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很久没提沙佳邦了，正如我很久没见到她一样。
我真的很久没见到她，在同一个报社，也不是每天都可以跟每个记者打照面的，各自像苍蝇一样在外面跑，写了稿子用电子邮件发来，只要能弄到好稿了，一辈子不出现也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我以前如云的女友，她们在被我晾在一边的时候，无一例外都可怜巴巴地找上门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试图以哀兵的形象，重新把我打动，结果却统统以失败告终。夜深人静时我不免暗想，觉得自己可能心理有病了，对所谓爱情这玩艺，打心眼里没有敬意。一个女人她可以跟这个男人也可以另一个男人，无论跟了谁，她们都一样快乐生育，竭力臭美，接着痛苦老去。此男彼女走到一块，无非是某个机缘巧合罢了，犯不着那么当回事，哭来哭去的，也不怕丢自己的脸面。当然她们到我跟前哭一哭，还是让我感觉不错的。我端坐在那里，宛若观看后妃竞相争宠的皇帝老爷，只管清风明月对酒当歌，对奔涌的眼泪却嗤之以鼻。
我一直等着沙佳邦也到我跟前上演类似的一幕，哪怕程度略微不同，强度稍稍平缓，也能让我解解气。可是，沙佳邦没有来。
但她从来没有停止往我手机上发段子，每天平均三条左右，黄色的偏多，比如有一条是“妓女罢工”，她让我猜猜谜底，我没理会，几分钟后她自己沉不住气，又发来谜底：抗日。并附来指示，她说：“笨蛋，请对这条段子的智慧度进行评价。”但我仍然不予理睬。
我想算了，就这样吧，我放虎归山还不行吗？这个女人，我怕怕。
但她来找我，敲了我房间的门，高声喊着：“一帅一帅！”
我犹豫了片刻，还是把门打开了。她一进屋就开始脱外衣，她说这鬼天气怎么说热就热了？你们南方的天气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啊。
我坐在电脑前，我正忙着打帝国大战的游戏，双手在键盘上哒哒敲动，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她就靠过来，她说一帅，你啥时被阉掉了？我知道她指的是我居然很君子，没有对她动手动脚，这本来是我的英雄本色啊。我一把推开她，正色道：“沙小姐，你以后别来了，不要来这里了，谢谢！”
“是吗？”她皱着眉头问了一句，只是习惯性地皱了皱，这并不表示她开始发愁，因为我看到她眼睛里没有波澜。
我说：“是的！”
“呃嗬，有点像真的啊。”
我说：“是真的！”
“给个理由吧。”
我沉默，这时候没有什么比沉默更合适了。非得把难听的话都说出来吗？我并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像个绅士，以前的女友，哼哼，她们真是受够了我的直言不讳。而这个沙佳邦，她仅仅领教一个沉默，这已经很心慈手软了。
屋子里只剩下键盘的敲击声和帝国战士开枪射炮的呼啸声。这两种混合声在屋里上窜下跳，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呃嗬，”她好像终于明白过来了，拿起自己的衣服，笑了笑。“原来，呵呵，原来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是你淘汰我的啊，你可记住了。现在，我光荣退场，你自己玩吧。”说完她又笑了一声。
我希望她笑过之后，就开始哭，至少落两滴眼泪表示一下吧。
可是她没有。走到门口，她甚至返过身来挥了一下手，拜拜，她说。
她如果不笑，不说拜拜，可能就如我以前的其他女友，很快就从我心灵屏幕上消失了，痕迹丝毫不留。可是现在她说了，而且也挥了手。她从容不迫地走出去，顺手还把门优雅地带上。咯吱，弹簧锁扣上的声音干脆利索。接连而起的就是高跟鞋音乐般撞击水泥地面的哒哒声。她走了，远去了。那天之后，她就从我们报社消失了。
“偷到什么渡向何方”之后，沙佳邦又雄心勃勃地打算一连写几篇相关的报道，她大概还动了最后结集成书的心思吧。平心而论，这个题材做深做透了，应该有市场。沙佳邦的确有些得意忘形了，拉开阵势摆出一不做二不休的样子。在她的计划中有跟随公安边防海警大队到海上抓捕的现场实录，有深入某个偷渡客家中小住几天了解偷渡最隐密之处的调查报告，有混入看守所装扮成女偷渡客与真正的偷渡客相处然后弄成一篇有血有肉的大纪实，如此等等。她曾经兴致致地拿着这个计划来找我，被我一张臭脸给挡回去。她就径自找主任，又找报社总编。她太天真了，居然还眉飞色舞的以为可以再获赞扬，结果，嗬，一路都是红灯。主任、总编吓了一跳，忙不迭对她摇头摆手，说不行不行你快到此为止吧。
