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是对年轻人进行教育的一部分；对于成年人来讲，游历是其经验的一部分。不懂某国语言时前往某国游历顺便算是去上学。年轻人应当随着导师或跟着可靠的人去游历，只要那导师或跟随者懂得要去的国家的语言，最好他曾经到过那里；这样他就可以告诉那同去的年轻人所去的国家的风土人情，经典掌故。如果没有熟悉情况的人的陪同，年轻人将会举目皆盲，没有可能认识任何东西。在航海的时候，除了天海，别无可看，然而人们却坚持写航海日志；在陆地上旅行的时候，人们看到了很多东西，而人们却常常忘了还要写日记；好象偶见的事物比专心去观察的事物反倒较为值得记载似的，这是很奇怪的。所以日记是应当记的。在游历中应当主义考察以下事物：君主的朝堂，尤其是当他们接见外国使臣的时候；法庭，当他们开庭问案的时候；还有宗教法院；教堂及僧院，和其中遗留的纪念品；城市的墙垣与堡垒；商埠与港湾；古物与遗迹；图书馆；学院，辩论会，演讲，（如果有的话）；航运与海军；大城市附近壮丽的建筑与花园；兵工厂；国家仓库；交易所；货栈；马术训练；剑术；军事训练，以及此类的事物；上流人士所去的戏院；珠玉衣服的珍藏；木器与珍玩；以及任何当地值得记忆的其它事物。对于这一切人们应当仔细访问；至于盛典、宫廷剧、宴会、婚礼、出殡、杀人等景象，倒是不必刻意去记忆；不过最好也不要忽略掉。假如你希望年轻人在一个地方游历后能够有所得的话，他就一定要这么做。第一，如上所述，在他去的以前他一定要稍会一些所去国家的语言。同时，他也最好跟着一个熟习那个国家情形的仆从或老师。他最好能够随身带上一些讲述这些国家基本情况的地图或书籍；这些书籍对于他的访问观察将起到一种良好的指导作用。他还应当记日记。他在同一个城市不可居住过久；居留时间的长短要视那个地方的价值而定，总之不可过长。不但如此，当他住在一个城市中的时候，他应当在这个城市的不同地方都居住一下。这样就可以认识很多人。他应当和他的本国人分开居住，不要老是和他们混在一起，他还应当凑机会与所在国的上流人士一同进餐。在他从一处迁往别处的时候，他应当在迁徙前设法得到熟人介绍，以便在到达所去的地方后能够得到方便的帮助。这样他就可以缩短游历的时间，获得更大的益处。至于说到在游历中的友谊，最有益处的是和各国使节的书记或私人秘书交际，这样，游历者可以增加有关其他国家的更多知识。在外游历的人也应当去会见各界名流巨子；通过交往就可以看出来这些人的真正为人与他们的声名有多少相符之处。在游历中，务必要谨慎避免介入本地的争斗。争斗的原因多是为情人、饮宴祝词、座次以及言语的。一个人并且应当注意如何与善怒喜争之人交往；因为这些人会把他卷入他们自己的争斗中。一个旅行者回到本国之后，不可把曾经游历的国家完全置之脑后，而应当与他所结交的最有价值的异国朋友继续通信。再者，他的游历最好是在他的谈话中出现而不要在他的服装和举止中出现；而在他的谈话中他也最好是审慎地答问而不要争先叙述他的经历；他应当让人家看到，他并不是在以外国的习惯来替代本国的习惯，而仅仅是把他从国外学来的某种最好的事物移植入本国的风俗中而已。
▲十九 论帝王
帝王的内心常常对世界无所欲望而多所畏惧，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心境。他们高踞万民之上，至尊至贵，当然对生活无所渴望和需求。但是，他们却正因此而倍加烦恼，因为他们不得不时时提防各种可能的阴谋和背叛。所以《圣经》中说：“君王之心深不可测。”当人心中除了猜疑恐惧便容不下别的事物的时候，这种心灵当然是不可测度的！
为了逃避这种可悲的心态，明智的帝王往往因为自己没事而找些事做：例如设计一座楼台，组织一个社团，选拔一个臣僚，练习某种技艺等。譬如尼罗王爱好竖琴，达密王精于射箭，哥莫达王热爱剑术，卡拉卡王喜欢骑马等等。这在有些人看来似乎是很奇怪的，因为他们不可理解。为什么君王不关心大事，却爱好这些匹夫小术？我们在历史中还看到，有些帝王早年英姿天纵，所向无敌，到了晚年却陷入迷信和忧郁之境。例如亚历山大大帝和德奥克里王就是如此。晚近的还有查理第五也是如此。这是因为一个已习惯于叱咤风云生涯的人，一入无事寂寞之境，就难免会走向颓废。
现在再说帝王的威严。善于保持威信者，是懂得恩威并施这种驾驭之术的人。这意味着要在两个极端之间掌握平衡，却又绝非一件很容易的事。维斯帕思曾问阿波洛尼亚：“是什么原因导致尼罗王的失败？”阿波洛尼亚说：
“尼罗王虽然是个高明的琴师，但在政治上却显然不精此道。他有时把弦绷得过紧，而有时又把弦放得太松。”毫无疑义，宽严两误是导致政治失败的契机。
近代论权术者，所注意的重点，常常是放在如何处置危机，而不是如何防止危机上。这就未免有点舍本求末了。一方面固然不可见小失大——所谓明察秋豪而不见舆薪。
