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分析了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轨迹，这个轨迹隐含了“表意的焦虑”和“历史祛魅”这样的基本主题。为什么我要设想这样的主题呢？虽然我在导言部分阐明了我的理论出发点，那就是试图找到从总体上理解“文革”后中国文学变革的基本框架和线索。那些艺术变革的各个环节、转承的部分和线索，都与“历史”观念相关，“历史”观念的变化及其处理方式才是根本的更深层的变化。
这种理论动机和处理主题的方式，都反映了我试图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理解当代中国文学变革发展的理论的愿望。这意味着，20世纪最后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正经历着某种深刻的现代性是指18世纪以来在社会组织、政体制度和精神生活方面发生的巨大变迁，它表明基督教世界向世俗化世界转型，表明人类生活开始具有了整体性的和方向性，并且无限制地在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延伸。人类社会因此趋于建立高效率的民族一国家；建立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形成有效的经济秩序结构；并且创建了各种学说和知识体系。总之，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整体性、广延性和持续性。结语历史化的极限或许还是根本性的变异：所有这一切变异，都集中体现在“历史化叙事”变化上，原来以历史观念为轴心的那种宏大叙事，经历着艺术形式、个人化体验、反叛性的欲望表达、消费社会的审美时尚等等的冲击，这些被认为是社会脱序、剧烈变动的社会现象，使我们再也无法在原有的基础上来看待问题，并作出价值判断。我并不想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化这种简单明了的说法，我之所以使用“历史祛魅”这种分析角度，在于对这种历史变化提示在学理上更具体，更具操作性的描述体系。从总体上来说，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同样处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它与五四时期，与十七年乃至于与“文革”时期，都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都有着相互依存相互对抗冲突的内在线索，那就是以现代性为精神导引的内驱力。毋庸置疑“历史化”构成现代性叙事的显著特征。尽管欧洲和中国古代都分别有“史书”和史诗，都有历史叙事的传统，但在古典时代，“历史叙事”以编年史的形式展开，它没有把书写历史与改造现实（变革现实）相联系；也没有给历史的以“合目的性”的准确含义。现代性叙事则是明确意识到历史与现实的必然关系，历史在叙事中获得了“进步”的合目的论的发展形式。历史因而具有完整性，有着必然的本质规律。中国这样的寻求历史传统向现代性转型的文明中，现代性诉求表现得尤为强烈。由于西方在其文明自身内部生长起来向现代性转化的因素，依靠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合力推动，从而有序地进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在社会的思想意识塑造方面，也依循着自身的传统转变递进。而中国的现代性则是在西方强烈的挑战情形下，在外力强制性推动下，发生社会剧烈变革，它把西方几百年累积的变革，压缩到几十年完成，这必然使它要进行剧烈的社会变革。在思想意识方面，则是更倾向于急切的变革。重新书写现实，使现实具有新的含义，并且获得全新的历史前提。一种完整的重新起源的历史与现实就被建构起来。重新书写历史与现实，就是一种“历史化”过程。“历史化”说到底是一种现代性现象，它是在对人类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进行总体性的认识，并且是在明确的现实意图和未来期待的指导下，对人类的生活状况进行总体评价和合目的性的表现。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是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中国是否有着自身起源的现代性的因素，尚有待争论，但这种观点是可以成立的：中国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强力刺激下开始形成的。不管其缘起有多少中国自身的因素，西方的刺激使其作出的反应具有急迫性。强烈的社会变革，以至于暴力革命。在相当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看来，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存在不断激进化的倾向。是否“激进化”，以及这种激进化的必要性，可以再加讨论，但有一点是不断理解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确实存在急迫建构中国现代性的倾向。现代性并不只是客观世界的绝对精神的自在自为的活动，它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文化创造合力的结果，它反映了人类的理念引领社会发展的那种主体能动性。现代性规划确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可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台北商务出版社，19661992；甘阳：《中国社会研究本土化的开端》，载《香港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28页下。
或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1998，第26一41页。关于近现代中国不断激进化问题，可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姜义华、陈炎：《激进与保守：一段尚未完结的结话》，陈来：《20世纪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以及拙文《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这些论文均收入《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实使人类的生产实践提升到空前的规模，但现代性最根本的特质还在于它反映了人对其自身的认识评价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性作为一场社会的总体转变，它最深刻之处在于现代人的精神价值结构趋于形成。吉登斯对现代性的阐释就偏重于人的主观认知体系。他认为现代性建立了一套反思体系，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思构成了现代性最根本的特征。社会实践总是不断地受到这些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
他写道：“只是在现代性的时代，习俗才能如此严重地受到改变，由此才能（在原则上）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技术上对物质世界的干预。人们常说现代性以对新事物的欲求为标志，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现代性的特征并不是为新事物而接受新事物，而是对整个反思性的认定，这当然也包括对反思性自身的反思……”现代性建立的这套反思体系当然是由各种知识体系，特别是人文学科和文学艺术来完成，正是在现代性展开实践中，近代文学艺术才获得如此迅猛的发展。现代性创建出一套引领社会变革发展的理念，同时也在反思这些理念。这使现代性在思想文化方面的起源与发展并不是那么单一绝对的，它始终包含着自身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因而才使其自身具有持续的创生动力。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始终就是社会变革的思想前卫，就是中国现代性不断伸延的精神资源。中国现代文学最根本的现代性意义就表现在“历史化”方面。正是历史化，使中国舍勒关于现代性的主体认知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7一20页。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中文版，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做出显著区分；也正是历史化，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具有如此宏大的社会能量，具有前所未有的思想的和精神的震撼力；也正是历史化，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历史化包含着以下几方面：其一，文学艺术对表现的社会现实具有明确的历史发展观念；其二，文学艺术的表现方法本身具有了时间发展标记；其三，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叙事表现的“历史”，具有完整性，这种完整性重建了一种历史，它可以与现实构成一种互动关系。因而，其四，历史化的文学艺术也历史化了现实本身。