主任最尴尬了，亲爱的主任胖乎乎的，站在那里，又白又肥的赘肉仿佛是人工一层层叠上去的，使他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只竖起来的大海螺。“偷到什么渡向何方”是他同意沙佳邦采写的，现在沙佳邦做出瘾来了，眼见着就做出大麻烦。主任考虑到一旦捅出搂子，报社的领导即使肯帮他扛一扛，挨一挨板子，但最重的那一板子最终还是会落到他头上。沙佳邦大学毕业后先在北京的一家小报混了几个月，然后跑到我们这里，她还只是个聘用的见习记者，一旦出了事，她大不了拍拍屁股再一走了之，留下烂摊子，就全得由主任来对付了。主任向总编提出一个建议，他认为此时应该解聘沙佳邦。理由不是因为她写了偷渡的文章，而是其他。其他什么？不难找啊，一点都不难。自由散漫不遵守纪律，或者报社冗员过多需轻装上阵，随便一找就理直气壮了。
我去边防采写那篇正面报道时，正是沙佳邦拿着她那份计划趾高气扬地上窜下跳得最欢的时节，所以，主任不让沙佳邦去边防，他让我去。而另一篇报道，即颂扬工作组在娥眉推行家庭承包制和十户连带制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报道，主任把张记者给派去了。
同一个题材，一个人做了，其他的人就不好插进手来，自己不好意思插手，领导也不会指派其插手，这在我们这里本来是不成文的规定。现在沙佳邦正做得津津有味的偷渡，上面竟执意让别人来接手做后续报道，大家就嗅出一点不对头来，明白沙佳邦没戏了。沙佳邦自己不知道，她找这个讲找那个讲，嗓门大得很，热情高涨得很，好像只有把这个系列一做，就可以让我们报纸独步天下，她也可以名扬四海似的。
总编毅然决定接受主任的建议，解聘沙佳邦。反正报社每天都有人来应聘，每天都有人被解聘，竞争的残酷性决定了这里总是持续不停地处于新人来旧人去的状态之中，都家常便饭了，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但是不等他们发话，沙佳邦却主动递交了辞职信。
沙佳邦辞职的理由是报社太沉闷压抑缺乏开拓精神更缺乏智慧与力量，她说：“在这样的地方呆下去无异于浪费宝贵的青春与生命。”很多人看到，她走进总编室时，昂首挺胸，目光炯炯。走出总编室时，更是气宇轩昂，步履坚定。拜拜！她笑了笑，对惊愕地盯住她看的人挥了挥手。然后，她就来找我了，一进门就脱外衣，就说这鬼天气怎么说热就热了？你们南方的天气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啊。我不知道她刚去总编那时递过辞职信，我不知道她要离开了。她靠过来，往我身上蹭，问我什么时候被阉掉了。我一把推开她，正色对她说以后别来了，不要来找我。她点点头，挥挥手，也对我说了一声拜拜。
她就这样走了。
现在如果要我把跟沙佳邦之间的关系用一条线来表现的话，那么这条线是曲折的，弯来弯去。她跟我去娥眉，接着写出“偷到什么渡向何方”时，肯定出现了一条大拐弯。然后，她离开报社，她走了，线条又立即弯了过来。
这样的表达方式有些费解，我的意思是，因为一篇报道，我对沙佳邦丧失了兴趣，可是，突然之间，她走了，不见了，我发现，在内心深处，居然有一股很特别的气息一点一点地聚积起来，并且慢慢浮上来。刚开始我也没弄清它们是什么，总之有那么个东西，隐隐约约的，不着边际的，让我的心跳有些失常。我感到有些难受，气出不来似的。然后，那东西又硬起来，越来越硬，生疼生疼地顶在那里。我没说明白吧？问题是连我自己都有点弄不明白了，为什么在沙佳邦走后，在很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她之后，突然之间，我竟深深地把她想起？
沙佳邦离去之前找过许盼望，准确地说是许盼望给她打了个电话，然后，她去我外公家见许盼望。是为了一件事：许盼望要她帮忙打听我父亲的下落。
我感觉这不像是许盼望的所为，也许是我外公的主意吧？谁知道哩。
我外公有过举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日子，我外公动不动就说那一年仗打得惨啊，几天几夜的死拼，枪管红了，眼睛红了，地上红了――被血给染的，到处都是死人，横七竖八，东歪西斜。日本人真不知是什么东西变的，残忍啊，没见过比他们心肠更狠的人了。我外公这么一说，许盼望总是摇头晃脑地说：“但是日本的漫画很好啊。”
我肯定我外公一开始并不赞同许盼望去日本。他以前一看到报纸上说“一衣带水”、“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的话，就要骂娘，脸上那个洞周围的肉就会一跳一跳的。日本，操你妈个B的日本！单位为离休老干部配有小车，但是，我外公并不是每次都肯坐，他有事外出，打个电话到单位老干处，开来的是伏尔加或者奥迪，他坐，但如果来的是那辆红旗V6，他就挥着手对司机说：“走走！你给我走开！”他打听到了，红旗V6用的是日本尼桑发动机，所以他认为不能坐，坐了就白打八年的战了。
