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论证这种文学现象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非本文的任务，即把它视为一种进步，一种在现有的历史前提下所作的变革，同时又看到它的矛盾和混乱。作为一种有创生（emergent）意向的文化，它有可能表达新的历史进向，但它无疑带着诸多片面和似是而非的倾向。当代中国大陆文化是如此缺乏自觉的创生意向，因此，对这些初露端倪的动向，视而不见或给予任何夸大都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不管把这个时代的生活描述成分崩离析的情势，还是完美无瑕的形态，都无法否认现实本身发生的巨变，当代生活正在以夸张的姿势奔腾向前。没有人能够抓住它的本质，触摸它的精神和心灵。没有历史感的“现在”，只有表象而没有内在本质。从个人生活的边界进入文坛的晚到者，显然与那个现代以来的宏伟叙事无关，与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也不再有直接关联，他们无须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二元对立语境中来确立叙事起点，他们就生活在这个消费至上主义的间隙。他们再也不能也不必要从整体上书写这个时代，内在地把握这个时代。何顿、述平、朱文、邱华栋等人对这个时代的直接书写，确实构造了一幅生动的商品拜物教与消费主义至上时代的全景图。这是一个只有外表而没有内在性的时代，一个美妙的“时装化”的时代，一个彻底表象化的时代。后来者既然捕捉不到“宏伟的意义”，他们也只能面对现实的生活表象展开叙事。事实上，90年代崛起的一批作家正是以他们对表象的捕捉为显著特征，对表象的书写和表象式的书写构成了他们写作的基本法则。那些“宏伟意义”、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式的“巨型语言”与他们无关，只有那些表象是他们存在的世界。对表象的迷恋，一种自在飘流的表象，使90年代的小说如释重负，毫无顾忌，彻底回到了现实生活的本真状态。
何顿在90年代上半期发表的一系列小说，如《我不想事》、《生活无罪》、《弟弟你好》、《太阳很好》以及长篇《就这么回事》等，对当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给予直接的表现，并且揭示了渴望致富是如何支配城市市民的生活愿望和日常行为。经济利益全盘支配当代生活，并且构成当代价值选择的惟一轴心。不管是城市个体户，还是曾经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中小学教师，无不把经济的成功看成是惟一的成功。何顿写出了这个时期个人和社会的特殊关系，特别是个体经济带来的社会变革、价值观念变革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变革。何顿的叙事无疑是一次现场见证。何顿的写作没有与文学史对话的愿望，对存在与意识之类的复杂关系，他一概弃之不顾，他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平面上与当代生活融为一体，他的那些不加修饰的逼真性的叙事，带着生活原生态的热烈和躁动，使那些粗痞的日常现实变得生气勃勃而无法拒绝。何顿的叙事从来不诉诸于形而上观念的批判性表达，而是限定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体验和感觉之中。
与此同时，述平和邱华栋的小说对中国当代消费社会的生活现实给予直接表现，城市的生活表象构成他们叙事中非常有生气的文化代码。述平的《凸凹》、《晚报新闻》、《此人与彼人》等，对城市男女的引诱与背叛的描写，对当代生活的情感危机方面的揭示都显示了他对生活的独特而敏感的理解。邱华栋的《时装人》等作品表现了现代城市人与消费社会的异化关系，人们不断寻求自我位置，却在城市的不断异化的空间里找不到自我存在的实在性。生存选择的后现代式的恐慌，构成邱华栋小说叙事独到的主题。这一批作家在捕捉这个时期的生活现象时得心应手，他们也试图去提示没有信仰、没有本质的生活的内在性，但他们在试图穿透生活的外部现象进入内在本质时，也就是说在作进一步的思想开掘时，都显得有些束手无策。述平的《此人与彼人》不再满足于叙述一个男女相互引诱和背弃的故事，而试图去探求男女关系背后潜伏的复杂的思想意蕴，特别是在现时代的特殊意义。但述平诉诸于一大堆空泛而不着边际的关于爱与背叛的诡辩论式的议论。这些议论不能说没有作者对生活的独到解释，但试图以此作为加强作品思想力度的努力，却无济于事且显得生硬笨拙。同样的情形在邱华栋的一系列作品中也可以见到。邱华栋对现代人生存状况一一生活的方式与过程的捕捉十分敏感，但他试图去揭示这种生活的内在矛盾，去表现他们的生存困惑与恐慌时，却在重复现代主义的那些现成的命题，诸如人的自我认同的危机、存在的绝对意义、西西弗斯式的生存悲剧，等等。邱华栋显然有必要找到一种与他所表现的生活状态和叙述视角相契合的思想资源。