但另一方面也不可见大失小——殊不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任何帝王也难免有一些政治上的对手，但最可怕的对手却藏在他们自己心灵中。据塔西佗说，帝王不仅多疑，而且愿望往往自相矛盾。而权力之所以腐蚀人，也正是因为它提供了肆行无忌的种种可能性，使帝王不仅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可以不择手段。
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帝王来说。他的敌人又似乎举目皆是——无论邻国、妻子、儿女、僧侣、贵族、绅士、盲人、平民还是士兵，稍有不测，都可能成为仇敌。先说邻国吧。与邻国的关系随形势而多变，但无论怎样变，却有一条总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是：要自强不懈，警惕你的邻国（在领土、经济或军事上）强于你。
所以在历史上，英王亨利第八、法王法兰西斯第一和皇帝查理第五，曾经建立这样一种三头联盟。每当其中一位强过别人时，另两位就联合在一起抑制和反对他，例如那不勒斯的裴迪南王、佛罗伦萨的美迪奇王和米兰的斯福查王所组成的联盟。经院哲学家认为，如果一国没有侵犯一国，就不应该进行战争。这种说法是不可相信的。因为先期打击潜在的对手，正是预防被侵略的方法之一。至于谈到帝王与他的后妃，历史上是有过悲惨的事例的。里维亚王后毒死了她的夫君奥古斯都大帝。土耳其王梭利门一世的宠妃洛克莎娜，为了能使自己生的儿子成为太子，就暗杀了真正的皇太子穆斯塔发，扰乱了继承的大统。而英王爱德华二世的皇后，既是迫使他退位那一阴谋中的主角，又是最后暗杀他的凶手。这些悲惨事件之所以发生，不是由于储君的废立，就是由于后妃们有了私情。
至于帝王的子嗣，给他们带来的苦恼也不比别人少。一般来说，作帝王的父亲对儿子们很少有不暗怀猜忌的。
像前面已谈过的那个土耳其的事例，就使梭利门大帝以后的土耳其君统，一直都有非嫡派子孙的嫌疑。甚至有人认为梭利门二世可能是皇妃与别人的私生子。自从君士坦丁大帝杀死了他那秉性温柔的王子克里普斯后，他的家室就不复有安宁。太子君士坦丁和另两个儿子康斯坦斯、康斯坦修斯后来相继死于争夺继位权的家哄。马其顿王菲力普二世的太子狄修斯，受他的兄弟诬陷而被赐死。当菲力普发现了真相后，结果忧悔而死。类似的事例在历史上实在多得难以枚举。但大多数帝王对他们儿子的防范，事实上却很少是有充足理由的。当然，历史上也不乏相反的例子，例如叛变了父王梭利门皇帝的王子巴加札特，以及叛变了亨利二世的那三个王子等等。
再谈帝王与宗教领袖的关系。如果宗教势力过大，那对他的统治也会形成可怕的威胁。例如历史上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安萨姆和贝克勒，都曾企图把教权与王权集于一身。他们用手中的权杖对抗君主的剑，如果不是遭遇到强有力的对手，他们几乎就得手了。教权的危险，并非来自宗教本身，而是来自与世俗政治势力的勾结——特别是如果有国家外部势力的支持。或者主教的出任，并非出自帝王的旨意，而是来自于民众自发的拥戴的时候。
至于贵族们，帝王应当对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如果过于压制他们，这虽然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也可能导致政治的危险。关于这一点，我在《亨利七世传》中曾作过讨论。由于亨利七世一直与贵族阶级对立，因此在他那一时代，王权始终是面临着危险的。贵族们对他保持着表面的恭顺，在事实上却不肯与他合作，使他的处境十分孤立。
社会上的绅士阶层，对王权的威胁要小得多。不妨让他们放言高论，但却不要让他们结成社团。他们既是贵族势力的制约，而且由于他们接近平民，也可以利用他们调和帝王与人民的关系。
关于国家中的富人阶级，他们好比社会的血脉。如果他们不繁荣，那么一个国家就可能营养不良，不可能强壮。
因此帝王不应企图用高税率压榨他们，这也许能带来暂时的好处，但从长远说，商业的不发达只能导致国库财富泉源的枯竭。
至于国家中的平民，需要注意他们中间的那种精英人物。若没有这种人的发动和领导，只要君王不对人民的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作粗暴的干涉，那么人们是不会闹事的。最后再谈谈军队。这是一个危险的团体，尤其当他们产生了物质欲望的时候。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土耳其御林军和罗马近卫兵的叛乱。防范的办法是分而治之，并经常调换他们的军官，更不要轻易用赏赐刺激他们的贪欲。
帝王好比天上的行星，他们的出没决定了人间的季节，受到世人的崇拜，却周天运行不能休止。以上关于帝王之术的所有论述，最终可以归纳为如下两句话：
