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钱阆。没钱的钱，门良阆。性别，男。1973年出生于本省最南面的一个小山村。我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考试。考试的科目很多，有大考，也有小考。
有的人不想考，或者担心考不过，请别人代替考试。代替他人考试的人被戏称为“枪手”。
1979年小学一年级，我就成了一名枪手。
当一名这样的“枪手”最少需要具备三个素质：一是速度；二是胆大；三是专业。所谓的专业也就是要精通考试。自己都考不过，代替别人考就没意义了。找枪手就是要保证通过考试，保证考试及格。
说到速度：我个子瘦小，肤色黝黑。一双眼睛滴溜溜的，转得快。我做功课的速度也快。我跑起来更快，跟飞一样，没有人能追得上我。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学校，教室只有一间；老师只有一个；只有一年级。老师的脾气不太好。对付不遵守纪律的学生，他直接用细竹条抽打手心，或者直接上手拧耳朵。除了我，所有人都害怕他。教室里，讲台右侧的土坯墙上开了一个洞，是老师放粉笔的地方。洞口离地面很高。下课时老师离开教室的那十几分钟的空档里，我敢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搭起两张凳子，像掏鸟蛋一样从那个墙洞里掏出一大把粉笔来，揣到自己的衣兜里。为同学们所不敢为，胆大不？
说到专业：我的功课应该还可以。那时一年级只学习两门课：语文和数学。至于我的成绩怎么样，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放寒假前，发奖状的时候，只有我敢走上讲台提出质疑：老师，为什么没有我的奖状？
聘请我当枪手的人是我的同桌，他姓汪。精确地说，我们也算不上是同桌。每个人的“桌子”和凳子都是自己带来的。大多人都是带来一块粗糙不平的木板，两头往土坯垒起来的两个墩子一放，就是课桌了。一张课“桌”，根本坐不两个人。上课的时候，我们仅仅是挨在一起坐着而已。我们就是这样“同桌”的。
学校坐落在我们村东面的向阳山坡上，是一间瓦顶的土坯房，冬天透风，阴天漏雨。学校没有围墙，一块巴掌大的空地就是操场。厕所在教室后面，是用稻草搭建的简易棚子。在这所学校就读的二十多个学生，来自周围的五六个小村庄。学校只有一个老师，他兼任我们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班主任，连校长也是由他兼任的。
我的同桌小汪跟我的年龄一样大，一幅老实巴交的样子。他走路的时候低着头，慢吞吞的。你跟他说话，他半天也答不上来。有一次我问他的裤子为什么湿了，他支支吾吾半天也不知道在讲什么。你不能说他笨。在那样一个年代，他竟然还知道请我做枪手，帮他做作业！
小汪的功课很差，什么都不会。他请我做作业，是给报酬的。他会给我多少钱？有时候一分；有时候二分；有时是一盒清凉油；有时是一颗玻璃弹子，或者半盒防冻伤的润肤膏什么的。当然，大部分时候什么也没给。
农村的孩子，即使是一年级年仅七八岁的小学生，在放学之后，总是有太多重要的事情去做：比如到后山上把牛牵回家；去山上捡柴火；去半里路外的菜园里拔几根蒜苗；背着粪筐粪耙子去捡猪粪，反正不会有机会被派到街上去打酱油。晚上吃完晚饭，在昏暗的柴油灯下，把书本摊放在油腻腻的大方桌上，半蹲半坐在椅子上写作业，实在不是一种什么愉快的经历。冬天，屋里寒冷潮湿。即使把脚伸进一个小火炉里，手指冻得僵硬，握不住笔。跟大部分孩子一样，一到冬天，我的手都会生冻疮；夏天，成群的蚊子对着灯下写作业的我们轮番叮咬；春秋两季，气温舒适，却成了农忙季节，全家老小都很忙，有空坐下来的时候，都困得想睡觉。
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做作业的，而且还是双份。跟现在的孩子比，我们的作业并不是不太多，就是抄写生字生词和做算术题。我写完自己的作业，再替小汪写。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比较认真。后来，我开始偷懒。特别是抄写生字，一遍一遍地重复，好枯燥。我就在小汪的小字本的格子里画圈圈。一个圈代表一个字。要是有一天学习了10个生字，老师要求一个生字抄写一行。小字本14个字一行，那么我就会为他画10行，一共140个圈圈。第二天上课前交给他，他看也不看。
