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于一九四四年一月开始写，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上八点钟脱稿，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在《共青团真理报》上连载结束，五月国家文学出版社以《小说报》形式出版单行本，六月二十七日《青年近卫军》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批评这部小说“忽略掉了？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教育作用。”法捷耶夫虚心地接受了批评，开始修改作品，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修改后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真理报》就此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经过创造性的改写之后，好书变得更好了。这部作品，特别是对青年来说，加强了长篇小说应具有的教育意义。亚·法捷耶夫虚心地接受了党的批评。党的批评的鼓舞力量帮助作家把他的优秀作品提到新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十二月二十四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授予法捷耶夫第二枚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苏联文学艺术发展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
《青年近卫军》的确是一部成功之作。它受到了苏联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仅从初版问世的一九四六年起到一九四九年的四年时间里，作者就收到了一万八千多封赞扬信；修改本发表后，至今已经发行了一百五十多版。
这部小说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不仅是因为克拉斯诺顿青年的英雄事迹充满了感人的力量和崇高的精神，使读者从思想上和感情上受到了教育和感染，而且也因为作者以精湛的艺术技巧概括了，并大大加深了青年近卫军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时期所进行的地下斗争的意义。法捷耶夫用他的小说把千千万万的苏联人民同这些青年的英雄功绩联系起来，并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苏联人民那种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培养教育出来的青年一代的心灵美。
如果在《毁灭》里作家要描写的是，一代新人怎样在内战的炮火中成长起来，怎样克服自身在旧社会沾染的不良嗜好和习惯，那么在《青年近卫军》
里共产党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则没有莫罗兹卡和其他人背负着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如果在《毁灭》里，法捷耶夫梦想的“新的、美好的、坚强的、善良的人”，那么在《青年近卫军》里，曾使作家激动过的这个梦想则已经实现。
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们都是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美丽的内心世界的英雄人物。
在敌人占领他们家园的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创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他们无限热爱祖国，无比仇恨法西斯强盗。
他们在敌人的屠刀下英武不屈，视死如归，充满了胜利信心。他们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多么崇高！法捷耶夫成功地塑造了青年英雄们的群像，热情地讴歌了他们的丰功伟绩。
《青年近卫军》是歌颂苏联人民壮丽的反法西斯斗争的史诗，是歌颂新人、歌颂青春的乐章，是誉满文苑的不朽之作，在苏联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这部作品是法捷耶夫创作中的高峰。
这部小说也有某些缺点，如个别人物形象刻画得不够完美等。
创作外的活动
法捷耶夫不仅是作家，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在进行创作的同时，还队事繁忙的社会活动。他是苏共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作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他要经常参加国内外各种会议和率代表团出国访问。
作为作家、无产阶级文学组织的领导人，他一贯关注文艺战线上的思想倾向。在担任“拉普”的领导职务时，他曾积极地参加了当时（1926-1932）文艺战线上的论战和斗争。
“拉普”的全称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是一个群众性的文学组织，其成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工农出身的作家或工农通讯员。许多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摩维奇、富曼诺夫、肖洛霍夫、李别进斯基，苏尔科夫、潘非洛夫、阿非诺盖诺夫、考涅楚克等都是“拉普”的成员。早期的“拉普”在同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中是积极的、坚决的，曾捍卫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地位，坚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文艺路线，坚持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过相当良好的作用。但是，后来也犯了许多错误，主要是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和理论上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这个组织曾企图使整个苏联文学服从“拉普”的利益。“拉普”的错误导致了党与非党作家的对立，阻碍了苏联文学的正常发展。
法捷耶夫是“拉普”政策的积极执行者，因此，“拉普”的错误也自然地在法捷耶夫的身上表现出来。例如，他也把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同起来，把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应地等同起来，提出过“打倒席勒！”的错误口号。然而，他在完全否定浪漫主义的同时，却又大力提倡和宣传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幻想”，而他的作品《毁灭》中就有浪漫主义因素。这概念上的混乱和方法论上的错误证明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学在理论上还不成熟。
一九三二年联共（布）中央颁布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决定取消各种文学团体，组成统一的作家协会。“拉普”解散后，法捷耶夫加入了新成立的以高尔基为名誉主席的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并当选为主席团委员、副主席。一九三四年九月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又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一九三八年他被选为协会的负责书记，一九四五年九月当选为作协总书记，一九五三年十月当选为作协理事会主席，一九五四年在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被选进作协主席团和理事会。
