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21世纪之际，有部分中国作家热衷于书写“苦难”主题。对这一现象给予关注似乎令人费解，文学几乎与生俱来就与苦难主题结下不解之缘，没有苦难，何以有文学？但没有任何时期对苦难主题的表现，像当今中国文学的表现蕴含如此丰富、复杂而矛盾的内涵，折射出如此暧昧、诡秘而生动的时代特性和文学的根本困境。苦难主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优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时代烙印却是值得仔细辨析的。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落差巨大，一方面是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使中国与世界的发展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促使原有的经济体制解体转型，相当一部分中国民众经受生活变故的冲击。但当代中国作家何以对这一现象产生兴趣？他们以何种方式加以表现？通过哪些途径，运用哪些手段加以表现？最终结果如何？通过探究这些问题，我相信可以触摸到当代思想的某些症结，触摸到文学最坚硬的那些环节。
一、苦难主题及其在文本叙事中的展开方式
2000年第2期的《花城》杂志登载了荆歌的中篇小说《计帜第八章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英的青春年华》，这篇小说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这期的《花城》杂志甚至没有把它作为封面标题加以强调。作为一位还鲜为人知的优秀小说家，荆歌被忽略是不奇怪的，更何况这篇小说也说不上是荆歌写得最好的小说。像荆歌所有的小说一样，他能抓住那些富有标志性的要害因素，把它们进行夸张而偏斜化的处理，略微扭曲它们的本质特征，使之富有戏谑性的效果。这就是荆歌的小说技巧，他能把小说叙述处理得生气勃勃，始终富有张力。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普通女工青春年华的遭遇，它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还难以明确归纳。从她所处的社会地位、她的一系列不幸以及最终的死亡来看，这里面无疑隐含了苦难主题。实际上，苦难主题近年受到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关注，鬼子在继《被雨淋湿的河》之后，于1999年发表《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学》，第6期），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母女俩经历的不幸生活。故事可能发生在一个小县城，因为下岗而生活拮据的女工程师偷了一块猪肉，导致丈夫出走。这使母女俩的生活立即陷入恐慌，母亲的所有愿望就是找到出走变心的丈夫。这是绝望的“寻找”，其结果是女儿遭遇更大的不幸，母亲也终于死去。这篇小说无疑表现了鬼子对苦难的书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篇小说无疑是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它尖锐暴露了底层民众的生活困境，以及在这种困境中的无助。2000年，熊正良在《人民文学》第2期发表《谁在为我们祝福？》。这篇小说讲述一个家庭的生活悲剧，一个下岗母亲历经艰难，偏执地四处寻找做妓女的女儿的故事。这个家庭似乎是彻底崩溃了，无情无义的父亲，下岗并且有点偏执狂的母亲，做妓女的大姐，做广告模特儿的二姐，再就是无所作为的“我”。这几篇小说的具体主题无疑有所差异，但都写到了当今底层劳动阶级艰难困苦的生活。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苦难”呢？这些“苦难”在小说叙事中又是如何展开的呢？先来看荆歌的《计帜英的青春年华》。计帜英的苦难伴随着她的性爱史的发展而走向绝境。计帜英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与马科的情爱被刻画得神奇细腻，充分显示了荆歌小说叙述的惊人才华。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马科出事的时候，计帜英正在医院。这一次，计帜英独自一个来医院，是来与医生洽谈，进行她的第三次人工流产的。小说就此开始呈现一个女工不幸的青春故事。