无法找到准确的思想插入点，这使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受到相当的局限。鲁羊在同代作家中，应该说知识准备相当充分，他的思想洞察也相当敏锐而明晰。鲁羊有极好的艺术感觉，相当长一段时期，鲁羊都保持形而上的高蹈姿态，叙事显得有些隔膜。事实上，那种隔膜主要由与“现在”的经验隔膜所造成。鲁羊后来不少作品直接切近“现实”，他的叙事立即显得生机勃勃，舒畅流丽。《存在与虚无》（1995）、《越来越红的耳根》（1997）是相当出色的小说。但就是这些在叙事上非常精彩的作品，它们在试图揭示某种生活的本质要义时，却陷入思想的窘境。《越来越红的耳根》在揭示当代生活的虚妄性时，却无意中极力贬抑女性，着力去揭示转型时期女性的认同和价值选择的变化。作为一次对当代生活的非常锐利的“拆解”，却无形中在重复中国关于女性的一些古旧观念，即把女性视为丑恶，视为祸水。也许鲁羊有反潮流的精神，在当今女权盛行的时代，他敢于如此彻底地书写“坏女人”形象。但不管如何，对人物的类型化处理和过分鲜明的道德立场，以及对全球时代思想潮流的膜视，这不能不说削弱了鲁羊对“现在”生活本质进行更深的洞察。
韩东曾经在诗歌界崭露头角，以对“大雁塔”的重新书写而表达了“新生代”诗人反历史的叛逆性立场。显然，韩东一直在以反历史的方式重新书写当代生活。前些年他重写知青故事的几篇小说显得相当出色，如《西天上》，《母狗》等。韩东有意掏空了那段记忆的历史内容，他不再以历史主体的角色反省大是大非，也不去找寻所谓丢失的青春，那种超距离的零度叙述，仅仅是在追溯一些奇闻轶事，那个巨大的历史神话被分解为一些无聊而有趣的日常生活，被处理成一些欲念化的表象片断。关于选择、怜悯和命运戏弄的故事，并不是以它的装模作样的思辨特征而引人入胜，那些反讽性的描写和各种不协调情境的随意配置，才是叙事的奇妙之处。韩东的叙述有一种虐待历史的快感，把那段厚重的历史加以漫画化的处理，改变成一些戏谑的表象材料，却也有强烈的反讽效果和解构力量。韩东转向讲述当代生活的小说，致力于呈现生活的非诗意特征，他把生活那些毫无意义的环节逐一展现，像流水账一样重现生活。但韩东的这类叙事并不算成功。他总是期待在他的叙事中出现一个奇特的转折一一这个转折不仅仅会给他带来叙事方法上的突变，使小说叙事在这个关节点上被全盘激活，同时又能带来思想性的突然深化，不能不说这种叙事动机用心良苦。为了达到这种叙事效果，韩东不断地铺叙，不断地堆砌各种无关紧要的过程和细节，这使他的叙事变得松散而拖沓。韩东的小说的叙述时间过分细密，他总是严格按照那些过程的自然时间推进故事，他的小说几乎没有多少环境描写，也很少插叙，缺乏空白和跳跃，这使他的小说叙事紧凑却显得单调，尽管韩东有很强的把握过程的能力，但在总体上却打不开故事的时空结构和想象的落差。既拒绝思想性的发掘，又无法找到奇特的叙事转折，韩东的小说叙事就不得不忍受了无生气的后果。当然，应该注意到，韩东最近的几篇小说有一些变化，韩东抓住生活中锐利的东西，他的小说立即就显得很出色。《双拐记》（《今天》，1996年第4期）写一位残疾人李先生与房客之间的故事，他把残疾人李先生的刁钻古怪，蛮横侵入他人的生活写得入木三分，人性的卑劣、自私和自欺欺人的情境，都刻画得有棱有角。特别是以反讽性描写去表现那种妄想狂的心态，显得生动而有力。《杨惠燕》（《今天》，1998年第2期）写一位女子被时代和环境扭曲的性格，终至于患上绝症，英年早逝。杨惠燕因为家庭的变故，小小年纪就承担起支撑家庭的责任，结果，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却变成责任的附属物。
她成为一个利他主义者，却对自己的生活浑然不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矛盾，在她的身上变成永久的冲突，她可能是宗族社会最后残留的后裔？一个理想主义造就的悲剧人物？总之，这篇小说的主题似乎难以概括，但可以使人明确感觉到个人的生活与环境、与责任构成的那种悖论，人是如何成为自己的局限，成为自己的敌人。韩东的小说叙事虽然有些有意扭曲人物性格，人物的遭遇也有些刻意推向极端，但韩东的叙述从容不迫，依靠对生活的整体性把握，对人类的那些根本困境的揭示，显示出小说叙事的内在力量。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徐坤的作品却不刻意表现女性意味，相反，男性作家用的那套调侃嘲弄，她倒是运用自如。徐坤大部分小说都以知识分子为主角，如《热狗》、《白话》等，她似乎进一步发扬了王朔的风格，王朔不过在小说中偶尔嘲弄一下知识分子，而徐坤则竭尽全力调侃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在经济上困窘，在政治上处在边缘地位，在文化上也变得萎缩不振。徐坤的工作单位就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在中国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学术研究机构，在徐坤的笔下，这里的知识分子却是穷困潦倒，中年一辈的败落萎缩，年轻一代却是玩世不恭。