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当代文学存在“个人化写作”的现象忧心忡忡，甚至担忧其成泛滥之势。实际上，个人化写作并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性的局面，只有少数人进人个人化写作的状态，其担忧实属过虑。但是，有必要看到，个人化写作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不管我们欢迎还是拒绝，都难以逆转这种趋势。因为文学写作说到底只能是个人行为，不管它是为人民代言，还是反映民族国家的诉求，只要它是以文学的方式展开，就必然是个人的写作行为。当人们把文学写作称之为“创作”时，就给予它以个人化的特权。从理论上来说，个人化只是相对的，个人必然生活于当今时代，必然生存于现实之中，与特定的文化、与特定的历史、阶级意识相关，它也只能在传统及既定的历史条件给定的语境中写作，不可能完全超出历史与时代背景。这是关于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哲学常识，但人们显然没有接受这样的常识。这只能理解为，人们没有给个人化留下些许的余地，依据习惯的意识形态立场，要求文学写作直接反映普遍性与同一性，反映“历史的”、“时代的”和“人民的”共同要求。反映“现实”这种呼吁，不过是杜绝个人经验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这种理解上的错位，依然是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纠缠未能厘清。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文学永远是（而且应该永远是）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意识形态支配文学的时代已经终结，剩下的是文学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去开辟未来道路。事实上，自从80年代后期以来，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支配力就明显减弱，90年代中后期虽然有回补的现象，但并不能真正使文学再度意识形态化。丹尼尔·贝尔当年说的“意识形态要么是全能的，要么是无用的”看来是至理名言，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它，事实就是如此。现在，人们要么装模作样分享意识形态同一性表象；要么，全然不顾及那些表象。毋庸讳言，大多数年轻一代的作家已经无力分享，因为那需要超常的智力与充足的心理调节能力。大多数人只能做个普通的文学写作者，只能是个对文学承诺的职业写手。
只要失去意识形态同一性背景的支撑，文学写作只能是个人化一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写作只对个人写作者才有意义，因为阅读者也同样失去了意识形态背景，在这里，写作与阅读都只能在文学语境里来交流。这样，也就使写作不得不在个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因为，只有个人化的经验才会引起他人的兴趣，只有个人独创性的文学表达才能产生触动人心的效果。事实上，当代作家不得不退回到个人经验中去发掘那些非常的事实，去触摸存在的更为偏远的角落，以此来接近未被开掘过的生活层面和人性的深度，而这一切，都有赖于个人用文学的方式加以独特的表达。看看2004年伊始的一些作品，就不难发现，现在的小说是如此不同，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方位上，去开掘极端性的个人经验，以此获取异质性的视角，达到他人不可能触及的片面深度。在如此浩瀚的文学传统之下，每一次重新的书写都变得异常艰难，使每一次书写的理由变得充分，变成具有个人的独特性，那就只能在极端的个人经验与异质的深刻性上下功夫。现在，显然是只有抛离同一性的异质才能达成深刻性，才能获得力度，才能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产生精神共振。只有异质的才是普遍的，这就是说，只有个人独特性的经验有开掘深度的力量，才会引起他人的关注，平凡庸常的东西，已经无法吸引住人们熟视无睹的目光。在这里，本文试图通过对几篇小说的读解，来看看当今的小说是如何在独特的个人经验上下功夫，以此来完成小说文本的创造性工作，由此来提示那种异质的深刻性。
（一）麦家：在黑暗中写作，于是有光
对于当代中国文坛来说，麦家的写作无疑属于独特的路数。这个人的存在已经变得不可忽视，他那么顽强、绝对而倔强。他的写作诡秘、幽暗、神奇，深不可测，到处潜伏着玄机，让人透不过气来。阅读他的作品，就像是被引诱到一个偏僻的山谷，而黑暗开始降临。显然，麦家在发掘极端经验，在黑暗中达到异质的深刻。阅读没有退路，只有在黑暗中摸索。那真是孤苦伶仃的阅读，无助的阅读，就像他的写作一样；当然，也是极其富有刺激性的阅读，这是一种关于阅读的阅读，也是关于写作的写作。
在麦家近期出版的《暗算》的前面几页处，他这样写道：