计帜英作为一个普通女工，生活不易，住在破烂不堪的屋子里，守寡的老母，死去的痴呆的哥哥，作为逃犯的男友，以及她历经多次人流……这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普通女工的苦难史。但人物并未意识到苦难，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化的生活，都被叙述人作为背景式的历史加以叙述。实际上，青春年华的平静和美好是被爱欲打破的，正是主体的选择和爱欲的“谬误”引发了随后的生活变故。爱欲成为生活不幸的根源，但人物却是自觉沉醉于其中，爱欲与个性的合谋造就了苦难。苦难的史前史就是一部狂热的性欲史，这部历史的主角怀着全部的激情充当了欲望的冒险英雄。像所有性欲史的主角一样，计帜英有着明显的性欲化标志：她长得白皙，惊人的白皙。一白遮千丑，在所有传统审美趣味范围内，“白”构成女人首要的审美效果，也是男性欲望化对象的显著标识。计帜英被设定为《花城》，2000年第2期，第111页。400第八章无根的苦难：超越非历史化的困境这样的角色，她的成长史主要是性欲成熟史。作为另一种性欲化的标识，计帜英的同伴姐妹张妍则是一目了然的欲望化对象。小说再三写到她出众的胸脯，她们躲在被窝里互相抚摸的准同性恋举动，关于处女的猜疑，关于张妍与车间主任偷情的推测等等。所有这些构成计帜英（与张妍）青春年华的主导内容。随后“姐夫”与马科分别出现，前者使性欲史变得暧昧，而后者则使之变得冒险刺激。这也许就是荆歌小说的出类拔萃之处，那些叙事和人物性格都有一种内在动荡不安的张力，它们一点一点渗出，使生活发生拐点转折，错位或者断裂。马科就是这样的破坏性人物，他轻而易举就把计帜英的暧昧的情爱史变成性欲的冒险史。马科从一名商人变成了杀人犯，我们注意到，杀人犯的身份远没有性欲冒险者角色重要，从新疆潜回计帜英家的马科，以一个逃犯的角色从事欲望化英雄的事业，他给计帜英的印象是，“异样的感觉”，“既让她痛恨，又不可抗拒”。最后给计帜英带来毁灭性打击的，并不是贫病交加的物质生活，而是与性有关的交易，马科以5000元的价格，把计帜英出卖给一个陌生男人。这个结局当然可以读解为是精神破灭导致的后果，但在小说叙事的现实生活层面上，它依然是关于性的活动。作为一段“性史”，它在叙事层面上也就相当完满了。现在，苦难动机已经遗忘了，爱欲变成叙事的中心。作为苦难根源的爱欲其实是充满快乐的，苦难的本质已经失踪了，不幸的生活其实充满了寻欢作乐的气息。尽管《计帜英的青春年华》一一从小说的开始到结局一一都被注定了受难的特征，但整个过程却如同爱欲的狂欢节。也许荆歌并不过分专注“苦难”，他的小说叙事历来关注性格与命运构成的反差关系，苦难只是他的那些扭曲的故事和性格依托的特殊语境。那么看一看熊正良的《谁在为我们祝福？》，苦难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小说的主人公徐梅确实陷入苦难的境地，她的苦难与悲惨与其说在于女儿出去做妓女，不如说在她寻找当妓女的女儿的过程中。女儿当妓女并不是出于生活所迫，这与旧社会被迫卖到窑子里不同。作者似乎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形也很难把年轻女人做妓女这件事描述得苦难兮兮的，它要构成母亲的痛苦根源似乎也有些勉强，熊正良当然清楚这一点。在这个时代，什么是母亲的痛苦呢？也许熊正良在小说叙事的开始阶段，认为女儿做妓女这件事已经足够提供一个苦难的情境，但在叙述进程中，他不断地给母亲的苦难加码，“寻找女儿”的行为使这个母亲失魂落魄，生活破碎不堪。当女儿不断逃离母亲的视线，痛苦的不是做妓女的女儿，而是妓女的母亲。在逻辑上也许很难使这一痛苦顺理成章：既然妓女的职业并不让年轻女人痛苦，那么，母亲痛苦的根据是什么呢？正如在前现代时期（或现代初期），逃婚的女儿并不痛苦，她们被描述成寻找到个人的幸福而逃离了封建家庭的迫害；但母亲的痛苦却很实在，很真切。母亲难以接受女儿同一个不负责任的男子私奔这一个事实，对于母亲来说，女儿的未来前程已经毁于一旦。当然，这两个时代关于女儿出走的意义确实有着本质不同，前现代时期是历史前进的力量推动的结果，而后一种情况只能理解为后现代时期的欲望狂欢节的诱惑使然。假定解除历史叙事，就个人的生活愿望来说，“女儿出走”这一故事母题还是有共同性：它意指着欲望化表达的个人选择，超越家庭伦理的个人自由（尽管其结果是不自由）。很显然，母亲的痛苦与女儿的痛苦不能重合，因为其中隐含着现代性叙事的巨大鸿沟。