记得一年级，都是自己把作业本放在讲台上。语文作业一摞，数学作业一摞。有的同学，作业本因为浸了一大片柴油或是稀饭，或者是写得极其不认真，就会把作业本塞到一摞作业本的中间。老师也要干农活。他一般在我们自由朗读的时候，坐在讲台上批改作业。开始几本批改得还比较认真，看到中间他也烦了，累了，作业或作业本有什么毛病，他并不太在意。一堆作业快批改完了，他又会认真起来，又会变得比较挑剔。这个公开的秘密，除了小汪，大家都知道。所以，要想少惹上麻烦，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作业本塞在中间。
小汪不知道这个秘密，也就掌握不了我们交作业本的“技巧”。他总是顺手把作业本放在最上面。结果，老师总是会先发现小汪的作业有问题。老师责问小汪为什么不写字，总是画圈，他就低着头，一声不吭地站在讲台一侧。老师有时罚他站在教室外面，甚至是拧着他的耳朵，把他拽出教室，或者罚他放学后扫地。他绝对不会把我供出来，也没有对我讲过一句怨言。就这样，我给他当“枪手”，他给我报酬。
寒假期末考试前一天，他竟然给了我5分钱，一枚崭新的5分硬币。5分钱可以买到一颗生鸡蛋！或者买三颗姜汁麦芽糖，或者两个小鞭炮，或者一块橡皮，或者一片口香糖……那5分钱害得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第二天，期末考试，下着大雪，天地一片白茫茫的。教室前面的水田完全被大雪覆盖，像一马平川；教室东面向阳山坡上的松枝上堆满积雪，树身枝桠下都挂着冰凌；教室北面的窗户钉了两层厚厚的塑料薄膜，还是能听到风声呜咽。一开口讲话都能啥出大团的白气。大队学校派来一位监考老师。我们的老师在教室前面生起了一堆火，跟监考老师围坐在火堆旁边，一边抽着劣质的卷烟，一边扯东扯西地聊天。
老师用粉笔将考试题抄写在黑板上，每人发一张白竹薕纸作为答题纸。我故意把自己的答卷给小汪看。他的手也冻得通红，手里虽然拿着笔，一个字也不写。哦，对不起，我忘记了，他根本就不会写字。天气很冷，我的手都冻僵了，我想赶快回家。可是……最后，教室里只剩下4个人：小汪、我、监考老师和我们老师。
那位监考老师看起来很凶，我答完试卷后，迟迟不敢替小汪答卷。我语无伦次地对小汪说：你自己答卷吧。我不敢……我……我要交卷了。小汪用哀求的目光看着我，嗫嚅着，乞求着。监考老师把手腕抬得高高的，看了看手表，又看看我们俩，说时间不多了，赶快交卷吧。然后，又指着我，“你在干什么呢？题都答完了吗？”我说：“答完了。”“那为什么不交卷？”监考老师严厉地追问道。“我现在就交卷”。说着，我拎起书包，走上讲台交了答卷，然后头也不回地逃离了教室。
天空是铅灰色的一片。远近的山黑白斑驳，白的是雪，黑的是松树。脚下的积雪咯咯吱吱地响。一口气在雪地里深深浅浅200多米，走到村东的山坡上，下坡就进村了，我不敢回头。我感觉到小汪那可怜巴巴的目光一直盯着我，尾随着我。回到家里，我仍然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从身后投射过来，让我如芒刺在背。
我想把5分钱退还给小汪。放寒假前返校拿成绩单的那一天，我手里紧紧地攥着那枚硬币，站在教室门口朝小汪村子的方向张望。他没有来。那个冬天特别地冷，我们村的池塘似乎连底都冻上了。第二个学期开学了，他还是没有来。事实上，打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他。
后来，我才知道小汪父母是表兄妹，是三代以内的近亲婚姻。他们家生育了三个孩子：老大四五岁时变成了傻子，不会讲话，不会走路，生活也不能自理。小汪排行第二，就在那年冬天，他也瘫痪了。再后来，他的弟弟，一个聪明活泼的、非常懂事的帅气小子十二岁时也跟两位哥哥一样。
小汪没有通过考试，他被淘汰了。小汪的父母面对婚姻的考试，他们的答卷也是不及格。