“7”是个奇怪的数字，它的气质也许是黑的。黑色肯定不是个美丽的颜色，但肯定也不是世俗之色。它是一种沉重，一种隐秘，一种冲击，一种气愤，一种独立，一种神秘，一种玄想。（《暗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8页）
关于“7”的所有设想，可以看成是麦家关于写作的设想，小说中的那个叙述人“我”就是一个戴着墨镜的人。麦家就是一个戴着墨镜写作的人。由此就不难理解，这部小说的第一个主角就是“瞎子阿炳”。只有瞎子阿炳面对的黑暗，他带来的黑暗给麦家的写作提供了家园。隐秘、秘密、解密、暗算、秘谋、告密、宣誓等等，这些都是黑暗中的行为，也都是本质性的写作，所有的本质性的写作都是黑暗的写作，都是在黑暗中或关于黑暗的写作。写作就是沉人黑暗，在黑暗中发光；绝对的写作就是绝对的黑暗，就是绝对之光。
麦家以《解密》令文坛刮目相看，他的出现就像一片阴影，投在亮丽的文坛上，多少有些令人惊慌。事实上，麦家写作多年，他的写作姿势显然是潜伏式的，是一种秘谋，是对写作的暗算。《解密》就这样出现了，令人措手不及。那是一个关于701单位破解密码的故事，很吸引人，像是侦探小说、间谍小说、恐怖小说的变种，一种新型而独特的种属，或者说一种四不像的写作怪物。令人惊惧的阅读效果，把人们引向一个未知的黑暗的场域。在山里头，在黑屋子，一群人在截听敌方的电码，这是所有战争中最紧张最具有突变性的经典场面。麦家就把书写对准这个场面，他探究的是一个场域，一个黑暗的场域。《解密》有一个漫长的故事，随后突然进人幽暗处，故事被秘密所牵弓丨，进人到无法洞见的深度。这种状态显然不是指故事表面无穷无尽的不可知状态的密电码的追踪，而是指麦家在根本上揭示出一种生存的状态，一种存在的黑暗状况。写作是如何进人，如何接近那种状态的？写作由此留下黑色的文字。确实，麦家的故事都会有事件和结果，这是他难以摆脱世俗性的故事留下的把柄。《解密》中那本密电码的丢失，结果是人的四处寻找。这狴事件总是要出现的，故事也不能承受那么幽暗的存在，可以理解或者谅解。但在大多数时候，他的写作可以沉人黑暗，在铭刻那些时间，在幽暗中，写作的力不时爆出某些火花。他执拗地书写那个叫做容金珍的男人，一个解密天才。他是那样的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像死一样陷人沉思的人。他只倾听一些奇异的声音，来自遥远的不可企及的黑暗中。那个笔记本丟失了，也是黑暗中，在一辆行驶在黑暗中的列车的车厢里丢失了。对于容金珍来说，这是更深的黑暗的开始。他在更深的黑暗中寻找那个丢失的宝物。小说是这样描写他在此的境况的：
现在，容金珍正在为此深深悔恨，同时他极力想走入神秘的迷宫，找到他为什么把笔记本忽视掉的谜底。开始，他为里面无穷无尽的黑暗所眩晕，但渐渐地，他适应了黑暗，黑暗又成了发现光亮的依靠。就这样，他接近了一个宝贵的思想，他想：也许正是因为我太珍视它了，把它藏得太深了，藏在我心里的心里，以致使我自己都看不见了……（《解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这也是对这种书写的隐喻，麦家走进了这种存在的处所，他看到了一种黑暗中的存在，那种生命，在日复一日的破解中磨损，越来越黑暗，越来越接近光亮。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确实为那种神秘兮兮的故事所吸弓丨，它把我们引向不可知的山谷；随后我们为那种存在的生命所惊惧，那些天才，只在黑暗中发光的天才生命所惊叹。而后，对于书写，我们又能说什么呢？又能感知什么呢？存在变成了文字，一种黑色的文字，文字确认了存在，又远离了存在，文字成了自己，它的铭写就是在黑暗中发光，成为灰烬。能感知到文字的魔力的，那是对书写之历史的回忆，它只能以力的方式存在，不能感知的，那就是灰烬，一种已死的文字。
2003年，《暗算》又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黑暗，这是阿炳的黑暗。在这本书中，不用说，关于瞎子阿炳的篇章是最动人的，也是最接近麦家的写作本质的。这是对黑暗的书写，是在黑暗中的书写。麦家再次动用了他对故事的处理能力，在这里，“暗算”被作了双重性的处理，暗算既是指破译电码，也是指这些破译者的生活如何被暗算。坦率地说，后者的显性化的故事并不巧妙，也不特别惊人。阿炳也被命运算计了，他无法生育，他的妻子林小芳与山东大汉有了儿子，阿炳为此自杀。真是人算不如天算，阿炳如此不堪一击，比暗算更强大的是一种命运，一种文化力量。那个黄依依的故事同样如此，她在做人流时被张国庆的妻子所暗算，结果死于非命。诸如此类，这些故事都有一些显性的被“暗算”的意味。我想说，这些显性的故事当然可以在宿命论的意义上提示存在的某种深度性，甚至触动读者掩卷而思的哲理性。但是对于麦家的书写来说，这些显性的故事却消除了黑暗，把黑暗中的故事带向了光亮处。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光亮，这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书写，一种世俗化的书写。而真正黑暗中的书写，是永远身处黑暗中，那种光亮是从黑暗中的坚硬存在磨砺出的火花，它是黑暗极致的光亮。对存在之坚韧性的书写，书写能体会领悟到自身的力，书写是对存在的铭写，对生命之存在，存在之极限的书写。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而是世界是这样！维特根斯坦如是说。书写对那种黑暗中的存在给予接近，它就迫近了神秘，真正不可知的生命延伸之路。麦家给当代中国文学提示的，是一种坚韧的书写样式，一种真正的另类的，也是最虔诚的写作。
