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引发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遭到“凡是派”的抵制，但经过不到一年的较量，“凡是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面失势，改革派取得全面的权力。1978年12月18日一22日，被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个伟大的“新时期”实际是从这里拉开帷幕。这一年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如果回顾一下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生活，将不难发现这一年有过多少激动人心的场面。这一年的1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在中国文联举行的迎春茶话会上慷慨陈词，对文艺界提出热切希望。这一年的10月30日一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辞。这一年有《收获》、《当代》、《花城》、《长城》等多种大型文学刊物复刊和创刊；各式各样的学会、研究会宣告成立；随时都有文学艺术类的出版物，例如小说集《重放的鲜花》、话剧《救救她》、电影剧本《苦恋》、社会特写《人妖之间》，等等，轰动一时，并且激起旷日持久的反响。更不用说在小说方面，这一年发表的作品构成了新时期舞台上最壮观的布景。
镌刻在身上和心上的伤痕，虽然不能作为深入反省历史的依据，但可以作为重建知识分子的现实意识的起点。令人惊异的是，伤痕文学对历史的解释简明扼要，纠正历史悲剧的根本方法，就是重提人性论，强调人道主义可以避免这类悲剧。1980年，戴厚英发表长篇小说《人啊，人》（广东人民出版社。据说小说根据诗人闻捷的生平经历创作而成），讲述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遭遇的厄运，并对“文革”时期惨无人性的文化专制也进行了揭露。通过展示一系列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肉体所遭受的种种磨难，戴厚英在构造一部反人性的当代文化史。小说叙事自由挥洒，结构开阔，主题明确，作者要表达的意义在后记里说得很清楚：遭受过历史劫难的“人”理所当然应该认识到“人”的现实意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这样连接的：反省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曲折历史，看到那“充满血泪的、叫人心碎的命运”，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于是“一个大写的文字迅速地推移到我的眼前：人！一支久已被唾弃、被遗忘的歌曲冲出了我的喉咙：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人啊，人》后记）。大写的文字一一人，从反拾文革”的历史中浮现出来，对历史的批判，转化为对现实的祈求。这个祈求作为集体的愿望对现实并没有多少作用，但就戴厚英个人经验而言，可能有相当的真实性。50年代，还是一个幼稚的大学生的她，跳上讲台批判她的老师钱谷融，钱谷融当时是中国几个主张人性论的大“右派”之一，戴厚英后来对这一行为懊丧不已。多年之后，1995年，戴厚英死于一次意外的凶杀，也许“人性论”作为当今中国的国民素质教育是必要的，但根本的问题依然不是靠人性论或人道主义能够有效解决的。
方之的《内奸》（《北京文学》，1979年第3期）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动，小说讲述一个拥护共产党为抗日作过贡献的商人的故事，这个人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救共产党的干部，结果解放后被当做内奸，受尽了折磨。方之试图写出人的善良美好的感情是如何被践踏的悲剧，在当时提出应关心普通人的命运这样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命题。
久受压制的中国人在那个时期确实渴求恢复真实的人性，给人以基本的情感自由。1979年11月，《北京文学》发表张洁的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以她的女性敏感写下那个时期人们对爱的朦胧向往。小说讲述女作家钟雨痴情爱着一位已有家室的老干部，没有爱情的婚姻阻碍了他们的感情发展，钟雨只能默默相望，铭心刻骨。爱情与婚姻的冲突，道德与人性的矛盾，使这篇关于爱的祈祷的小说具有尖锐的思想挑战意义。委婉细腻的女性笔致和缠绵的爱的情思，赋予这篇小说以特殊的韵味，它在当时产生强烈的共鸣。
宗璞的《三生石》（《十月》，1980年第3期）描写一位大学女教师因为写了一部爱情小说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惨遭迫害的故事，小说也闪现着关于人性的理想化片断，但更多的是对非人性的彻底揭露。小说的女主人公渴望被改造好，但无止境的政治迫害使她终于明白，改造是没有希望的，她终于认识到所谓的“继续革命”，所谓的“反修防修”就是灭绝人性：“我很恨。恨这样的‘革命’！我再也不想改造了。”
