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敢吗？他可不是老崔，没有舍得一身剐的胆量。他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亲身体验过“公家”的厉害，知道那不是闹着玩儿的。可是不人五人六地来一下，他又死活憋不住，以至到了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的地步。翻来覆去地权衡，斟酌，自己和自己斗争，内心的冲突一波又一波，最后还是感情战胜了理智，冲动代替了冷静，终于发了第二十一昏章，决心豁出去一搏。并且发狠道：作家不敢鼓与呼，不如回家卖豆腐！
他的“报复”方式其实也极简单：不过写篇杂文而已。而文章又不能写得过露，谨防四面八方的人来和他算账。于是便采用了中国的文人们使用了几千年的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老套子，寓愤怒于嬉笑调侃之中。他何尝不想明明白白、痛痛快快地发泄一番？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作家先生奋笔疾书，不大工夫就写成了一篇两千字的杂文。不愧是行家里手，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妙语连珠，辛辣而不失之刻薄，调侃而又略显庄重，既有鲁迅之风，又有王朔之气，现当代合璧，相得益彰，堪称一篇精心包装的“檄文”，或涂着蜜汁的“匕首”。矛头则直指非法拘禁、行刑逼供等丑恶现象。为了说明问题，给自己的论点找一点依据，他小心翼翼地提到了东湖派出所和双林沟治安室。作家先生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将这两个单位拿出来示众，只是若隐若现、蜻蜓点水地点了那么一下，用词也极客气，说白了就是：老爷，您的衣服……
这篇文章在《古城晚报》的报屁股上发表了。由于安排得很不醒目，用的又是小字，所以并不引人注意，没有产生作家先生所预期的社会反响和轰动效应。发过之后，胡然也就把此事忘记了。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文人来说，挨过一顿饱打，出了一口小气，事情也就算扯平了，不值得再去记挂了。他不奢求有更好的结果。所以不久之后，我们的作家先生不仅恶气全消，而且又一如既往感觉十分良好了。
有那么一个美好的清晨，作家先生起了个大早，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到滨河马路去散步。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近来作家先生已经改变了睡懒觉的习惯，开始晨练了。这当然也是逼出来的。前些时间，也就是在双林沟经受拳脚考验之后，胡然总觉肝部不适，时常隐隐作痛，便去医院做了检查。这才发现他的肝很不好，已经硬化了。于是便在吃药治疗的同时，遵医嘱早起锻炼。来到河边，打了几套太极，听着黄河的涛声，沐浴在朝阳与和风之中，远眺群山逶迤，近观市民熙攘，竟不觉心旷神怡，通体舒畅。嘴里哼着花儿，打道回府，准备去上班了。
“看报！看报！古城最大名誉侵权案！”
“看报！看报！无聊文人惹火烧身，被推上法庭！”
广场上，一群报童手里扬着早报，大声吆喝着向路人兜售。胡然不觉一怔。哪个家伙干的？他驻足买了一张《古城快报》。稍一浏览，便觉眼前一阵发黑。
大红套板通栏标题－－
作家胡然发表文章诬陷、诽谤公安干警，被东湖派出所和双林沟治安室告到滨河区人民法院。滨河区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将于近日开庭审理。据悉，这是古城有史以来影响最大、性质最为严重的名誉侵权案。各方人士正在密切关注此案的进展。
内容文字有：原告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开道歉，为原告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失人民币10万元（东湖派出所和双林沟治安室各5万元）。
一些报贩甚至录了音，用电喇叭一遍遍地叫卖着：
“特大新闻！特大新闻！作家胡然诽谤公安干警，法庭不日审理……”
“侵权！侵权！侵权……”
人们一边买报一边议论：“这样的作家真缺德！”
“胡然？我们怎么没有听说过？”
“那是个坏！如今的作家，没有一个好东西。为了出名挣稿费，不惜造谣生事。”
“这些馊文人！”
“活该！就应该让这些家伙嗓子里呛点水。他们活得太舒服了。”
报纸从胡然的手里溜了下去。他的眼前一片黑。镇静片刻，那黑消失了，眼前却有两个蚊子在飞动。伸手去打，却什么也没有。又一看，蚊子照样在飞，而且就在自己的眼眶附近。再用手去摸，还是什么也没有。但黑影依然在晃动。他于是明白，那不是什么蚊子，而是眼病了。就是这张报纸，就是这条消息，给作家先生留下了永远的疾患。
他离开了激愤的人群，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这段不到两公里的路程，他居然走了整整一个小时。脑袋嗡嗡地响，耳朵里一片轰鸣，抬头看天，早晨的阳光显得是那样惨白，那样乏力。最大名誉侵权案！最大名誉侵权案！
