受诏书。
若是以前的长州，绝不会做出对诏书心持异议而拒不接受，并附上理由书一起退回芸州藩这样的举动。如此一来，长州无异于采取了无视天皇的策略，主动接受了朝敌这一污名。
事实上，幕末维新的气氛此时可以说已经完全改变了。曾经的志士们对天皇以及天皇所下诏书都充满了无比质朴的敬爱之情，而如今，这种情感却被各藩利用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前文已经谈及，令长州摇身一变的原因之一便是与萨摩的结盟，但若是只有这一个原因，长州是万万不会做出违逆诏书这般与日本人的本质相异的行为的。
“只要最终结果是为了朝廷便足矣。”
这种借口正是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常用手段，但既然能够说出如此借口，一定存在某种可以自我安慰的根据。但这根据究竟在哪里呢？
“现在不能解散军队，所谓诏书早已被近侍随意左右。如今非但不能解散军队，更应让萨摩、芸州、肥州相继起兵，讨伐幕府。如此一来，定能恢复朝权。只要朝权能够恢复，贼名之事根本不值一提。”
假设有人在暗中散布如此言论，那么这人会是谁呢？这个幕后人物必须能够在现实中插手朝廷人事，同时还要足智多谋，却又并不理解当朝奉行的真正理想。一旦如此，那么此人只需在当前局面下，于现实中取得胜利便已足够。
能够想出如此无视国体的策略之人，首先便是各国列强的公使，但列强的使臣还不至于能够操纵天皇近侍。
（如此说来，果然还是天皇身边的人……）
在值得怀疑的范围内，一个人清晰地浮出水面--此人便是正被勒令在京都郊外岩仓村幽居的友山，也就是岩仓具视。
萨、长、土藩的志士们经常秘密出入他家，密谋策划。长州没落之前，被长州志士奉为直接领导人的是久留米的真木和泉，如今则变成了岩仓具视。
岩仓曾向天皇极力劝说和宫下嫁，很显然，他是一个公武合体主义者。因为此事，他被长州激进派的志士们视为三奸二嫔的首恶，遭到猛烈的排挤，继而被迫离开天皇身边。
如今，他的怨恨应该已经深入骨髓，却隐藏在长州与萨摩背后，成为促成两藩结盟的惑星。讽刺地讲，可以说他在暗中的行动便是为了向天皇和长州复仇。若非如此，他又怎能令一直都敬畏诏书、将其视作绝对的全国志士们，如此轻易地便对诏书完全无视呢？
如此一来，这场斗争便完全脱离国体，彻底呈现出了一场低级革命的模样，与夷国毫无二致。政权从一个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中……对日本民族而言，这样的革命不过是毫无意义的低俗争斗罢了。
人有头、身、腹和手足之分，还有眼、口、眉、耳等区别。既有双肩也有左右手，有腰和双脚，还有手指和指甲，正因这些都齐备，人才能成为一个机能健全的人。虽然在这些机能和能力上，人与人之间不免存在着千差万别，但是也正因如此，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特长的生活姿态，才可谓是顺应大自然意志的“神”的姿态。
领悟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人上有阳光沐浴，下有大地相拥，以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成长着。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太阳存在则永恒不灭”的大自然法则，而大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便是这一法则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
以日本的精神来看，“革命”一词是非常不恭且古怪至极的说法--有谁能随意革掉太阳赐予的永恒生命呢？
对人类来说，能够成功改变的是生活方式，而绝非生命本身。生命寄宿于女性胎中，从生命最初的基本形态起，经历近十个月的漫长的孕育期，然后才能以一个完整的婴儿形态诞生到这个世界上。
