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要开庆功大会封赏功臣了，文武百官兴奋异常。特别是那些驰骋疆场的武将们，早就对此事议论纷纷，在下边一直嘀嘀咕咕地为争功吵闹不休，为此而吵架斗殴的事也时有发生。有一次，高祖在长乐宫的复道上眺望，看见一些武将聚集在远处的旷野里交头接耳，挥动手臂比划着，好像正在商量什么重大事情。高祖思索许久，总想不明白是何意思。于是便问张良。张良知道这是众将又在议论封赏问。他想，高祖迟迟不封赏，说不定会激成事变呢。于是回答说：“他们是在谋反啊！”高祖一听，吓了一跳，说：“他们为啥要谋反呢？”张良解释道：“陛下起自布衣，依靠这些武将们夺得天下。可陛下当上汉家天子后，久不封赏。那些同陛下有私怨的人，他们担心现在未得受封，将来恐怕受到诛杀，彼此急得患失，所以要相聚谋反了。”高祖这下发愁了，他苦着脸问道：“咋办呢？”张良想了想问道：“群臣都知道的，陛下平生最憎恶的人是谁？”高祖说：“雍齿。此人最可憎。我起兵时，曾叫他留守丰邑，他却无故降魏，后又降赵。赵相张耳派他助我攻楚，当时我急需用人，也就收留了他。楚平后，又不便无故杀他，所以强忍至今。这小子可恶极了。”张良说：“陛下就赶快封他为候吧。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他们的谋叛之心。”高祖心里很不愿意封雍齿，但他对张良的话从来都是照办不疑。于是第二天便在宫中置酒大宴群臣，当面嘉奖众将领，并封雍齿为什方候。雍齿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叩头致谢。会后，还未受封的将士们都高兴地说：“雍齿都能封侯，我们这些不愁不受封了。”
这件事后，高祖才抓紧了对文武众将进行封赏的工作。第一次一共封了20多人为侯，其中萧何的封邑最多。战将们不禁大哗起来。他们总觉得萧何再能干，但从来没有亲自参加过战争，在后方没有任何生命危险，怎么既封候，位居第一，而且食邑最多呢？便质问高祖：“臣等追随陛下，披坚执锐亲赴战场，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才换得受恩封赏，萧何他安居关中，只是舞文弄墨而已，没有征战之苦，也无汗马之劳。凭啥他的赏赐最丰厚，且位居第一呢？请陛下明示！”
高祖笑笑说：“诸位懂政猎吗？打猎时，追杀野物的是猎狗，但操纵、指挥靠的却是猎人。诸位攻城略地，其功劳不过同猎狗一般。而萧何发纵指示，却是有功之猎人！你们想想，朕与项氏相争共经历5年，多次被项氏打败处于困厄之中，每次都亏得萧何从关中及时派送兵源充实我的部卒，输送粮草接济困难，使朕转危为安；甚至还把他的亲族子弟几十人送到朕的部下服役。这样的功劳谁能相比！倘若没有萧何，朕拿什么与楚作战，又怎能夺得天下？萧何第一功，得厚赏，当之无愧。诸君不要多说了！”功臣们听高祖如此说，只好闭口不再言语。
我国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的前身是福建电子设备厂，1980年12月，福建省与日本株式会社日立制作所、日立家电贩卖（株）、东荣商行共同投资兴办的合资企业。该公司仅在1982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20.5万元，与原福建电子设备厂 1980年最高水平相比，提高了5.7倍，总产值提高了6.7倍，该公司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高赏重罚。
该公司过去迟到早退现象比较严重，上班游游逛逛。后来，公司在管理上实行高赏重罚的原则，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现在除每天上下午各休息10分钟以外，铃声一响，每个被管理者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紧张地工作着。该公司的所谓高赏，充分体现在关心被管理者的生活福利，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被管理者的工资福利水平。所谓的重罚，是强调公司的规章制度要严格遵守执行。以保证有一个好厂风。例如，在劳动纪律方面，除了设立自动签到机，严格考勤之外，还规定，凡是迟到1次，1分钟，就扣发当月的奖金和浮动工资20元。为了保护环境卫生，公司规定，随地吐痰1次，扣发半年的奖金和全部浮动工资120元。规定宣布后，中方的一个副总经理第一个迟到，总经理也是中方的，他亲自找这个副总经理谈话，并按规定扣发了当月奖金。
该公司管理者认为，制度不严，被管理者长期养成的坏习惯克服不了，不痛不痒的规章制度往往会落空。制度严了，引起大家的警觉，毛病就会少犯、不犯。两年多来，全公司基本消灭了迟到早退的现象。
度外留人
