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言官也不可过于喜欢察究其的君主的为人。一个进言者应该通晓其主人的事务而不是熟悉他的性格；因为这样他就会劝导君主而不是迎合君主。为君主者假如在听取他的议事诸臣的意见时能听取个人私下的意见，又能听取当众的意见，那将是有益的。因为私下的意见是较为自由，而当众的意见是较为慎重的。在私下，人们比较勇于表示自己的好恶；在公众面前，人们较易受到别人的好恶之影响，因此两种意见都采取是好的；并且在听取较为低级的人们的意见时，最好是在私下，为的是可以使他们畅所欲言；在听取较为尊贵的人们的意见时最好是在公开场合，为的是可以使他们出言慎重。为君主者若仅为事求言而不同样地为人求言，那末这种求言的举动就是空虚的；因为这样做，一切的事务就好象无生命的图象一般了，而办理事务的那种生气则全赖择人得宜也。要用人而征求意见时若仅依阶级为标准，以求其人品与性格，就好象在研究一种观念，或者一道数学题的时候进行分门别类一样，那也是不够的；因为大错误之造成，或大识见之显出，都在用人得当与否也。古人说：“死了的人乃是最好的进言人”。这话说得不错：当活着的有言责者畏缩不言时，书籍是最敢直言的。因此最好熟读书籍，尤其是那些曾经身历其境的人所作的书。
今日各处的议事大多数不过是一种平常的会议而已，在这种会议上诸种事务仅仅被谈论到而并没有得以辩论。并且他们都是草草地由议事机关的命令或决议加以处理的。而在重大事件上，最好提前一天提出来，而次日始讨论之为愈；“黑夜带来良言”。在英格兰，苏格兰合并问题议事会上就是这样做的：那是个慎重有序的会议机关。我主张应有一定的日期专议请愿之事；因为这种办法既可以使请愿者对于他们的请求能受注意的一事较有把握，又可以使会议机关有工夫来讨论国家之事，这样就可以处理当前的紧急事件。在选任委员会，为总议事机关预备一切的时候，任用那些无成见的人们比任用正反两面成见甚深的人，而造成一种均衡中立之势的办法好。我也赞成永久委员会制度；例如与贸易，财政，军事，诉讼，以及关于某项特别事务都是如此；因为若有许多特殊的小议事机关而只有一个国家的议事机关（如在西班牙就是这样），那他们就实际上等于永久委员会，不过它们的权力大些罢了。凡是由他们的特殊职业而对于议事机关有所报告或陈述的人们（如律师，海员，铸钱者等）应当先到各委员会报告，然后，等到合适的时机再呈报到议事机关。并且他们不可结群而来，也不可带着一种傲慢不逊的态度；因为那样就是对议事机关咆哮示威，而不是陈述事情了。一条长桌或是一张方桌，或是依墙排列座位，这看起来都好象是形式上的事情而其实是很实质的事情；因为在一条长桌之旁，在上端坐的少数人就可以实际上指挥一切；但是在别的坐法中，那坐在下位的议事人的意见就可以多受采纳了。一位君主，当他主持会议的时候，应当注意，不可在其言辞中过多于泄露自己的意向；否则那些言官就要看见风使舵，不能自由自主地贡献意见，而要给他唱一曲“吾将荣耀我主”的赞歌了。
▲二十一 论机运
机运好比市场之货物，稍加耽搁，价格就会发生变化。它又像那位西比拉的预言书，如果能买到时不及时买，那么等你发现了它的价值再想买时，书却找不到了。所以古谚说得好，机会老人先给你送上它的头发，如果你一下没抓住。再抓就只能碰到它的秃头了。或者说它先给你一个可以抓的瓶颈，你没有及时抓住，再抓到的就是抓不住的圆瓶肚了。
所以，善于在做一件事的开端识别时机，这实在是一种极难得的智慧。例如在一些危险关头，看来吓人的危险总是比真正压倒人的危险要多很多。只要能挺过最难熬的时机，再来的危险就不那么可怕了。因此，当危险逼近时，善于抓住时机迎头痛击要比犹豫躲闪更有利。因为犹豫的结果恰恰是错过了克服它的机会。但也要注意警惕那种幻觉，不要以为敌人真像它在月光下的阴影那样高大，因而在时机不到时过早出击，结果反而失掉了获胜的机会。总而言之，善于识别与把握时机是极为重要的，在一切大事业上，人在开始做事前要像千眼神那样察视时机，而在进行时要像千手神那样抓住时机。特别对于政治家来说，秘密的策划与果断的实行就是地神普鲁托的隐身盔甲。果断与迅速是最好的保密方法——就像疾掠空中的子弹一样，当秘密传开的时候，事情已经成功了。
▲二十二 论狡诈
我认为狡诈就是一种阴险邪恶的聪明。 一个狡诈之人与一个聪明之人之间，确有一种很大的差异，这差异不但是在诚实上，而且是在才能上的。有些人会配牌，可是打得并不好；同样的，有的人在营求结党上很能干，而在别的方面则是无能之辈。又，懂得人的性格习惯是一事而明白事理又是一事；因为有许多揣摩别人的脾气揣摩得十分周到的人在真正办事上却并不怎么能干；一个对于人的研究比对于书的研究为多的人的性质，就是如此。这样的人较适于阴谋而不适于议论；而且他们惟有在他们熟悉的方面是好的；让他们转而对付新的人物，他们就不怎么有把握了，因此向来那条辨别智愚的准则——“把他们两个都赤裸裸地派到生人前去，你就可以看得出了”——对于他们是不很适用的。再者，因为这些狡诈的人好象小贩一样，所以我们不妨把他们的商品列举出来。
