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那光绪皇帝得到太后应允后，即决定变法，颁布政令，然一时又无法下手，光绪帝即向师傅翁同龢求教，翁同龢也言从未做过此事，正在二人不知所措时，忽有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上疏。杨深秀，字漪村，道光九年出生于山西闻喜县，进士出身，精通西方数学，授刑部主事，此人耿直仗义，好打抱不平，遇着权臣侮辱忠良，即拍案而起，当李鸿章与列强签订丧权条约时，杨深秀与宋伯鲁在京成立“保国会”，大骂李鸿章等无能卖国，请皇上颁定《国是诏》，翁同龢眼睛一亮，参阅杨深秀《国是诏》，择定皇上下《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授康有为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要求各省推荐变法人才。此诏一下，国人哗然，时任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经过十年去职，五年当奴才，巴结奉迎才又到总理衙门，见到皇上又用康有为进行变法，即串通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大学士刚毅，三人结伴到颐和园，上奏慈禧太后：“康有为趁国危难，蛊惑君心，乙未‘公车上书’被通缉，仍贼心不死，再次跳出来呼喊变法，应处以凌迟。”慈禧太后道：“这两年，洋人强行租借我土地，并把军队带到了租借地，这是在蚕食我大清啊！我们连个‘不’字就不敢说，皇上要变法，我有何理由拒绝呢？”徐桐颤巍巍地道“祖宗之制不可改，改则我大清亡。”慈禧太后道：“自古至今，不谋则衰，停滞则亡，你们和皇上好好议议。”荣禄等只好惴惴不安地离去。第二天，荣禄、刚毅、徐桐等十几个大臣，同时上奏皇上：不要听信康有为的蛊惑，停止变法。而翁同龢、徐致靖等力主变法。双方对垒多时，光绪帝难辨对错，朝对不了了之。退朝后，翁同龢到南书房见光绪皇帝，光绪帝问翁同龢道：“师傅！这该如何是好？”翁同龢道：“现应将康有为和荣禄召在一起，当着众臣的面进行辩论，康有为自恃才高，视官场之人皆为蠢物，而朝中贵胄，皆以自己是人中杰雄，没有人能超过他的见识。双方一辩，高低自现。”光绪帝听之大喜，即令翁同龢召集康有为与众大臣等非朝议辩论。荣禄得知此事，跑到慈禧太后那儿大哭道：“太后老佛爷为奴才做主，皇上要我等大清贵族、军机大臣与低贱的汉民在一起争辩，岂不辱了我八旗之人格，望老佛爷千万阻止皇上的行径。”慈禧太后道：“此事你怎能怪皇上呢?是咱们八旗不争气，军队无一可用，要不是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大清早已灭亡了，现在国家倾危，也正是八旗拿出威风的时候，你也该与那康有为较量一番，若胜了，皇上也不敢再提出变法之事，那汉人也死了夺权的心。”荣禄听之恍然，鼓起勇气向慈禧太后道：“太后老佛爷请好吧！奴才这就去教训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康有为。”说罢磕头离去，又找到大学士刚毅，商议对付康有为之事。却说那刚毅，字子良，满洲镶黄旗人，道光十七年生于北京，笔帖式出身，累升至刑部郎中。光绪三年，和翁同龢一同平反杨乃武和葛毕氏案（杨乃武和小白菜案），受奖励。光绪六年，为广东惠湖嘉道。次年，升江西按察使，后为广东、云南布政使。光绪十一年，为山西巡抚。光绪十四年，调江苏巡抚。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以附和主战言论，被荐以候补侍郎入值军机大臣。几十年奔波于朝廷和地方官场之中，饱受官场甘苦，对官场之中的做作颇清，既恨又用，对汉人官吏提出的任何东西持疑。对康有为提出的办法更是不齿，荣禄找其商议，答道：“有啥好议的，将康有为喝出去就是。”荣禄道：“皇上提议，刚大人总不能不给皇上面子。”刚毅埋怨道：“皇上怎么重视一个汉人疯子之言。”说罢，同意荣禄之言，和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商议应辩，几人仔细看了康有为的变法上书，如约到议政厅进行辩论。约定辩论那天，众王公大臣们早早来到议政厅，有斥责谩骂康有为的，有埋怨光绪帝的，光绪帝未到，厅内早已沸腾，等太监喊：“皇上驾到！”