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海文学》，1980年第1期），则把目光投向了贫困的乡村。存妮和小豹子的青春冲动以悲剧告终，遭遇“文革”浩劫的中国农村，还不如土改时期，那种封建意识依旧牢牢控制着人们。然而作者试图对“文革”的反省，已经压抑不住对自然的人性欲求的表现，而这篇小说的崭新意义正在于此。不过作者对“本能冲动”的批判态度则显然是无法逾越的时代局限。张抗抗的《夏》（1980）展示了清新而富有活力的大学生生活，青年人的个性如此醒目地推到现实的面前，个人的情感需求穿越过历史反省，穿越过集体主义，引发了关于“现代人”的种种思考。同时期的作品还有轰动一时的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十月》，1980年第1期）、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当代》，1980年第1期）。这两部作品在更为广大的历史背景上，展开了饱受压制的爱情主题。一代人的命运，他们的内心生活，与变动的时代悲剧交融一体，浓烈的抒情性和铺陈舒畅的叙事，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个人的情感需求是如此强烈地反射出历史和政治的风云变幻，可以看到对人性的呼唤是如何深刻地植根于中国的政治无意识的结构中。关于人性的解释显然不是一个文学的命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属于政治学范畴，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这两部作品都写于“文革”期间，它是以强烈的历史批判性而引入思考人的存在价值这一观念的。
也有一些小说对“文革”的揭露不留余地，如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十月》，1981年第2期）对“文革”颠倒黑白的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抨击，小说写知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而护林人则是根本不懂林业常识的愚昧农民，但这个人依仗“文革”的极“左”政治欺压知青，最终居然以毁林栽赃的手段，陷害知青。以往劳动人民善良高尚的形象，在这里则是以一个愚昧无知、蛮横恶毒的刁民出现，邪恶战胜正义，这就是“文革”的铁的逻辑，也是革命的名义下合理发生的悲剧。强调人性论、人道主义，是现实诉求还是历史反思？是在指责极“左”路线统治的历史压制人性，还是希冀中国后来的历史不再重蹈覆辙？强调人性使反思的主体具有真正的历史起点，它沟通了中国现代以来未竟的启蒙事业，以人的自觉，人的存在价值为主导理念，这是对威权政治最低限度的自主性诉求。如果说一个人的存在都得不到尊重，如果说人的存在的肉体基础都不可能得到保障，那么，其他任何更高的精神自主性更无从谈起。某种意义上，80年代初期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是对中国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政治运动进行一次初步的生物学请愿。那些关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寄望于社会能给人的生物学存在留有余地，那些被塑造成爱情的故事，那些在政治爱情的绝境里挣扎的人们，说到底不过是诉求对人性最低欲望的存在给予合法化。人性论和人道并没有多高的社会理念和思想目标，但它却是为人的生物学存在找到安全保障的绝对必要的前提。但就是这样最低限度的历史诉求，在那时居然也具有强大的历史边际效应，应该说归结于主流意识形态对人性论确定的历史边界一一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一一过于坚硬。当代历史在多重思想合力的作用下向前推进。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确立理论基础，拨乱反正在思想领域也正进一步深化。理论讨论却并未随着政治斗争的阶段性胜利而告终，相反，理论的反省才刚刚开始。文学和哲学界，反省十年“文革”最直接的经验，得出两个基本命题：其一是政治对文学艺术的直接干预导致假大空的文艺作品横行文坛；其二，极左路线对人性的极端践踏，因此反省的深化就是要重新理解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关于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在80年代初期构成理论界的核心主题。这场讨论明显还带着“文革”遗风，对立的双方都靠引经据典，都是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进行重新解释，来论证文艺与政治，文艺的人性论问题。这一讨论又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过去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核心思想解释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王若水、王若望等人，他们打出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旗号，标榜“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把注意力放在重新阅读马克思早期著作上，特别是从国际上对马克思早期著作解释的最新成果方面找到凭据。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突然对马克思那篇深奥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俗称《巴黎手稿》）大感兴趣。各种讨论会、学术论文汗牛充栋，对于试图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就是他们的新约全书。