麦家的文字是有力的，那么简洁，一种被痛楚所浸满的文字，它可以引向不可知的他者异在的深谷，穿过那黑暗的屋子，在黑暗中听风；能提供这种图景的文宇的人，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福，一种意外之喜。
（二）夏商：妖娆地展现弱势群体
2004年，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装帧妖娆的小说，华丽而简约，淫迷却傲慢，其风格介于洛可可与晚明之间。引人注目的是这个队伍，荆歌、夏商、谢挺、张执浩，毋庸置疑，这个阵容概括了当代中国最后的一批敢死队。倒不是他们有多么英勇，而是怪模怪样，妖里妖气，一批十足的冒险家--他们是在与时下流行的趣味作对，与潮流较劲，与文坛为敌。摆出一副满不在乎、我行我素的怪模样。他们要冲进个人经验的极限领域，要在独特的深刻性中来寻求文学突破路径。在这几部小说中，最奇特的当数夏商的《妖娆无人相告》。
这一点也许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夏商在上海浦东那高大的智慧型的五A写字楼里，放眼望去，眼前整片的玻璃木墙反射着冬日阳光，而前面不远处的国际商贸大厦像灯塔一样照亮他的前程。但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他推开窗户看到的不是红得发紫的黄浦江水，而是民工聚集的工棚，下层妇女散发臭气的身体，几个死里逃生的农民兄弟，或者一个孤苦伶仃的长着尾巴的妖女……真不知道夏商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何以这种方式来处置文学。这是一种补偿？一种物极必反的定律？我更倾向于，或者说不得不相信他对文学过于绝对和苛刻的态度。夏商不愿加人平凡庸常的洪流，他要寻找极端性的存在经验，他对这些弱势群体的书写无疑是极其异质的，但正是在这种异质中，他开掘出一种存在的独特意味，也使他的小说叙事尽情地表达个人的主观感觉。
《妖娆无人相告》讲述一群底层劳动者混乱不堪的氓流生活，小说从一场地震灾难开始，一个长着尾巴的女婴出世具有象征意味，在小说后来的情节发展中，这个长尾巴的女婴被命名为鬈毛，她无疑是苦难生活的全部聚集，其程度超过《雾都孤儿》中的奥列弗，她像个精灵或鬼魂一样在故事中四处游荡，使整部小说充满了诡异怪诞之气。她历经磨难，经受无数的凌辱践踏，她的存在无疑是折射出生活最丑恶的那些面目和本质。来福并不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但他与鬈毛一度相依为命，使鬈毛的生活还透示出些许温情。随后是一批鲁蛮险恶质朴粗鄙的家伙相继登场：阿旦、赵和尚、王老屁、蔫耗子、黑杠头、国香，这些人组成一个浩浩荡荡的流氓无产者的队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十足的“弱势群体”。生活下去对于他们成为第一要义，但绝对没有悲壮感，只有本能。凭着本能活着，干点事情，就成为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整部小说并没有明确的贯穿始终的故事，它主要是由一系列随时发生的事件与行动来推动故事发展。在本能支配下的生存行动主要以铤而走险的方式推向极端，生活在极端贫困的边缘就是生活在危险的边界，当希望失去之后，就不再有广慈发生的可能性。于是残忍、仇恨、报复、凶杀、犯罪就成为生存活动的基本样式。
夏商令人惊愕的笔触不再把他们写成一群可怜虫，而是一个个自以为是、无法无天、无所畏惧的亡命徒。他们是恶棍、凶汉、泼妇、地痞、无赖组成的敢死队，虽然没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节，但有视生命如草芥的胆量。夏商对这些人的心理性格的把握出奇的敏锐，个个性格鲜明，怪癖突出，他们动作鲁莽无不显得可笑，行为草率却充满了乐趣。反讽与黑色幽默流宕在叙事的各个环节，使整部小说的修辞性叙事具有饱满的张力。小说后半部分的篇幅描写国香办起了窑子，这使小说的叙事找到了一个停顿的场所，这个场所显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其停顿也显得有些呆板，夏商显然是为了获得一个寓言性的效果才做此选择。这个窑子成为传播病毒的一个超级场所，在这里，女人出卖肉体，男人施展凶恶，灾难与祸害四处横行。这些人最后都死于非命，只有鬈毛，经历过致命的疾病，大难不死，脱去了那个尾骨，获得新生，“如同一个来自风中的传奇，一朵吊诡的蒲公英”。这是一段惨烈绝望的人生，像是一种寓言，也是一种谕示，最后透示出的希望，指向了茫茫人海的城市，这是乡七中国的“弱势群体”历经所有的磨难唯一可以逃奔的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