众人才静下来。众臣施礼毕，光绪皇帝先诏康有为等进殿参加辩论，康有为等进殿礼毕，光绪皇帝开言道：“朕已宣布开始变法，可荣禄等又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变，今召集众卿来议之，不拘小节，言者无罪，请众爱卿有话尽吐之。”怀塔布出班开言道：“皇上！自我大清入关以来，汉人一日也未臣服过，待机夺我大清江山，好在我主英明，日日提防汉人的反击，使汉人的多此反击均不能得逞。现汉人见武攻不行，即改为文攻，想利用变法之道，夺取我大清的皇权，望皇上切勿听信康有为等巧舌雌黄。”康有为正色道：“我汉人自古就是尊礼重君之帮，周围其它少数民族也多为我华夏民族的分系，数千年来，不仅没有对周围少数民族进行剿杀，而常给以慰藉，自汉以来，先后有千余年少数民族在我中原大地执政，汉民若反，岂能等到今日乎？大清国若没有范文程、洪承畴、吴三桂等汉人鼎力相助，能入关吗？后太平天国作乱时，没有汉人曾国藩、左宗堂、李鸿章等，大清国能支持到今日吗？今甲午惨败割地赔款，列强瓜分我中国土地，中国各民族只能团结一致对付列强，焉能有二心分裂国家，若如此只能使国家彻底的灭亡。现今我等想的是如何振兴中国，使大清江山稳固，可惜怀大人身为礼部尚书，不思国家强盛，日日想着皇权不可丢，我问你，若国家亡了，皇帝的权力还有多大？恐怕只有在自己的屋里行使皇权了。”刚毅出班道：“康先生口口声声说变法国强，几年前的四次上书，被朝臣们驳的体无完肤，所列陈条，是我大清官员早已玩剩下之物，今日再来作祟，迷惑皇上。尔若想当官，要靠治国之能，怎能趁国危之时，出此亡国之道呢？”康有为道：“刚大人所言的治国之能，恐怕是阿谀奉承、殷勤谄媚吧？要不然，为何大臣们都在日日忙碌，可国家今不如昔，军队一击即溃呢？我承认，我等的变法陈条，有众多的东西是一些大臣早已提出，或早已应用之法，但那不是我变法的核心，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拙劣的人与睿智人干出来的事情是两种结果，甚至智商相差毫厘，结果却天壤之别。变法，就是要建立一种人才辈出、人尽其能的社会制度。”刚毅道：“中国的科举考试，不就是一种人才辈出、人尽其能的社会制度吗？像康先生举的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范文程、洪承畴等例证，都是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只要堵住徇私舞弊的歪风，所有的人才都会被选出来。”康有为道：“自商秧变法至今，人们一直都在探索国家如何能用贤良之人，历史上最有价值的用人制度就是科举考试，然科举考试选出的人才，是未经社会厉练的犊子，到社会中是不是人才，谁也不知；其次是考官的喜爱，决定着被选人的走向，国家变了，被选人的走向没变，能适应社会发展吗？加上腐败之风日长，选人成了钱权交易，能选出出类拔萃的人员吗？”荣禄道：“我们不还有大臣推荐、监督监察机构吗？”康有为道：“虽然我们现在任命一个人由大臣推荐，还有各部官员进行考察，然这些官员们都是盘根错节的连着，再加上一些贿赂，推举出的官员都是些关系人，而其真正的能者，不擅贿赂者，却永远沉积在下，不被重用。不改变社会制度，只靠一些所谓的措施，是根本解决不了的事情，如荣大人和刚大人提出的改革陈条，这些陈条，只是在原有的制度上换换方式，调调砝码，这些办法看似找出了我大清现在的病根，能解一时之痛，但它不能根除弊病。比如：我们用督察院检查官员的行为，当检查出某个官员有违法之事时，这位官员自然会向督察院行贿，来摆平此事。设置督察院，只是多了一个受贿群体而已，怎能堵着官员之中徇私枉法、作弊之风呢？因此，现能解决此病的唯有维新变法，学习日、俄，让民众，让先进的组织推选人才，使贿赂者，投机取巧者，无德才者无法当官；使当官者，有众多的官外监督机构，执政者随时就有可能被弹劾下台，这样不仅仅去掉那些愚、贪、不政之官，而且使那些聪、贤、勤政之官，对国家发展稍有懈怠和偏差，就得到及时的鞭策和斧正。国家处在良性发展中，怎不富强？试看日本蕞尔弹丸之国，变法几十年，成我天朝大患，有吞我大清之势，若不迎头赶上，我大清危矣。”荣禄再次出班辩道：“康先生所言谬也，我大清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定远号’和‘镇远号’舰船和口径最大的火炮，却败给了日本人，此责并不在朝廷，也并不在于没变法。