三国之主都能用人。而曹操的人才思想和用人方略更胜一筹。他对前代的人才问题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曹操将自己的人才主张用于实践，广招贤士，形成了谋士如云、战将如林的鼎盛局面。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曹操都是一个卓越的人才理论家和实践家，是三国时代人才思想的集大成者。
原则上用人要“德才兼备”，但具体分析起来，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绝对的完全的“兼备”的。人的能力上有所能，有所不能。品质上也是如此，都不能要求绝对的“兼备”。曹操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有见解的。在他的《求贤今》中要求推荐人才要大胆，对那些被认为“不仁不孝”者也“忽有所遗”，“惟才是举”。当然，如果孤立地看“惟才是举”的口号是有错误的，这里是指“推荐”人才，不是任用人才。曹操在“官渡之战”打败了袁绍，从衣的档案中发现他的部下有不少人要投奔袁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吃里扒外”，“里通外国”。这无疑是品德上的问题，如何处理是极其复杂的管理者艺术。可以既往不究、以观后效；也可以惩前毖后，杀一做百；还可以指出其错误，带罪立功……曹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这些通常的办法都没有采用，而是一烧了之。认为当时袁绍势力大，自己势力小，决战的前途未卜，人有外心是有情可原的，这样处理比其他方法更能赢得人心、团结人才。这是“容人之短”的重要的用人艺术。
一个管理者能否容人，不仅体现为管理者自身的素养良好与否，同时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用人乙木。如果我们用理论来衡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短处。如果我们只把眼睛盯在一个人的短处，那么，在我们面前就没有一个可用之人，最后，只能导致孤家寡人的局面出现。我国古代的思想家荀况曾经讲过：“君子度己则以绳，接人则用悼。度己以绳，故是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悼，故能宽容因众以成天下大事矣。”“故，君子贤而能宽罢，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粹而能容杂，夫是之谓兼术”。（《荀子诂译?非相篇》）荀子的这种兼容之术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一个管理者做到严于律己并不难，难的是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能够宽容他人。而在管理者活动过程中，许多严于律己的管理者的一个通病几乎都是不能容人，几乎“眼睛里容不得半粒沙子”。这种苛求于己，苛责于人的做法不仅不能收到同化效应，反而极易产生逆反心理。科学的做法应该是先宽而容之，然后再引而导之，教而化之，才能有效地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使大家都能在心情舒畅中去开展工作。曹操能用度外之人的坦荡胸怀，对我们现代管理者不无启发之处。
从公元203年至公元 217年这 14年中，曹操曾连续颁发了四道“求贤令”。他要求主管选拔人才的官吏，不要管出身贵贱，也不要求全责备，只要有某方面才干，就要扬长避短，量才录用。
曹操最先发出的求贤令，是借鉴春秋时期齐国名相管仲的主张，让有才能的人做官获得俸禄，君主就有权威；对士兵们论功行赏，他们作战就不怕死。这两个原则在全国实行。国家就会兴旺。他觉得，那种认为军吏们虽有功劳和才能，但道德品行达不到理想标准的就不加任用的主张，就像从竹管里看老虎一样片面。这种求全责备的用人做法，势必埋没许多可用人才。正是本着这种观点，他多方收用了各种人才，对他早期立业，颇多收益。
到赤壁之战以后，三国鼎立局面已经形成。曹操未因赤壁之战失利而灰心。为追求统一大业，他不但从物质、军事力量上积极准备南征，从组织上也在采取有效措施。公元208年，他再次颁布“求贤今”，再次详述了他选人用人标准，表达了他广求贤才的深切愿望。他在这个求贤令中说，自古以来，各朝的开国皇帝与中兴的君主，都是得到贤才的帮助才治理好国家。而他们所得到的贤才，却往往出于乡野里巷，这绝非侥幸之遇，而是广为求索的结果。他认为，现在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急需贤才的时候。他再次强调，选才绝不能求全责备。他向众官部属发出呼问：现在天下难道就没有身穿布衣，胸怀大志，而在渭水之滨钓鱼的姜太公吗？又难道没有身负污名却很有才能，而未被魏无知发现的陈平吗？进而直接要求众官：“你们都应帮助我，传扬我的意思，把那些埋没在下面的人才都推荐上来，我要任用他们。”