还有一点，我看出来了，他根本舍不得许盼望走。他已经老了，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本可以住进高干病房去疗养，就是因为一住进去，不能天天见到许盼望，就死活不肯去。
但是许盼望要去日本，我外公最终还是同意了。他对许盼望说去吧去吧，你去了，学好了，有成绩了，再回来，一定要回来。说到这里他眼圈红了，82岁的老人，一双失神的眼睛，居然蓄满了泪水，那情景谁看了都会怦然心动的。他大概是为见不到许盼望而提前伤心了，或者还感觉到自己风烛残年，难保还有再相见的一天。去日本，要花很多钱啊，许盼望去日本可不是为了受罪，她吃不了苦的。我外公自己翻翻口袋，实在所剩无几，有那么一点他也得留着，作为额外的一份，悄悄塞进许盼望的腰包。他对许盼望说：“找你爸要钱去，他不是百万富翁吗？你找他要，这是理所当然的。”
娥眉那地方，我外公去过一次，大吵大闹了一场，现在想起来都还是一肚子的气。怎么办呢？应该找那些在北京上海大连青岛等地见过我父亲的人好好问一问，这样应该就能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了。可是，我母亲姜榕树是不会去问的，这么多年，姜榕树从来不主动跟人提起我父亲许鹦鹉，就是别人在她面前提起，她也不回应。而我外公，他又不能去娥眉，我外婆也不会去，即使去了也不会有人肯对素昧平生的他们讲实话。至于许盼望，唉呀，许盼望哪是个能问出水落石出的人啊。我外公为这事愁了几天，觉都睡不好，血压噌噌往上窜，脸红得像关公。女孩子独自在外，缺钱基本上就是她们走向堕落的原始动因啊，这一点许盼望未必看得清楚，我外公可是毫不含糊的。也正是因为许盼望糊里糊涂，我外公才更着急。他对许盼望说：“去，把那个沙佳邦找来。”
“偷到什么渡向何方”，沙佳邦的这篇文章我外公认真地看过。他以前也仔细看过我的文章，所以这一篇他瞄几眼，就发现不是我的文风，而是出自沙佳邦的。我外公已经风闻过此人即是跟我眉来眼去的女友，便让许盼望打电话把沙佳邦叫来。他采取的是一个迂回战术，就是让沙佳邦出面，去娥眉打听一下我父亲的下落。
沙佳邦一口回绝了，她说不行，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
沙佳邦在我外公外婆这样的老革命面前一点都没有仰望之态。她是北京女孩嘛，在北京革命干部一抓一大把，比路边的照明灯都多无数倍，沙佳邦根本就满不在乎。她神情自若，口气很大，居然拍拍我外公的肩膀老里老气地说：“你的思路不对，错了！”
我外公被沙佳邦的阵势弄得有些晕，手枪状的指头比比划划了半天，却不知说什么好。
我外婆就很谦虚地趋前一步，恭恭敬敬地问道：“那怎么做才不错呢？”
我外公连忙接话说：“是啊，怎么做呢？”
沙佳邦轻轻咬住嘴唇呈思考状。屋里静悄悄的。
许盼望毕竟是我的妹妹，此时她冒出一个跟我类似的想法，她说：“我们到中央电视台做广告吧！我们广告词写得大大的，只要一行字：寻找父亲许鹦鹉！”
沙佳邦说：“不行！”她的语气十分铿锵，带着几分胜券在握的自信。她望着我妹妹许盼望，左看右看的好像在进行学术研究。许盼望跟我一点都不相像，我长得像母亲，许盼望不像，许盼望像她的父亲。沙佳邦的巴掌在许盼望的脸上抚过，她说：“那就让我来帮你们打听打听吧。”停顿一下，她口气不容置疑了起来，“就这样，我来打听！”
那天我外公外婆曾盛情邀请沙佳邦留下来吃饭，但她拒绝了，她说她要走了。她还特地让许盼望转告我，她说：“跟你哥说，我走了。”
接着又说：“跟你哥说我手机换了，伊妹儿地址变了。”
我打她的手机，移动小姐娇滴滴地说：对不起，你挂的手机已暂停服务。我往她的电子信箱上发邮件，也如泥牛入海。她说了，也果然这么做了。
我问许盼望她说去哪里了吗？
许盼望很奇怪地看着我，“去哪里？嘻嘻，她去哪里你都不知道呀？好好玩啊。”
我摇摇头，我确实不知道，可我并不觉得好玩。这个北京女孩，像云一样飘来，转眼又飘走，无影无踪。她去哪里了？她北京的家，我居然从来没打听过。我以前并不觉得有打听的必要，萍水相逢，互为快乐，转瞬就烟消云散了嘛。可是，现在，我得想尽办法去弄来她家的地址或电话。谁能告诉我呢？也许主任可以吧。
但是主任说他也不知道。沙佳邦来时，确实按规定填了一张表格，但翻开来看，上面家庭住址那一栏写着“北京天安门”。联系电话那一栏则写着：12345678。她来应聘时，已经拿报社开涮了一次，可是当时没有人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