不管是前现代还是后现代时期，痛苦都是历史强加的，都是客观的痛苦。对于个人的选择来说，它不可能只有一种被决定的历史语境才具有的意义。它本质上是非历史的，所有的个人选择，对于它所面对的时间和空间来说，都是非历史的，都是对历史性的拒绝和逃脱。选择的结果只属于未来，而未来具有多种可能性。这使原来给定的历史语境强加的意义没有现实性。很显然，在熊正良的叙事中，“痛苦”这一主题并不是以独断论方式合乎逻辑地推进，相反，这一主题在推演进程中产生了各种歧义。母亲的痛苦与女儿的非痛苦构成的反差就是歧义之一。他意识到不能把个人的选择简单地归结到既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这个刘金娣始终逃脱母亲的追寻，她对所处现实的认识，与她的母亲显然相去甚远。小说写到刘金娣给家里寄来一张明信片，图案是一只鸟，有点像鸽子。作者写道：……也就是说那是一只抽象的鸟，表现了自由和飞翔。纯白的底色可以理解为无限的天空。不知道她为何要用这样一张明信片，当然她也许根本没有挑选，而是随便填写一张。她写道：这里的风很干净你们在吃午饭吗？这简直是诗，并且附以一种深刻忧郁的神情……很难理解熊正良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来表现一个妓女的精神状态，她显然比前现代时期出走的现代女子显得还要洒脱和自信。据媒体的报道，在中国南方确实到处都可以看到神情暧昧的年轻女子，据说她们大都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规划：干几年，存上钱，回到家乡或别处开个美容院，也就可以脱贫致富。叙述人明显要面对中国当今的现实，他的道德判断突然发生短路，他很难展开强烈的道德谴责。他当然不得不面对中国农村剩余5亿劳动力（其中至少有2亿年轻女性）这样一个事实，同样，他还要面对每个人都有理由脱贫致富这样一个基本的平等《人民文学》，2000年第2期，第13页。观念。这使文本的叙事在道德上发生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在三方面展开：其一，作为道德行为主体（女儿）与作为道德评判者（母亲）发生分离；其二，作为社会抽象理念的道德观（社会）与作为个人生活遭遇的道德意义（个人的自我选择）无法统一；
其三，道德批判的原因与结果产生分离。母亲的苦难真实性和绝对性有赖于女儿的悲惨遭遇，女儿的苦难是母亲的苦难深化的动力。然而，女儿的苦难却向着不同的审美趣味方面转移，根本缘由在于，作者无法确定女儿的苦难具有绝对性。具有绝对性必然具有普遍性，如此，社会性批判的意义才站得住脚，才有力量。作者意识到苦难的普遍性并不充分，苦难的缘由只剩下结果，因而苦难的缘由也就只有假定性的意义。抽象的、绝对的社会的道德判断，被卷入中国的现实和具体的个人遭遇，其内在的社会本质变得复杂而相互缠绕。母亲的苦难与女儿的苦难并无直接关联，女儿并不苦难，于是母亲的苦难变成了“女儿为什么不（知道）苦难”？母亲的苦难卷入社会现实，陷入歧义，也陷入相互冲突的困境，因而，她的苦难的社会本质反倒被消解了。母亲的苦难变成了个人的性格悲剧。刘义、儿子、女儿以及诱惑女儿“做鸡”的那个男人，都认为母亲这样寻找女儿实在是自讨苦吃，她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女儿“做鸡”吗？还是因为女儿遭遇不幸？“做鸡”就等于“不幸”吗？母亲是一个绝对主义者，她把这二者绝对等同起来；然而，她周围的人，包括作者本人，却成为相对主义者。一个绝对的痛苦，被以相对主义的方法加以叙述，这种分裂，归根结底，就是道德批判的绝对本质产生歧义的结果。1998年，韩东发表《交叉跑动》，一个音乐家因流氓罪入狱，出狱后与一个年轻女孩同居。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年轻女孩对年前被汽车撞死，作为目击者，她难以摆脱那种负罪感，于是她以肉体的堕落来获得灵魂的超度。我们当然不能排除现实中确实有可能会有此类事发生，但作为一个虔敬信奉“本质性写作”的作家，作为一个试图绝对超越现实的作家，作者何以要用这种逻辑来建构一个灵魂获救的当代神话？作为故事的内核，苦难在这部小说中隐蔽得很深，它是以谜底的形式存在的。但这个谜底终究难以解构层出不穷的性爱话语，这个谜底终究是被遮蔽了，它的呈现反倒更像是一种事先编造的谎言，一种刻意的和被迫设置的补充结构。
东西对当代生活洞悉非同凡响，在他大多数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苦难沉甸甸的分量。2000年，东西有本小说集《痛苦比赛》，其中有一篇同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的用意显然是在嘲弄失去痛苦的当代生活展现出的那种荒诞感。寻找痛苦的过程变成一系列可笑的自虐行径，问题不在于当代生活有没有痛苦，而在于人们根本无法理解生活的痛苦。但什么是当代生活的痛苦？什么是真正的苦难？东西也难以作出直接的回答。在所有这些小说中，由于苦难的展开被性的场所遮蔽，对性的反复叙述成为苦难深化的必由之路。于是苦难转化为当代性史，这里面不断出现了关于纵欲和狂欢的叙述。苦难的本质是什么？苦难的根源在哪里？到了20世纪末期，为什么关于苦难的书写总是从预定的叙事动机中滑脱出来？在当代，苦难不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吗？还是说苦难的本质已经无法在美学表现中被历史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