第一，“请不要忘记帝王也是凡人。”
第二，“但也请注意，帝王既是人世上的神，又是神之意志的体现。”
第一句话所告诫帝王的，是他们能力的局限。而第二句话所提醒他们的，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
▲二十 论进言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关于进言的信任。因为在别的托付之中人们不过是把生活的一部分委托给人，如田地、产业、子女、信用，某项个别事务；但是对那些他们认为是言官或诤友的人，他们是把生活的全部都委托了；由此可见，这些有言责的人更应当严守信实与坚贞。聪明的君主也不必认为言论有损于他们的伟名。
就连上帝自己也少不了进言，他把进言这件事定为他的后代的尊号之一，就是“进言者”或“规劝者”。所罗门曾经说过：“有忠言方有安全”。凡事必有初有次；不在言论的辩驳上颠簸，就必将在幸运的波涛上颠簸，并且可能会有始无终，成败不定，好象一个醉人的蹒跚一样。所罗门的儿子发现了言论的力量，就如同他父亲发现了言论的必要一样。因为上帝所最宠爱的那个国家是最先由邪说分裂破坏的；这邪说有两个特点，这两个特点可说是天意赋予它，以教训世人如何可以永远看出邪恶的言论来的；这种言论，在人的方面，就是年青人的言论；在事的方面，是主张暴力的言论。
帝王与言论之一体相关而不可分离以及帝王当如何善用言论之道，这二者都由古人以譬喻说出了。其一，古人说丘比特曾娶密狄斯，这位密狄斯就是言论，古人借这个寓言表示君权是与言论一体的。其二就是这故事的下文，古人说丘比特娶了密狄斯之后，她怀了孕。但是丘比特在她还没有生产的时候，就把她吞入腹内，因此他自己竟怀孕在身，后来就由头中产生了全身披挂的帕拉斯。这个荒唐的故事暗寓君主的秘密；告诫我们君主应当如何利用朝中的言论。第一，为帝王者应当把事务交付朝议，这就好象授胎使孕一样；但是当这些事务在议论的腹中已受捏搓，成形之后，那时为帝王者就不让朝议去决断并支配这些事务，好象非仗着他们不可似的；反之，却要把事务拿回到自己的手里，并且要使世人看来那号令及最后的决断（这些号令及决断，因为它们发出的时候是审慎而且有力的，因此就可譬全副武装的帕拉斯）是从他们自己出的，并且不仅是从他们的威权，而且是从他们的脑筋及智谋而来的（这样就更可以增加他们自己的名望了）。
现在谈一谈言论的害处及补救的办法。求言与用言的害处有三。第一，事务为人所知，机密于是不固。第二，君主之威权减弱，好象他们作事不能全仗自己似的。第三是奸言的危险，所说的话于进言者比纳言者更为有利。因为这三种害处，所以意大利的理论和法兰西的实行（在某几位君王的时代）曾创密议或“内阁会议”之制；这是一种比疾病本身更坏的治疗术。
说到秘密，为君主者不必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通知所有的言事之臣；反之，他是可以选择的。并且，那问人他应当怎样办的人也不一定要宣布他将要怎么办。然而为君主者却须提防，不可使事机的泄露，出自他们本身。至于那些秘密会议，下面这句话可为它们的座右铭，就是“我满是漏洞”。一个喋喋不休，以告人秘密为荣的人，其为害之烈，虽有许多懂得保密的责任的人也是挽救不过来的。有些事件需要极度的秘密，除了君主本人，不应该让两个以上的人知道，的确是这样；然而这一两个人的言论也不见得没有好处；因为，在保守秘密之外，还需要这些言论还能继续依着同一方针进行而不受扰乱。而要达到这种情形，为帝王者就必须做一位明主，一位自己有力量办事的君主；那些参与机密的议事官也须是明智之人，尤其是得忠于君主者才行；英王亨利七世在面临重大事件时从不把秘密告诉任何人，除非是摩托和福克斯，这就是一个例子。
至于说权威的减弱，上边的例子已经表明了补救之道。不仅如此，帝王参与议论不仅不会消减其尊严，反而会提高其尊严；而且，我们也从来也没有见到过君主因为接受言论而失去臣仆的；除非某一个言事的人升擢过快，或某几个言事的人组织过密，而这种情况应该算是例外；而且这些情形比较容易发觉并加以补救。
再讲一个进言过程中存在的危害，那就是人们会存私心而进言。毫无疑问，“他在地面上将找不到忠诚，”这句话意在形容一个时代而非指所有的人。有一些天性忠实、诚恳、质朴、爽直，而不狡猾曲折的人；为君主者当首先把有这样天性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再者，言官并非都是团结一致的，反之，他们常常互相监视；因此，如果有一个人的言论是因党争或私心而发的，这种情形多半会传到君主的耳朵里来的。但是最好的救治之道就是君主要懂得言官，如言官之懂得君主：
“君主之至德在乎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