狡诈之术，其一是在与人谈话的时候要用你的眼睛伺察那个人；就如同耶稣会员的训练中所教的一样：因为世上有许多聪明人他们是有隐秘的心而显露的脸的。然而这种伺察做起来有时需要恭顺地自敛其目，耶稣会中人的作法也是如此。
还有一术是，当你有紧急的请求，需要当时办理的时候，你要用别的言语娱乐你与之交涉的那人，使他不至于过于清醒，对于你的所求加以反对。我知道有一位职掌议事和秘书的官员，他来请求伊丽莎白女王批准任何文件的时候，没一次不先引诱女王，使她谈论国事的。他的用意是这样一来，她就不很关心那些文件了。
同样的出人不意的举动就是当某人迫不及待，不能停下来仔细考虑所提的事件的时候，向他提议某事。
一个人假如要阻挠一种他恐怕别人将要漂亮有效地提出的事件的话，顶好他装出很赞同这件事的样子而自己把它提出，但是他提出的方式却是要与目的相反，正足以防止这事的通过。
正欲有言而突然中止，一如忽然制止自己似的，这足以使那与你交谈的人兴趣增加，更想知道你所说的事情。
当人家以为某种话是从你那里问出来的，而不是你自己乐意告诉的时候，这种话是比较有效的。因此，你可以为他人的问题设下钓饵，其方法就是装出一副与常日不同的脸色，为的好使别人有机会问你这改变的原因安在；就如同尼希米之所为：“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
在难言与不快的事件上，最好是让那言语没有什么大价值的人先开口，然后再让那说话有力量的人装作偶然进来的样子，如此可使君上关于别人所说的事件向他发问：例如那西撒司要向克劳的亚斯报告梅沙利娜和西利亚斯的结婚事件时就是如此做的。
在有些事件上若果有一个人不愿意把自己搅在里边的话，一种狡猾的办法就是借用世人的名义；譬如说“人家都说……”或“外面有一种传说……”是也。我知道有一个人在他写信的时候，他总要把最要紧的事情写在附言里头，好象那是一件附带的事一样。
我还认得一个人，在他说话的时候，总要略过他心中最想说的话而先说开去，再说转来，说到他想说的事情就好象是一件他差不多忘了的事一样。
有些人想对某人施行某种计谋，他们就在这人会出来的时候，故意装出惊惶，好象那人是不意而来的样子；并且故意手里拿一封信或者作某种他们不常作的事；为的是那人好问他们，然后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狡诈又有一术，就是自己说出某种话来，这种话是要别的一个人学会而应用的，然后再借此为由，陷害其人。我知道有两个人在女王伊丽莎白之世争取部长的位置，然而他们依然交好；并且常常互相商量这事；其中的一个就说，在王权衰落的时代作一个部长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所以他并不怎么想这个位置。那另外的一个立刻就学会了这些话，并且同他的许多朋友谈论，说他在王权衰落的今日没有想做部长的理由。那头一个人抓住了这句话，设法使女王听见；女王一听“王权衰落”之语，大为不悦，从那次以后她再也不肯听那另一个人的请求了。
有一种狡诈，我们在英国叫做“锅里翻猫”的，那就是，甲对乙所说的话，甲却赖成是乙对他说的。老实说，象这样的事若在两人之间发生，而我们要发现是原先提出来的，是不容易的。
有些人有一种法子，就是以否认的口吻自解，从而影射他人；如同说“我是不干这个的”。例如梯盖利纳斯对布？斯之所为一样，他说：“他并无二心，而惟以皇帝的安全为念”。
有的人常备有许多故事，所以无论他们要暗示什么事，他们都能把它用一个故事包裹起来；这种办法既可以保护自己，又可以使别人乐于传播你的话。
把自己要得到的答复先用自己的话语说出一个大概来，是狡猾的上策之一；因为这样就可使交谈的人少为难些。
有些人在想说某种话的以前，其等待之久，迂回之远，所谈的别事之多，是可异的。这是一种很需要耐心的办法，然而用处也不小。
一个突然的，大胆的，出其不意的问题的确常常能够使人猛吃一惊，并且使他坦露他心中的事。这就好象有人改了名姓在圣保罗教堂走来走去，而另外的一个人突然来到他的背后用他的真名姓呼唤他，那时他马上就要回头去看，一样。
