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了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做着巨大的努力。然而，那些反动势力却对他们进行着疯狂的镇压，先是垂死的清政府，后是梦想称帝的袁世凯，他们对革命党人制造了一场又一场惨绝人寰的血案。其中，以宋教仁被刺杀案最令人震惊。
血案发生
1 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袁世凯的急电催促下，准备从上海前往北京。当晚10时左右，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的宋教仁兴致很高地与前来送行的黄兴、廖仲恺等人握手告别，准备乘车回北京组织责任内阁。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两声，宋教仁突然倒了下去，用手捂住腰部，艰难地对他们说：“我中枪了。”现场一片混乱。宋教仁虽然很快被送到医院，但由于伤势太重，子弹又有毒，于22日凌晨逝世，年仅32岁。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宋教仁被刺案，被人们称为“民国第一血案”。
线索突现
宋教仁是卓有声望的民国元勋，得到了很多人的尊重。据记载：23日中午12点，在沪宁铁路医院（宋教仁被刺后所在的医院）的门口就聚集着数以百计的人。下午3点，前来送殡的人已过3000人。他的被刺引起了全国的轰动，国人共愤，一致要求缉拿凶手，查明真相。孙中山也从日本匆匆回国，黄兴等人代表国民党总部致函上海总巡捕房：悬赏一万银元，缉拿真凶。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3月2 3日下午，一个叫王阿发的人走进了巡捕房，并说有线索提供。当时的总巡捕卜罗斯一看案情有进展，十分兴奋，赶紧招呼书记官记录。
据王阿发说，他是从事古董生意的，在交往中认识了时任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和江苏省驻沪巡查长应桂馨。王阿发为寻得一个靠山，便经常把好的古董送往应桂馨那里。长此以往，二人便熟识了。案发前10天左右，王阿发带着新得的一件古董去找应桂馨，应桂馨自是喜出望外。就在王阿发起身告辞时，应桂馨把他叫住，说：“阿发，我平时待你怎样？”王阿发急忙说：“您对我很好，没有您的关照，哪有我的今天啊？”应桂馨笑了笑说：“我现在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不知你愿意不愿意。”王阿发忙说：“凡用得着小人的地方一定尽力，但不知是何事？”应桂馨取出一张照片递给他说：“这个人是我的死对头，你把他杀了。枪由我来想办法，事成之后，给你一千大洋酬金。”王阿发一听吓了一跳，忙说：“我生性胆小，实在没有胆量杀人，再说我也不会用枪，弄不好会误了您的大事。”应桂馨脸色沉了下来，但很快就大笑几声说：“和你开个玩笑，真是饭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王阿发也没放在心上。
然而，在宋教仁被刺以后，王阿发无意中翻阅报纸时，看到了悬赏缉拿刺客的布告。当他看到了上面的宋教仁的照片时，不仅大吃一惊，原来，照片上的人正是那天应桂馨让他杀的人。
一万元的赏银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于是，他来不及多想，便匆匆来到了总巡捕房。
顺藤缉凶
根据王阿发提供的线索，卜罗斯马上展开部署，抓捕嫌疑犯应桂馨。当晚10点左右，卜罗斯带人直奔应桂馨的住宅，但是，据门房说，应桂馨去了青和坊妓院，不在家中。卜罗斯半信半疑，为防万一，他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监视应宅，一路去青和坊妓院抓人。还沉浸在温柔乡中的应桂馨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就被巡捕房的人带走了。
应桂馨落网之后，巡捕房的人便奉命搜索他的住宅。在搜查的过程中，一个浓眉大眼、身材矮小的男人引起了巡捕房的注意，因为据火车站的目击者说，向宋教仁开枪的正是一个这样相貌的人。巡捕房当即把他逮捕。经证人指正，此人正是枪杀宋教仁的凶手。这人一看事情瞒不住了，只得交代了他受雇于应桂馨杀害宋教仁的经过。
原来，此人名叫武士英，山西人，原本是来上海出售古董的，后来，与应桂馨相识。应桂馨以1000元的赏金为酬劳，让他杀死宋教仁，他禁不住金钱的诱惑便答应了下来，并于3月20日在火车站枪杀了宋教仁。
两名凶手都已落网，按理说本案也该结束了，但是，在搜查应桂馨的住宅时发现的一些信件和密电却揭露了一个惊天的内幕。
幕后黑手
巡捕房在搜查应桂馨的住宅时不仅抓获了凶手武士英，而且，在应桂馨的房间里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信件和密电。这些信件和密电的内容表明应桂馨也不是真正的主谋，主谋竟然是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同谋的要犯还有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这些信件和密电被曝光之后，人们心中最大的疑团（应桂馨的杀人动机）也被解开了。真正要置宋教仁于死地的人是袁世凯。在袁世凯眼里，宋教仁是自己专制统治最大的障碍，也是自己称帝路上的绊脚石。
1912年3月11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被任命为农林总长。由于不满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宋教仁于当年的7月愤然辞职。辞职后的宋教仁，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利，主张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于是，8月份，在同盟会的基础上，他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派组成了国民党。国民党的力量不断地扩大，因而在国会中逐渐占据了优势。在1912年底的国会大选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取得了多数的席位，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自然成为了责任内阁的组阁人。
宋教仁为了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推翻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便亲临各省发表讲演，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所到之处掌声不断。宋教仁的举止严重地危及到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于是，袁世凯试图收买宋教仁。他曾给宋教仁5万元的支票，要他放弃责任内阁制的主张。宋教仁欣然接受了袁世凯的支票，但是却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宣传工作中，更加扩大了国民党的影响。袁世凯见收买宋教仁没有成功，便起了杀机。他一方面急电宋教仁赶快返回北京，另一方面又派赵秉钧、洪述祖等人联系到上海的应桂馨，让他想法杀死宋教仁。
作恶者的下场
古语云：“多行不义必自毙。”刺杀宋教仁的五名案犯的阴谋虽然得逞，但是他们都没有落得一个好的下场。直接凶手武士英被捕后，于4月24日晚上离奇地暴死于被羁押的看守所中，其身体特征有明显的中毒迹象。1913年7月25日，应桂馨买通了典狱长，和他的手下里应外合，越狱后逃往青岛。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应桂馨以为自己的出头之日到了，便多次要求袁世凯给自己平反，并履行“毁宋酬勋”的诺言，索取“勋二等”和现大洋50万元。后在逃跑的火车上，被袁世凯派来的人枪杀。
赵秉钧于1914年2月29日，被袁世凯派人毒死于家中。洪述祖逃到青岛后，隐姓埋名躲进了德租界。袁世凯死后，他以为人们已经忘记了宋教仁被刺的事，便悄悄潜回上海租界，不想被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发现，租界当局将其引渡给中国政府，由京师地方检察厅提起公诉，被京师地方审判厅判处无期徒刑。1919年4月5日，又被大理院判处绞刑。
至此，刺杀宋教仁的五个凶犯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