在这些年里，法捷耶夫不仅作为作家、作协的领导人，而且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论文和演说（这些文章和演说都被他收集在《三十年间》一书中），阐述了自己的文艺观点。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是共产党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因此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而无产阶级作家则应该成为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捍卫党性原则的战士。他主张为了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学，必须加强文艺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当是有原则的，是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出发的批评。因此，必须对一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凡是反动的、非党性的倾向或资产阶级的精神污染必须坚决铲除；凡是对社会、对人民、对文艺有益的东西必须坚决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法捷耶夫注意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如果说，在青年时代他曾对浪漫主义持否定态度，那么后来，他不仅完全克服了这一点，甚至还强调了浪漫主义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的作用，认为生活的真实可以用“浪漫主义的、神话的或者假设的形式来表现”。但这必须与现实紧密结合，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反映出生活中新与旧的斗争，反映出新战胜旧的过程。因此，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肯定新的社会的现实，肯定新的主人公的现实主义”，同时又是“最有批判性的”现实主义。法捷耶夫认为作家应当熟悉生活、应当与现代生活步调一致，作一个名符其实的现代人；应当站在当代先进思想的高度上去写作；应当与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永远在一起。法捷耶夫不仅对当代文学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过有价值的论点，而且对古典作家和作品也有过精辟的见解。他一贯主张批判地继承古典文学的优秀遗产。
一生的为人
法捷耶夫之所以能写出革命的、优秀的作品是同他具有革命的、优秀的品质分不开的。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投身革命，在革命的环境中、革命的队伍里培养起了革命的道德观和革命的世界观。凡是了解他的人，接触过他的人都称他是一位好同志、好朋友，是一位正直的人、真正的人，他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忠于人民，处处以革命利益为重。
法捷耶夫一向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富有自我批评精神。他不愿听赞扬的话，如有一次听到称赞他的早期作品的话后，很生气地说：那是不象样子的作品。当他听到批评的话时，则认真考虑，接受其合理的意见，如修改《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青年近卫军》。他讲真理、不讲面子的思想早在内战时期就已表现出来。他刚参加游击队不久，有一天正和表兄西比尔采夫坐在山涧旁边谈话，从对面走过来一位袖子上缝着红十字的青年。他问表兄：
“这是谁？”
“这是我们的助理医生马尔琴科。”
“啊，”法捷耶夫说：“死神的助手。”
马尔琴科听了感到很委屈。他冒着生命危险，努力工作着，可偏偏有人跟他开这么一个过火的玩笑。不过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皱了皱眉头，抿了抿嘴，就走开了。
法捷耶夫意识到自己的玩笑开过了头，伤了马尔琴科的感情，于是晚上找到了他，向他赔礼道歉。通过交谈，加深了了解，两人后来成了好朋友。
他知错就改的思想作风也充分表现在他最早检讨了在“拉普”的工作中所犯的错误。
法捷耶夫是个酷爱学习、忘我工作的人。一九五三年年初，他有病住了院。当时正在莫斯科的郭沫若同志前去探望他，一进病房就看见：床上是书，桌子上也是书，屋里的一些地方纵横摆了不少书，简直不像病房，倒像书房；他在病中还坚持写作，修改润色作品。为了抓紧时间写好《黑色冶金》，他正患肝病仍坚持到一座钢铁厂去体验生活，结果使肝病加重了。一九四九年他率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来北京参加我国开国大典。由于频繁的活动，休息不好，得了病，但仍坚持出席会议；在健康尚未恢复，便离开北京去罗马参加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为了革命工作，他把自己完全置之度外。
他对自己不怎么关心，可是对同志、对朋友却满怀无限深情。只要他知道朋友、同志中有人遇到困难、不幸，他就千方百计地在物资上、精神上给予支持和援助。他在远东的一位老同志，在卫国战争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一切，病了很久，经济上很拮据。他得知后，通过另一位老同志给她寄去了许多钱和物品。法捷耶夫说：“我十分希望帮助她，但是我不知怎么做才不致伤她的自尊心。”类似这样的事和帮助老朋友、老同志治病、寻找工作的事是不少的。
法捷耶夫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得非常严格。他对文章的每一个句子、每一段内容都精心推敲，以达到精益求精的效果。他的每部长篇都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甚至重写，特别是《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写了好几十次，可是每次都没成功”；“我在这个长篇（《毁灭》）上花了很多工夫，个别的几章改写了无数次，有几章我改写了二十次以上？
在这个长篇里没有一章改写的次数是少于四五次的。”“我为这部小说（《青年近卫军》）花了很多的心血。”
法捷耶夫的事业心很强，责任心也强，工作异常勤奋，工作效率也异常的高。就以战后十多年的时间来说，他除了创作长篇小说和繁忙的国内外社会活动外，还从事文学评论和编辑工作，以及文学顾问（不只是几十个文学家、而是几百个文学家的顾问）的工作。如果把他在这十多年间所发表的关于文学问题的报告、演说和论文搜集在一起，编成书，是完全可以和一个职业文学评论家在相同时间内的劳动总和相媲美的。如果把他在这十多年间认真阅读的几百位文学家的书和手稿之后，写给他们的信、评价、意见搜集起来，编成书，其劳动量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只从事这一工作的人的全部劳动总和。如果把每个苏联作家抽屉里的法捷耶夫在作家协会工作时所写的东西收集起来，也可以编成一本大书。他每天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自觉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是相当可观的。
法捷耶夫热爱自己的文学创作工作，并抓紧一切可资利用的时间进行写作。但是，他更爱无产阶级的整个事业、特别是文学事业，他为此作出了牺牲。他修改完《青年近卫军》后，按他一般的写作速度，是可以把《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和《黑色冶金》写完的，这也是他的强烈愿望。但是其他工作、特别是文学组织工作和看别人稿子的工作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以致他的夙愿未遂，就于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三日因酒精中毒，在精神抑郁中自杀身亡。
他为什么精神抑郁？为什么要自杀？没有可靠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
法捷耶夫逝世后葬于莫斯科新处女地公墓。在墓前树起了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
法捷耶夫
1901--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