无中生有，诬陷诽谤……
近日开庭审理……
精神损失……人民币10万元……
这几个词组反复地在他的耳膜里回响着，他感到自己的精神都要崩溃了。昏昏沉沉地走到机关门口，他却有点犹豫：此刻，同事们正在传阅《古城快报》，并且热烈地议论着。他甚至看到了王伦惬意的眼神，茅永亮和张明人抑止不住的笑，李玲小姐则热心地向每一位艺术家推荐这张报纸。他举步不前他神态恍惚。
“胡老师！”一只大手拍在了他的肩膀上。作家先生抬头一看，老崔像座铁塔似的站在面前。
“我等你好长时间了。”
“有事吗？”
“你还不知道？”老崔把一张报纸递到胡然手里，“你被人告了。”
“我知道……”
“我就是为这事找你的。”老崔说，“不要害怕，我来帮你！”掷地有声。
一股热泪从胡然的眼眶里涌了出来。就在这千夫所指，有人看笑话，有人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工人老崔毅然站了出来，为朋友两肋插刀了。
“放高兴些！”老崔大声说，“屁大的一件事，有什么了不起？我有和他们打交道的经验，我帮你打这场官司。”
胡然激动地抓住了老崔的双手：“救星！你可真是我的救星啊！”
“走，喝酒去！咱们边喝边商量。”老崔拉起胡然，向一家小酒馆走去。“不就是一桩民事官司吗？又不抓人，你紧张什么？”找了一张桌子坐定，一杯浓浓的青棵酒递了过来：“来，胡哥，兄弟敬你一杯！”
胡然接过酒杯。
“感谢你写了一篇好文章，”老崔举起杯了，笑吟吟地望着胡然，“替老百姓说了话。干！”
三大杯下肚，两人心里都热和了。老崔红着脸子说：“你是站在正义的方面，你怕什么？他们的事情还少吗？你才写了多大一点？连皮毛都没有伤着哩。”
胡然说：“我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老崔说：“既来之，则安之。人家既然告了咱们，咱们就奉陪到底。根本不要拿它当一回事，更不要放到心里去，权当是和他们玩哩。”
胡然点点头。
老崔继续说：“而且要横一点：横对横。把你们温良恭俭让的那一套收起来，少一点孔老二，多一点刘邦朱元璋……”
胡然心里想道：“这家伙一套一套的，知道的还真不少。”
“要丢掉幻想。别指望法庭会支持你。如今以法治国，什么都要通过法律，这本来是好事。可法官们的人格、素质和水平却参差不齐，甚至很不理想，于是又走到了另一个盲区。一个基层法庭，三五个人，辖区内的什么疑难案件都要由他们来决断。哪怕你是国学大师，科技泰斗，如果被人告了，也要站在他们面前听喝。甚至一部作品是否侵权，也由他们说了算。这还是正常现象。要是其中有心术不正、品质不好的家伙，那情形就更糟糕了。所以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把官司长期打下去：一审败诉，打到二审，中院败诉打到高院，高院败诉打到最高人民法院，一直打下去，拖也要把他们拖垮。”
胡然凄然一笑：“那要折腾到什么时候？”
老崔斜了他一眼，瓮声瓮气地说：“你要是嫌麻烦，那也很简单：跪地求饶，卖房子赔款，外加公开道歉。不过那样一来，你可就真的要青史留名了。”
“日他娘，老子豁出去了！”胡然灌了一大口酒，硬邦邦地撂了一句。
“好！”老崔一拍桌子，“咱老崔陪你过一次独木桥。”
下午，《古城快报》的副总编打来了电话：“胡老师吗？今天是我们副刊创办五周年，晚上约了几位朋友坐一坐。胡老师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给我们写了不少文章，请您务必光临。”
“我就不参加了。”胡然回答，一听见“古城快报”四个字，他就犯怵发晕。
“您一定要来。到时我们派车去接。”电话挂上了。
晚上六点钟，《古城快报》的红色皇冠早早地停在了作协院子里。一位年轻的女记者登上楼梯，连搀带扶把作家先生“请”到了轿车里。
金狮宾馆的豪华包厢里，满满的两桌人正在等胡然。副总编笑眯眯地把作家先生拉到他的身旁坐下，轻轻地拍了两下手：“胡老师请来了，咱们开始吧！”
所有的客人都望着胡然微微发笑。他突然有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副总编举起酒杯，站起来说：“这第一杯酒，我要敬给胡老师。”
作家先生感到莫名其妙。
“这是压惊酒，”副总编笑望着胡然，“我们发表那条消息，提前没有告诉胡老师，让胡老师受惊了。”
众人一起举杯。胡然拗不过大家的面子，将“压惊酒”喝了下去。
小姐又依次斟满了杯子。
“这第二杯酒，”副总编又举起杯了，“是贺喜酒－－”
胡然心想：真是厚脸皮！咋能自己给自己贺喜呢？
副总编解释：“是向胡老师恭喜的。”
众人不解，一齐望着副总编。
副总编朗声道：“祝贺胡老师因祸得福，成了大名人！”
胡然咽下“贺喜酒”，一脸苦笑地摇摇头。
副总编夹了一筷子凉菜，一边嚼一边说：
“胡老师，我真羡慕您啊！因为一件小小不言的官司，一夜之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说句不客气的话，您虽然写了不少作品，但您的名气主要还是在本地，最多也就是西部几个省份，一出潼关人家就不晓得了。这下可好，全中国都知道了。我们虽然是小报，京、津、沪、穗到处都有订户。随着《古城快报》的递送您的大名也就传到东、南、西、北、中了。这实际上是免费为您做广告呢。我们这些人，分量太轻，想叫人家告一下都没有人告－－我太想打场官司了。我可以断言，这场官司打完，您的小说就成畅销书了。”