到公元214年，曹操又颁发了《取士毋废偏短令》，更加明确地指出：有良好品德的人，未必能有所作为；有所作为的，也未必有良好的品行。陈平、苏秦都有他们的不足，但陈平能辅佐汉高祖建立汉业，苏秦能救援弱小的燕国。由此说来，有才能的人，虽有不足，也不能偏废不用。他说，各位官吏如能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有才能的人就会得到录用和提拔，官府里的政事就不会荒废了。
曹操的另一道《举贤勿拘品行令》，颁布于公元217年。再次重申选才要不计其出身，要不计微小过错。为了说服被管理者官员，他再次引鉴古代明主荐拔贤才的大量事例。他认为，现在天下肯定还有许多贤才被埋没于民间，各地各部门官吏要把知道的都举荐上来，不可遗漏。
曹操在实践中也坚持贯彻了他一再申明的惟才是举的原则。他的被管理者郭嘉、戏士才、杜畿、杜袭、赵俨、辛毗等人都出身寒族，而且出身寒族和平民的人在曹操集团中占着多数，这是曹操比袁绍、刘表、袁术这些名门有生气、有力量的重要原因。然而，曹操并不因重视寒族而轻视士族中有才学的人，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远近、亲疏、贫富，他都得而用之，如华欲、钟繇、司马懿就是出身名门有才学而为曹操竭力招致的。
曹操招贤是颇费苦心、很有远见、很有气魄的。徐歙、毛晖先在曹操部下为将，兖州叛乱之后，徐、毛二人也跟着背叛了曹操。曹操捉到了他们，认为他们有才干，不究其罪，任命他们当了郡守。
魏种和曹操是故交，当年曹操曾推举他为孝廉。兖州叛变的时候，曹操说，别人可能背叛，魏种不会抛弃我。然而魏种却逃之夭夭。曹操生气地说：“魏种如果北不逃到胡地，南不跑到越族，我就不会跟他干休！”后来捉到了魏种，他又叹了口气说：“惟其才也。”仍封魏种为河内太守，把今山西一带的政事托付给他。
臧霸先跟陶谦，后追随吕布，一直同曹操打仗。吕布兵败以后，曹操找到了臧霸，让他掌管徐、青二州。
中国文史上曾有两篇最为脍炙人口的著名檄文：其一，是唐朝文人才士骆宾王所写讨伐武则天的《为徐敬业讨武檄》；其二，就得说是汉末魏初文士陈琳为袁绍所写讨伐曹操的檄文了。陈琳原在袁绍手下任记室，袁绍今陈琳撰写了一篇声讨曹操的檄文，骂曹操是“赘阉遗丑”，把曹操的祖父、父亲都骂了。曹操打败袁绍得到了陈琳。曹操问：“你替袁绍写檄文，骂我一个人不就完了？恶恶止其身嘛！何必骂我祖宗三代？”陈琳回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不再追究，任命他为军谋祭酒，掌管文书事务。
曹操对于敌营垒的人争取录用，对于降而复叛，反复无常的人也争取和任用。曹操进攻宛城时，张绣投降，但突然又反击曹操，大败曹军，曹操的亲兵都尉典韦战死，长子曹昂与侄子曹安民也死于混战中，曹操自己也中箭受伤，这是曹操战争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按常理说他与张绣势不两立，永无和解的可能了，但官渡之战曹操与袁绍对垒时，曹操又派人招纳张绣。张绣犹豫不决，谋士贾诩说：“有大志的人能够去掉私怨而著仁义于四海，曹操比袁绍有前途，可依靠。”张绣听了劝告，投降了曹操。曹操与张绣握手言欢，封张绣为杨武将军，贾诩为都亭侯，发誓不念旧恶。后来，曹操让儿子娶了张绣的女儿，两人结为儿女亲家。
奖惩有信
将帅在国家中的地位历来是非常重要的，有所谓“将者，国之辅也’之说。是否善于驾驭将帅就成为国家对军队是否能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一环，它的得失与否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的安危。清朝的乾隆皇帝在驭将方面可以说是一位杰出的帝王，他运用“赏固信，则罚亦严”的驭将方法，取得了明显的成就。
清朝初年，对在战争中立有大功的清军将帅，其封赏是有所限制的。如降清的洪承畴，等立有大功的明朝降将中，除吴三桂、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四将外，得到的封赏都很低。清军从士卒当中提拔起来的将领，在战争中立有战功，其封赏也是较低的。如康熙时期的名将宁夏提督赵良栋，平凉提督王进宝。可见清朝前期赏功封爵有所限制，控制较严。只由于清前期军风吏治较为肃整，将帅治军也较为严格，将士在战场还能奋勇效力。但选将如不能破格拔擢，其封赏不足以鼓励军心，久而久之将帅军士忠义奋勇之心必受其挫。且汉人封五等爵位，又无世袭例，消极影响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