而在于没有按祖宗之法管理军队，试想，康熙年间，沙俄多么强大，侵我边疆，掠我土地，圣祖出兵，大败沙俄。今若按祖宗之法练兵，以一挡十，十挡百的勇猛，日舰船早已被我大清消灭，其它列强也不敢嚣张。”徐桐顿足道：“我大清现危如累卵，列强就在大门口站着，变法必动国体，动国体则人心乱，列强可趁机吞我中国。康有为不怀好心，祸害我大清，应立即被处斩。”光绪帝道：“变法是为国家富强，怎能扯上祸害国家？”徐桐道：“君主立宪人事权力，皆在议会和民众手里，皇权何在？没有了皇权，随时就可将我八旗杀光或赶出紫禁城，皇上！千万不要听汉人的鬼话！”康有为向光绪帝拳拱道：“皇上！八旗人皆以为维新变法君主立宪是剥夺了皇权，你们看看日、俄就会明白此事，皇上丢掉的是：日日应付那些狡诈的官吏，为饥荒灾难发愁，天天为应付外事头痛，等等无边无际的操劳事，得到的是享受国家繁荣富强的快乐。国家重大事务的决定，重大事项的任命，皆出自皇上之口，等于把朝廷捧到了天堂享乐，把复杂苦恼之事留在了民间，皇权不仅没有被剥夺，而是升高了无数级，实际上是大大增加了。”康有为说到此，转身扫了荣禄、徐桐等一眼，缓口气道：“当然，那些只会阿谀奉承，而无任何治国真本事的人，肯定做不了官，也更不能作威作福。”荣禄听此，怒吼道：“康有为！你太放肆了！别忘了这是大清国，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康有为也厉声回道：“荣禄！你看明白了，这是全中国人的朝廷，不单是你八旗人的朝廷，你以为，你拿祖宗之法不可移就能震着朝廷，旷古至今，国变法变，现我大清四面楚歌，不变则亡，变则通，变则强。”刚毅、怀塔布、荣禄、徐桐等皆呼道：“皇上！不能变法呀！变则大清亡。”光绪帝厉声斥责道：“住嘴！朕今日让你们畅言，你理屈词穷，给八旗丢脸，还不退下。”荣禄、刚毅、怀塔布，徐桐等告退而去，辩论即罢。却说那荣禄等辩论失败，又被皇上责训，心中郁闷，即到颐和园跪到慈禧太后面前啼哭不止，慈禧太后听罢诉述，怒斥道：“尔等有何脸面来见我，连个康有为就辩不过，皇上要变法，就让他变吧！”荣禄等一听，个个都傻了脸，耷拉着脸离去。几人出了颐和园，刚毅叹道：“看来太后老佛爷也要变法，我等的荣华富贵不久矣，各人应各打算自己的前程了。”说罢众人散去。荣禄回到家中，正低头叹息不已，其幕僚向其道“大人何故叹息，自古朝中之官，变幻莫测，可世人常能避之。”荣禄抬头一看，是自己的智多星铁良，铁良，字宝臣，满洲镶白旗人，同治二年生，二十岁入军，在直隶协理军务，光绪二十年，荣禄任兵部尚书时，在直隶发现铁良善谋，铁良也尽巴结之能为荣禄出谋划策。荣禄听铁良一说，忙道：“宝臣有何良策？”铁良道：“良策倒谈不上，这点小事还能应付。”荣禄听此，心不悦道：“此次变换与以往不同，以往根据皇上喜爱，我等荐之，既是我等去官，朝中也有人照应，现在是维新变法，皇上要大换血，要用康、梁等人，我等无路可走了。”铁良道：“大人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皇上维新变法，仍下诏让天下的人推举变法之士，大人何不也推荐一人做后路，万一皇上变法成，推举之人做了相，大人仍可走其门路当个官。”荣禄道：“你说的轻巧，我等一直反对变法，那有这方面的人选？”铁良道：“大人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大人在福州任将军时，就结识了沈文肃公孙婿林旭，此人现正在康有为手下变法，大人何不向皇上荐之？”荣禄一听大喜道：“多亏宝臣还记得此事，我差点丢失了富贵的良机。”翌日早朝，荣禄即奏请皇上：“沈文肃公之孙婿林旭，才名籍甚，文德出众，多研于日、俄变法，……堪当重用。”光绪帝见荣禄奏折，还只当是荣禄要在变法队伍中插已线，然又不好堵塞变法人才之路，就给了个六品执事。林旭得知此事后，即与康有为商议，商议之后，决定就聘，报到之后才知是个无官之官，只好作罢。朝中官员见荣禄举荐变法人员，也都纷纷打探变法者，以博得举荐贤能之功。湖南巡抚陈宝箴，一次性举荐了杨锐、刘光弟、谭嗣同、杨深秀等，康有为举荐其弟康广仁等，还有像张强、胡保生等公车上书的变法之人，也被举荐入京，真是：种下梧桐招凤凰，打出黄旗聚人帮，历来变法多劫难，斩断荆棘开新康。欲知康有为等如何变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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