胡然忿忿地说：“我宁可不当什么大名人，不出畅销书，也不愿意让你们拿到报纸上示众。”
“好我的胡老师哩，”副总编把一只手搭在胡然的肩膀上，一只手则替作家先生夹了一筷子眼下最时新的野菜，“听学生给您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不炒你炒谁呢？环顾古城文坛，谁的成就还能超过您？谁的影响比您大？我们这些报人，说白了也就是一群有文化的商人。我们要考虑自己的效益呀！我们平时也炒一些车祸什么的新闻，但谁爱看那些东西？外面的报纸一条也不转载。可是一炒您胡老师，报纸的销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当天就增印了两次－－外面的好几家报纸都转载了。您说说，我们不炒你炒谁？”轻轻地拍拍作家先生的背，“要怪就怪您名气太大了。”
胡然越听越糊涂。在这位报人的嘴里，自己竟变为这场官司的最大受益者了！他真佩服这位过去的市委理论处副处长把辩证法学得如此精通，难怪他主持的报纸成为古城老百姓讥笑的“三大怪”之一了。
他借口不胜酒力，早早地离开了雄辩家们所设的“压惊”宴。晚上，胡然做了个噩梦。他梦见自己因诽谤罪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两个法警走了上来，咔嚓一声，将冰凉的手铐铐在了他的手腕上。回头看时，他的房门贴上了封条，作为抵押赔偿给了双林沟治安室……
作家先生惊出了一身汗。
大律师妙言解大义名作家公堂败诉
作家先生自从做了那个狗娘养的梦之后，就变得坐卧不宁，寝食不安了。他一夜三起，一夕数惊。他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他一次次地自责，一次次地懊悔。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逞一时之勇，泄一时之愤，写那篇日他娘的文章。中国人多少年都这样过来了，惟独你受不了？惟独你委屈？你是什么东西！尽管老崔给他那样打气，他还是马尾子提豆腐－－提不起来。他是个熊包，他是个软蛋，他的骨头一点儿也不硬。他是那种没事了找事，有事了害怕的家伙。他千遍万遍地“审查”自己的那篇杂文，越看竟越觉得有问题了。调皮的词儿太多了，满篇都是“刺”。人家随便一挑就能挑出一大把毛病。一种深深的负疚感攫住了作家先生。
“莫非我真的有罪？”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
他惶惶如丧家之犬。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度日如年。他的体重迅速地下降，头发迅速地变白。没有多少日子，便苍老了许多。正当壮年的人，已经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了。每天起床时，枕头上都落下一层灰白相间的头发！他忽然变成个秃顶老头了。
一天他去政协开会。推门一看，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最中间坐着肖副市长。沈萍－－她已经被补选为市政协常委－－则紧挨肖副市长坐着，和几位领导谈笑风生。看到作家先生，沈常委笑嘻嘻地问：
“屋里咋这么亮？”
众委员不解地望着她。
女作家于是又点拨道：“太阳咋跑到会议室来了？”
众人立即把目光转向胡然的头顶－－他的头顶已经亮了出来。
作家先生发现大家在看自己，便下意识地摸了摸头顶，脸马上红了。
“轰－－”的一声，会议室里爆发出哄然大笑。
作家先生逃难似的逃离了会议室。
这是又一个八月十五月儿圆。在河边的麦场上，田珍坐在碌碡上，手里拿着一只鞋底，就着明亮的月光，在用心用意地纳着。这是一双男人的鞋底。对于年轻的寡妇来说，这似乎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如今不论城乡，人们早已不穿这种老式的布鞋了。但她还是一针一线地纳着，神情是那样的专注。一针，又一针，还不时地把针搁到头发上擦一下。黑黑的眸子像是一汪清澈明净的水。她在为谁做鞋？纳着纳着，嘴里也就轻轻地哼起了花儿：
上山的鹿哥儿下山来，
下山吃一趟水来；
远路的阿哥快回来，
回来了看一趟妹来。
弯弯的月儿升起来，
星星闪出个亮来；
阿哥活着你捎信来，
死了时托上个梦来。
一天，胡然接到滨河法庭的通知，让他去取诉状。主审法官是个高个子青年，约莫三十来岁，名叫郑辉。郑法官态度挺好，对胡然和颜悦色，一点也不像作家先生想像中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办案人员。他让胡然坐在椅子上，倒了一杯水递过来，先不谈案情，却拉开了闲谝：
“胡老师的小说我看过，特别是描写西部生活的作品，印象很深。”
“怎么，”胡然有些吃惊了，“你们也看小说？”
“看，咋不看？”郑法官粲然一笑，“胡老师你大概不相信，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哩。”
胡然心里一阵温暖。他感到轻松多了。
“胡老师你不要见笑，我原先的志向并不是做一名法官，而是想当个作家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