《热狗》（1994）写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个中年知识分子陈维高的故事，陈维高作为专家被邀请去看了一场小剧场演出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戏剧，对女主角想入非非，而面对着研究所的实际问题，职称、房子等等，他一筹莫展。徐坤虽然有过分调侃知识分子之嫌，但她又确实提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现今在文化上和生活上面对的困境。在徐坤的小说中，青年知识分子不再是作为“文化精英”的形象出现，而是一群玩世不恭的俗人。他们到农村首先感到与农民难以打成一片，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在乡下无所作为，结果却以与当地农民发生斗殴而告终。尽管这个故事有相当的事实为基础，但这并不重要，徐坤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的把握，对处于尴尬境地的精英文化的嘲讽，尖刻而发人深省。徐坤有相当多作品都有故事原型，但也同样具有相当强的象征意味。徐坤对精英文化的反讽可能也是矛盾的，她用反讽的笔法掏空了文化的本质，但又不失时机表现她的眷恋。
《斯人》（1993）是一篇以诗人、大学生以及流行歌手为主角的小说。在90年代初期，大学里的莘莘学子有着怎样的思想和生活选择呢？这篇小说大约作了回答，虽然片面，但也不失为对当代青年及亚文化社群的一次概括。这是一篇相当精彩的小说，机智、随意、调侃，对当代文化的破败进行大胆的嘲弄。“诗人之死”构成90年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经典神话，尽管很难断言作者的写作动机，但是作者的叙事客观上与这个神话构成解构关系。闪烁着理想主义光圈的诗人，在这里被描述成一个文化失败主义者，他兼具偏执狂和随波逐流两种品性。他遭受半老徐娘的性骚扰，却又和那个见异思迁的绿纠缠不清；当诗和信仰贬值时，诗人迅速变为一个自称“学人”的乐队的摇滚歌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现代性的悲剧，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末世学象喻。这里面还掺杂着不少关于文化后殖民化的描写，考托福、气功报告、足球赛等，充满了第三世界的文化闹剧特征。那些胡闹、神经质、煽情和嘲弄，乃是对当代文化解体进行的一次尖刻的表象拼贴，提示了一种具有消费性而又令人愉悦的后现代文化景观。
总之，徐坤拒绝对现实进行典型化的处理，她把现实作为原始材料直接引入小说叙事，以强烈的主观视点对现实进行冷嘲热讽。玩闹式的快乐穿行过当代生活各种似是而非的断裂带，停留在当代生活的各个虚情假意的现场，使之荒诞，直至彻底崩溃。在捕捉当代错位而生动的现实方面，徐坤的叙事无疑极有开拓性。但徐坤的小说似乎过分热衷于调侃，陶醉于那些不着边际的调侃，她对文化的失败和精英知识分子的破落，是哀其不幸的嘲弄，还是真的无所谓乐得取笑呢？徐坤几乎没有给文化及其价值留下任何余地，既令人快慰也使人虚脱和恐慌。同样令人困惑。反本质主义的叙事也许是一柄双刃剑，它使小说叙事可以在大量的表象堆砌中制造快感，但如何在艺术上产生内聚力，具有更强大的思想冲击力，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后当代传奇：反本质主义的欲望想象
新时期的“宏伟叙事”解体之后，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倾向于“小叙事”。文学不再去表现时代惊天动地的变化，去呼唤或指引人们朝某个共同的目标行进。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变成生活的抚慰剂，变成填补闲暇的精神消费品。回到纯粹个人经验的晚生代，在当代生活中再也难发掘激动人心的伟大故事，而制造“性的奇闻轶事”，就为他们的叙事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地。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的中国文学以讲述爱情来开启人们的情感世界，因而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1979）。即使是由爱情向性的主题转化，在新时期也可以看到它在精神领域产生的冲击力，它是和人的解放，和个性、自由、人性论等启蒙主义命题联系在一起的。而到了90年代，晚生代讲述的性故事，就只是性故事，它是满足人们幻想的临时替代品。张、述平、刁斗等人在这方面显示了他们的能耐。
《生存的意味》（《作家》，1993年第7期）是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张竁的叙事出人意外地坚决超然于情感之外，直接切近那些裸露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