基于婴儿需要在母胎内经过十个月的成长过程这一事实，大和民族便习惯认为婴儿在诞生时便已有了“一岁”。而西洋计算年龄的方式则是从孩子出生之日开始，与日本的计算方式存在明显差别。因此，若认为西洋的计算方式是“尊重人类”，那么日本的计算方式便应该称作“尊重生命”。
实际上，源自尊重生命的日本人道，与源自尊重人类的西洋人道之间的不同，便是西洋人与日本之间的不同。尊重人类的思想以人为本，但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却可能会无视其他生物的生命。这也是人类征服山岳海洋，创造出无精卵和无生殖的食用动物，为了多产多收而进行公害施肥等等的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或许直到人类迎来现代这一公害时代时，这一点才被确切证实。
至于日本的“尊重生命”，则是一种恭谨的人类之爱，认为自然万物与人类皆平等，都是以太阳之子的身份存在的生命体，并应当尽量避免食用四足动物。
从这种人类之爱的角度来看，革命着实不应存在，人们必须为实现活着的生命能够“各得其所”而努力。这种时刻恭谨祈愿的姿态，便是维新（日日如新）。
当人们将这种精神铭记于心，重新审视日本时，便产生了尊皇与勤皇。而且，这种精神犹如燎原之火，从一个日本人心中燃烧至又一个日本人心中。
然而，大火在燃烧途中却屡屡遭遇冷水的浇泼，太阳的大爱竟也遭遇了被扭曲为一藩利己之心的大危机。
萨摩的算盘，长州的算盘，天皇近侍的算盘。纵然庆喜万般不愿，也不得不站在功利旋涡的正中间。
“人是无法独自生存的。”
这并不是多么高深的觉悟，任何集团中都不会存在对此毫无知觉的人。然而，一旦涉及到集团与集团之间对立的情况，并因此萌生利己之心，考虑问题的方式便会发生变化。这其中既有群集心理，亦夹杂着义理人情。不，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如“离开这个集团便无法生存”之类的不安。
于是，随着两个集团之间不断重复着这种碰撞与冲击，怨恨的感情便会深深地扎根。
简而言之，长州的反感来源于自文久三年（1863年）8月18日政变以来所受的苦难。与之相比，萨摩的动机则完全不同。在他人眼中，暗中操控萨摩的是大久保，他与萨摩家臣巧妙地利用了久光不愿逊于同父异母的兄长齐彬的要强和野心，继而策划出种种阴谋。
出人意料的是，土佐却选择了冷眼旁观的立场。然而，在庆应二年（1866年）8月到9月这段时间内，如此大藩的有识之士竟也忽视了最重要的两件事。
其一，随着年龄的增长，当时的天皇（孝明帝）越来越在意皇位的尊严。至于其二，便是征夷大将军已经不复存在的事实。
因此，对于9月7日以天皇名义下达给尾张、肥前、土佐、宇和岛、纪州等其他十九藩及岛津久光、长冈护美（熊本）的诏令，几乎无人响应。
如此“勤皇”，天皇的失望与愤怒可想而知。
9月18日，天皇再次表示：“国家大事须待大藩进京之后再行决定。”而朝廷仅处理一些小事。
10月26日，天皇第三次催促诸大名进京，但大部分人称病，并未进京。但是，这些人后来都装出一副大勤皇家的姿态，倘若这便是历史的真相，如此堕落的勤皇是多么令人沮丧啊！即便是学习了水户精神的西乡吉之助，也只是一直在考虑着俗世的策略，并未留意到庆喜早已空出将军一职，静静等待。
10月15日，西乡吉之助与萨摩的小松带刀一同离开鹿儿岛，打算即刻进京，抓住良机，迅速确定国宪，一举实现王政复古。他抵达京都之日，正是天皇第三次催促诸大名进京却接到众人称病的模棱两可的回复之时。
朝廷和幕府的弦外之音皆是想将政权交付给与之匹配的人，但日本却仍未培育出有能力接手之人……
这便是日本在庆应二年（1866年）秋季时的实际情况。天皇焦虑万分。国家大事须待诸大名进京之后再行决定……天皇虽做此想，也已将此意遍告天下，如今却停滞不前，焦虑自是理所当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