说到底，所谓历史化，就是说文学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观念来理解把握社会现实生活，探索和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和方向，从而在时间整体性的结构中来建立文学世界。当然，在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历史化的建构过程中，文学的历史化也经历着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方式和性质展开实践。
文学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功能的历史化。文学被纳入到现代性启蒙的历史规划中去，文学第一次具有强大的变革社会的功能。文学因此被历史化了。
在欧洲，小说的兴起说到底建立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因为印刷术的机械化程度的提升，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导致人口密集，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较大规模出现，以及私人收入的增加等等，这些都是现代小说兴起的必要条件。欧美现代小说的兴盛与现代性的关系是循序渐进式的相互关联的，它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平行发展的结果。但在中国，现代小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第二章，“读者大众和小说的兴起”，中文版，三联书店，1992年。
说的出现虽然与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和城市化相关，但更主要的得益于强烈的思想文化变革运动推动。现代小说的兴起几乎是强制性地与国家一民族的历史性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小说的兴盛与政治改良运动，与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直接相关。小说被确认了社会教化功能，这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实社会的历史性认识。对当下的社会现象的批判，与对未来进步文明的追寻相联系，构成了一套思想范畴和价值评价体系。五四时期发生的文学革命，毫无疑义把文学与新文化运动、与强烈的社会变革诉求联系在一起。1921年先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标志着文学试图以自身独立的集体行为参与社会变革。五四时期的文学社会团出现的意义是非同凡响的，它是在现代性的意义上建构文学自身历史的开始。这些明确的文学主张，表明文学具有了对社会历史，对文学自身的总体性认识。就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而言，它显然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的总体评价基础上，怀着改造社会的热忱来展开文学活动。创造社强调“为艺术而艺术”，在长期的文学史叙述中，总是作为次一等级艺术观点加以怀疑，事实上，放置在中国现代性追寻的历史中，其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它使中国的现代性在审美维度上的发展具有独立的方向，尽管这个方向依然与社会现实的实践构成不同的对话关系，并且受到各种各样的压抑，但它是书写文学自身历史不可或缺的方面。当然，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的文学历史化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开端。它只是在追寻理性精神，倡导民主科学方面与社会现1902年，梁启超提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参见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实紧密联系，它还没有形成表述社会现实的整体方案。在文学表达方面，社会的总体性观念只是限定在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的探寻上，过去现在与未来以断裂的形式（在观念领域）展开。在五四时期，作家们没有明确的任务去为现实建构一个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前提体系，现实经验没有特别强调的本质特征和发展方向。被批判的现在与要获得合法性的现在是根本不同的，前者不需要历史的支持，而后者则需要重建一个必要的历史前提，使之成为一个更为宏大完整的历史的一部分，现实从而获得新的本质。因而，在文学具体的表达过程中，个人经验依然占据主要地位。特别是一些对中国现代性历史有深切体验认识的作家，并不是在简单的社会总体性观念中推导出文学艺术表达的观念。也就是说，文学的历史化尚未形成概念化体系，主要是基于社会变革的需求，文学的历史化实际是借助现代性之手，使自身从传统的小天地解放出来，获得巨大的社会功能。但作家的表达意愿并未受到观念体系的强制指令，文学写作依然是个体行为，通过外在化的社会传播才具有了集体效应。这种历史合力的形成是自觉的、自发的，它在现代性规划中自然地形成并产生相对的作用。
文学叙事的历史化标志着现代性的观念和审美认知方式已经趋于成熟，并且有效地反映在文学观念和表现形式方面。叙事文学在较大的社会背景上来反映生活发展动向，强调在完整的时间跨度内来表现生活，在广度、深度和复杂度方面都有显著拓展。文学被历史化的同时，也历史化了它所表现的社会现实。比如鲁迅这样的作家，在其社会理念与艺术表达之间，并不是简单等同的，可能包含着明显冲突与裂痕。当然，并不是说这些冲突分裂是在现代性之外，而是同此表明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重性。文学以特定的历史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进步与落后，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这些二元对立范畴建立了一整套评价生活的价值体系，并且隐含了明确的社会发展观念。显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性观念的发展，中国知识分子逐渐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形成整体认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也有清晰理解。反映在文学观念方面，则是以特定的社会发展理念来把握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显然，从革命文学的产生及其取得文化（审美）领导权，可以看到文学叙事的历史化达到一个充分阶段。
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的革命文艺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社会主义文艺在中国迅速取得全面的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讲话》奠定的理论基矗《讲话》思想丰富而明晰，最核心的是解决了文艺家的“世界观”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因此，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就是文艺创作的首要问题。《讲话》强调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作家被定义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作家只有转变世界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才能写出反映人民群众火热斗争的作品。世界观的转变也就是历史的转变，作家知识分子从小资产阶级的历史中脱离出来，重新植根于工农群众的历史中，才能写出人民群众的革命史。在这里，书写历史的问题，也就是历史化地书写的问题。世界观也就是历史观，如何看待人民群众的历史，如参见《中华文学通史》，第七卷，第十七章，由温儒敏执笔部分，华艺出版社，1999年，第99页，第100页。何建构人民群众的斗争史，这就是革命文艺首先面对的本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