通过对经典的重新解释，从而确定人的本质力量，确定人作为理论的主体，这对于另一部分企图寻求思想自由空间的知识分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80年代初期的中国居然有美学热，人们能够谈论美学，能够作为审美的主体，这是何等卓著的想象啊！而“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成为令一代青年最为激动的关于美的定义，也可以见这个时代强烈的主体认同愿望。因而，也正因为有“主体论”这样一个理论补充环节，它使此前的忠诚、信念的自我表白不至于显得天真幼稚。但理论上关于人的主体性问题并不是文学创作上的主体自我确认的直接延续，不如说只是一个思想的前提，理论的人道主义、人性论和主体论，必然要寻求新的思想起点。但对于这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这一起点也只是起点，其思想背景、动机和目标都不甚明确。
作为一个启蒙的主体，其自我指认与思想目标，以及思想资源，都使它只能是确定一个起点。理论的推论，思想的延续直至变革，必然有赖于更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去展开。但历史的前提是一回事，而历史选择的结果又是另一回事。中国特殊的社会体和思想氛围，使更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同样处于神情暧昧的思想状态。
三、“朦胧诗”从地下到新的时代号角
把“朦胧诗”看成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起点，这可能是一种暧昧而矛盾的做法。“新时期”是一次主流文学的命名，而“朦胧诗”在其萌芽阶段，却是对主流思想文化的怀疑与潜在反抗，经历过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论争与对抗，“朦胧诗”却又一度成为“新时期”文学最有力的前锋。最后的结果是，大部分“朦胧诗人”都以不同的形式被主流历史边缘化。
70年代中期，在距北京不远的河北保定境内的白洋淀，聚集了几位北京的知青，他们开始了秘密的诗歌写作。他们主要有芒克（姜世伟）、根子（岳重）和多多（栗世征），他们都来自北京的男四中。男四中一直是北京中学的宝塔尖，这里的毕业生绝大多数考进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白洋淀成为北京那些爱好文学和开始独立思考的青年的暂时聚集地，当然也就成为中国新诗的发源地。那时写诗，尤其是这类试图表达个人情绪和思想的诗存在风险，他们以秘密的形式写作并交换，而白洋淀成为一个理想的艺术圣殿。芒克那时的作品有《十月的献诗》、《心事》、《阳光中的向日葵》、《一个死去的白天》等，这些诗表现了在政治极度压抑下，青年人对心灵自由的渴望，“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是你在改造着我们生活的荒凉”；他的《天空》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太阳升起来天空一一这血淋淋的盾牌。”诗人贝岭后来回忆说：“我无法形容自己在70年代末……看到此诗时的感觉，当时我曾下意识地反复吟诵这几句诗，脑子好像被轰炸了，受到强烈震撼，似乎被强迫嵌入一幅色彩强烈的印象派画。”芒克的诗明朗透彻，却又有一种不屈的热情流宕于其中。根子写的诗留下的较少，他后来转向音乐，以他雄浑的男低音去实现理想。多多在当时更年轻而才气逼人，他显然是以一种偏执的精神在写诗，现在可以看到的有《陈述》、《手艺》、《教诲》、《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人疼痛》等。多多的诗包含更多的抽象思想，在当时显得玄奥而引人深思，他把对现实的质疑转化为对外部世界的普遍本质的追问；同时，多多已经注意到把诗的形式变化与意义的复杂性表现相联系。
也许那个时期的诗人是纯粹的诗人，像他们这样的诗，大都带有叛逆思想，与当时偏左的政治气氛根本悖离，写诗使他们表达了他们对文学的虔诚爱好，也是他们思考现实的直接方式。处在这种状况中，造成他们的诗与当时占据权威地位的诗风大相径庭，他们的诗不得不大量运用比喻，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超越现实的情感。这就造成他们的诗大都在艺术上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诗具有真挚的个人感受，另一方面又显得隐晦曲折。
白洋淀诗派的圈子在逐步扩大，并且从白洋淀转移到北京城市里，赵振开（北岛）随之加入这个小团体，并成为活跃的核心分子。这个圈子里的人主要有北岛、芒克、黄锐、赵一凡、周楣英、食指、严力、万之、赵南等人，他们不仅写诗，交换阅读诗歌，而且阅读当时各种内部参考读物，交换“文革”中幸免被抄走的外国文学书籍。当时对他们有影响的书有：爱伦堡（i.ehrenburg）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塞林格（j.d.salinger）的小说《麦田守望者》，克鲁亚克（j.kerouac）的小说《在路上》，金斯堡（a.ginsberg）的诗，西蒙诺夫（k.m.simonov）的小说《生者与死者》等。他们还阅读哲学、政治方面的书籍，例如萨特（jeanpaul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罗素（B.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等。这些书籍把求知若渴的他们带到一片陌生的思想领域，不管是理解还是粗浅的阅读，这些异域的知识促进了他们思考现实的力度，对思想自由之渴望成为他们诗的内在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