狡诈的这些零星货物与把戏是无穷的，而把它们列举出来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一国之中再没有比狡诈冒充明智为害更烈者的了。
但是，世间确有些人，他们懂得事务的起因与终结，而不能够深入其中心，就好象一所房子有很方便的楼梯和门户，而没有一间好屋子一样。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们在事件的决议中找出许多可以取巧规避的漏洞来而完全不能审察或辩论事务。然而他们通常却利用他们的短处，要令人相信他们是能够发号施令，善于替人作决断而不善于与人讨论的人。有些人作事的基本是在欺骗他人和（如我们现在所谓）在他人身上玩花样，而不在乎他们自己处理事务之坚实可靠的。然而所罗门有言，“智者慎重地走好属于自己的每一步：愚者转而欺骗其他的人”。
▲二十三 论自谋
蚂蚁是一种很善于为自己打算的聪明动物，但是在果园或花园里它就是一种有害的动物了。那深爱自身的人的确是有害于公众的。所以一个人应当把利己之心与为人之心理智地加以分开，对自己要忠实，要做到无欺于人，而对他的君主与国家也要这样。完全把一个人的私利作为其行动的中心是很不好的。那就完全和地球一样了。因为只有地球是固定在自己的中心上的；而一切与天体有关之物则是依他物的中心而行动的，并且对这些别的物体是有利的。对一切事物都拿自己做标准，这在一个君主方面是较为可恕的，因为君主们的自身并不就是个人而已，反之，他们的善恶乃是公众的安危之所系。但是这种情形如果在一位君主的臣仆身上或在一个共和国的公民身上，则是一件极坏的恶事。
因为无论什么事情，如果到了这样的一个人的手里，他一定会把那些事以自己的私利来加以扭曲；而这种行为一定常常是与他的君主或国家的利益相违背。因此，为君主或主政者应当选择没有这种性情或习惯的臣仆，除非他们的本来就是要这种人办理细事，仅作为工具来使用，这种情况又另当别论。为私的最大的弊害在使事情不合尺度。先顾臣仆之利，后及主上之利，这已经是很不合适的了；然而有时竟以臣仆之小利而不顾主上之大利，这就会危害甚烈。而这种情形正是不良的官员、财吏、使节、与将帅以及其他的奸臣污吏之所为；这种善于自谋的情形使他们取利不正；顺循自己的小利与私怨，而破坏君主的重大事业。然而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为臣者以这种情况所得到的好处不过是与他们个人的幸运相当，但是他们为那点好处付出的代价，其弊害却就与他们的君主的祸福相当了。而且，“拆房烧火只是为了烤熟自己手中的鸡蛋”，极端自私的人，其天性就是这样；然而这样的人往往会得到主上的信任，因为他们关注的就是揣摩与逢迎主人而肥己之身：而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最终都用可能值主人的利益而不顾。
只图谋求私利的聪明，大都是一种卑污的聪明。它是那种房屋倒塌以前一定会离开的老鼠的聪明。它是那种驱逐为它掘穴造屋的穴熊的狐狸的聪明。它是那种在要吞噬他物的时候落泪鳄鱼的聪明。但是尤其要注意的，是那些“爱自己甚于任何别人的人”（如西塞罗论庞培之言），他们往往是不幸的。虽然他们永远在为自己而牺牲他人，而命运之神却经常让他们成为变化无常的牺牲品；而他们却一直以为，他们善于谋取私利，他们已经把祸福之神的翅膀给束缚住了。
▲二十四 论革新
刚刚出现的事物往往是不美的，正在改革中的事物也是这样。因为革新乃时间之母所培育出的婴儿。
然而，创业难，而且比守成更难，好的开端可以为后继者提供榜样。就人性而言，恶似乎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动力，在发展过程中增强着自身，而善，却似乎缺乏这样一种原动力，它们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显得很强。不断革新就是驱除这种“恶”的药物。有病而拒服药只能意味着病的恶化，因为事物终归是要随着时间而变化的。时间是世上最大的改革家。如果时间已使事物腐败，而人却无智慧通过革新驱除之，那么其结局将只有毁灭。
既成的事物，即使并不优良，也会因为习惯，因为人们的适应而被不断坚持。而新生事物，即使更加优良，也会因不适应于旧的习惯而受到人们的抵制。对于旧的习俗，新事物好像陌生的不速之客，它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惊异和争议，却很难受到人们的接受和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